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及其启示

国外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主要有:财产申报制度,政治运行公开化制度,利益回避制度,廉政惩处制度,离职后的行为限制制度。我国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设计,需要摒弃意识形态的功利主义,完善国家公职人员的利益回避制度和财产公开制度,运用系统规范的峻法严制惩治权力腐败化的利益勾结行为,建立和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多路径监督机制,强制约束权力执掌行为。     

从“党内法”到“国家法”的转变是治理公员利益冲突现象的应然选择

我国正处在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历史进程中,在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上也提出了“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要求.但现有的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相关规定仍属于“党内法”的范畴,而且存在着诸多需要完善的地方,影响了制度设计的预期效果.因此应积极借鉴国际社会的成功做法,尽快把防止利益冲突的“党内法”制度转化为“国家法”,通过立法确立防范利益冲突的基本原则;规制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主要事项;完善财产申报制度;健全监督机制,以此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规制公务员的从政行为,遏制公务员腐败现象多发、易发、高发的态势.     

反腐倡廉与防止利益冲突的制度建设

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利于政府与社会民众之间的信息沟通和信任,从而为廉政建设提供良好的政治生态环境.做好防止利益冲突工作的核心,就在于从制度层面规范和监督公共权力的运行过程,有效避免私人利益对公共事务的干扰,进而减少国家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机会和空间.     

践行马克思主义权力观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

在加强执政党反腐倡廉建设中，明确提出“防止利益冲突”的要求，是坚持马克思主义权力观，推动我国党风廉政制度建设与国际社会接轨的重要举措。强调健全“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的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就是按照马克思主义权力观的要求，紧密结合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实际，借鉴国际社会制度防腐的经验，以完善反腐败国家立法为基础，以加强廉政伦理教育和廉洁文化建设为重点，以健全“三公”领域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为突破口，以完善防止利益冲突的管理型制度为保障，把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有机融入到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有效发挥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在反腐倡廉制度体系中的基础性、预防性和机制性作用。     

浅论如何构建我国防止利益冲突体系

“利益冲突”是现实生活中极易产生腐败的一个根源，防止“利益冲突”的发生是我国目前面临的重要课题。只有加强廉政建设的预防功能，提高反腐败机制设计科学水平，才能有效遏制“利益冲突”现象。经过国外大量的实践反复验证．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是国际社会通行的、有效的反腐手段。本文试从利益冲突的内涵、国外取得的经验着手，逐层剖析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建设现状，针对如何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机制进行一些探讨。     

我国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阻碍因素及消解

在我国推行公职人员财产公开制度,是促进民主政治发展、防止利益冲突、加大防腐力度和提高政府公信力的必然要求,但当前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可能性、既得利益者的抵制、隐私权冲突以及相关配套措施不完善等因素阻碍着这一制度的推行,可以从培育社会环境、健全相关法规、完善配套制度、分层渐进推进、明确责任主体等五个方面逐步加以消解,推进公职人员财产公开的进程。     

建立我国防止利益冲突制度的思考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这是新时期我国反腐倡廉的指导思想和重要任务。如何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首先应界定利益冲突的概念，分析利益冲突的表现形式，并在公共权力易腐的重要领域着手，建立健全防止利益冲突制度，从根本上有效防止利益冲突的产生和蔓延。     

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的法治化途径选择

公务员利益冲突问题是危害政府廉洁形象和拙政合法性的重要因素，建立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是防止公权私用，抑制腐败，保证清正廉洁的重要手段。我国的公务员利益冲突制度建设虽然取得了重大成就，但也存在诸多缺陷，尤其是法制化程度较低。应该借鉴国际社会《利益冲突法》的成功经验，将防止公务员利益冲突纳入法治化渠道，加快防止利益冲突的立法建设，对财产申报、资产处理、职务回避、离职后再就业等容易引发利益冲突的事项，进行了严格、清晰、详细的法律规定。同时，健全防止利益冲突的法律监督机制，强化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实现对从政行为的监督制约。     

我国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探析

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的建立是完善我国行政监督的重要环节，也与党的十八大关于反腐的精神相契合。不断完善我国公职人员家庭财产公开制度，健全财产公开制度的监督功能，使监督权回归社会，促进“阳光政府”、“服务型政府”建设。     

