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建巨蠹”的堕落之路与忏悔之泪——武汉建委主任张克孝犯罪实录

上个世纪90年代,张克孝算得上武汉响当当的人物:作为武汉市城乡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正局级),他的名字和该市蓬勃发展的城建工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武汉市防汛专家组组长,他在1998年的特大洪水中常见诸于电视屏幕和报端。     

一个建委主任的忏悔

“站在这里，我感到很惭愧，我本是出身在江津的一个农民家庭，小时候家境贫寒，靠自己的努力才有了今日的成就，以前我最厌恶政府官员的吃喝玩乐……可我却最终走上了犯罪的道路。”2008年8月21日，王达炳在市一中院的审判庭接受法律的审判时，用一份长达五千余字的忏悔录向法庭表示了深深忏悔之情。     

博士处长的自白李春明的犯罪暨忏悔实录

钱的声音如此美妙 我走上犯罪道路之前,不仅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地矿行业为数不多的几个博士之一,而且还是本行业许多学科的评委.在我升任国土资源厅矿产开发管理处处长后,我所制订的<采矿登记资料要求及审批程序>得到了国务院国土资源部的推广.为了推进矿业开发的市场化运作,我还成功地主持了自治区托克逊黑山煤矿和拜城梅斯布拉克煤矿的采矿权拍卖,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但是,发生在1990年7月的一件事,使我开启了贪欲的闸门.     

从英雄到小丑——文强的升迂与堕落之路

2008年，重庆市掀起的“打黑风暴”，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单一地方规模最大的打黑行动。涉嫌充当重庆黑恶势力“最大保护伞”的重庆市公安局原常务副局长、重庆市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一夜之间从正局级高官沦为阶下囚，这不仅意味着他官运沉底，其人生也就此改写，更引爆了社会舆论对重庆打黑的关注。     

犯罪化原则与我国的"严打"政策

在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严重刑事犯罪频发的状态下,“严打”政策的实施在所难免,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转型时期人们惩治犯罪的迫切愿望和对社会安全感的强烈需求。但“严打”毕竟是对刑罚权的一种特殊分配,由于“严打”政策本身蕴含着强烈的犯罪化观念及其行动,因此,在“严打”政策法治化的过程中,必须正确处理好与犯罪化过程中的一些基本原则的关系。尤其要遵循最低限度干预原则、合理组织对犯罪的反应原则和刑法最后手段性原则,以免“严打