群体性事件的政治学分析

社会转型期的利益冲突导致群体性事件的不断出现,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和谐与稳定。群体性事件是我国转型时期社会冲突的重要表现形式,冲突双方都有自身的利益表达,而且两者利益之间存在一个边界,并围绕着这个边界进行利益博弈,一旦一方越过边界,就会发生利益冲突。当利益冲突超过边界限度或得不到控制时,势必会对社会的存在构成威胁,从而也对社会稳定构成威胁。为防止这种情况的发生,应划分利益边界,平衡利益边界结构,规范利益冲突制度,整合利益观念,畅通利益表达渠道,建立公平的社会机制。     

人类“公共利益”正当性的探求与“公共悖论”的有效化解

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作为一种"价值两难",是人类自身生存和实践的常态,是受生存规律的制约而形成的人类不得不面临的基本现实;对公共利益的理解,经历了一个从抽象的道德原则向具体个体的共同福利转变的过程。在现实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通常表现为所谓的"公共悖论":多数选择与正义原则之间的冲突;个人理性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政府利益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冲突等。     

生命权对立下紧急避险存在的空间

紧急避险是人们熟悉的一项排除犯罪的事由,但关于生命能否作为避险客体尚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国采取法益衡量的观点,其认为生命的价值大于其他任何的法益,所以生命不能作为紧急避险的客体。但此观点有些过于绝对,本文主要是针对生命权避险问题所引发的思考,进行一些相应的分析从而提出我的观点。     

社会冲突事件的结构紧张理论分析

我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引发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以利益博弈为核心的各种社会矛盾。社会冲突事件的发生除了根本的利益博弈之外,还存在一种结构性的紧张状态,它一方面缘于社会结构自身的紧张;另一方面则是在利益博弈这一目标主导下的手段上的选择。     

论中日关系的历史与未来

影响中日关系的实质性问题并不是复交与否,而在于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怀抱大国之梦,与中国有着深层次的分歧。在热战时代,两国是侵略和被侵略的关系,水火不容;在冷战时代,演变成了两个阵营的对立;冷战结束之后,综合国力趋近,而国家利益趋远。只有强强共处才能够确保中日关系的平稳发展。     

冲突预防与非政府组织的作用

学界对冲突预防(CP)的理解充满争论。本文把CP分为结构型和直接型预防两类。前者着重讨论冲突原发地的潜在原因,并致力于一种长期的参与;后者主要关注短期策略以及冲突方和第三方的互动。在实践中,国家和政府间组织(IGOs)一直是CP的主导力量。联合国就是最明显的参与者,在冲突预防中扮演着重要的领导角色。鉴于当代冲突的动态和特点与传统的国家间冲突不同,NGO在预防国际冲突中的作用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NGOs在CP中的各种角色和活动往往是和国家及政府间组织并行或同在的。在实践中,全世界各国、IGOs以及参与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的NGOs之间存在着依存关系。提高解决当代冲突的能力和效率,我们就应该也必须通过一个跨国框架来增进国家、IGOs和NGOs之间的合作与协调。     

论我国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及其完善

社会冲突是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概念。法律控制的社会冲突是自然人与法人的行为冲突,这种行为冲突具有严重的反社会性。社会冲突的法律控制具有预警、宣泄、救济、秩序等作用,但也存在着范围不足、僵化和社会成本高等局限。完善社会冲突中的法律控制,需要以立法的方式确立利益主体的平等地位,明确界定产权,实行分配正义,确定社会冲突的多元控制模式。     

论刑事诉讼中多元利益的平衡保护

刑事诉讼中的多元利益由于诉讼主体的不同而有区别,并且可以把它分为两个利益位阶。这两个利益位阶的冲突主要表现在永久性利益冲突和暂时性利益冲突上,对此,应该采取相应的平衡保护措施。而审判机关作为一个中立者,它的利益除公正、公平、效率之外就没有其他的利益,因而审判机关的中立性是刑事诉讼中的两个阶层利益能否得到有效平衡保护的前提。     

经济公益诉讼的制度性障碍及其对策

与社会公共利益密切相关的经济法纠纷大量存在,而现有的行政解决机制对此又无能为力,为此,有必要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制度。但在我国目前的法律框架下,文章认为,建立经济公益诉讼必须解决原告起诉资格于法无据、法制责任制度不完备、法院裁决权限受限制三大制度性障碍。     

论民法法益

追逐利益是人类的本能,利益的冲突使法律的介入成为必要。法益源于法律对利益的平衡。法益在民法中地位极为特殊,其奠定整个私权体系的基础但却得不到重视,只受到消极的保护。为确保法益享有人的合法利益,可通过构建侵权行为法一般条款等途径对其利益进行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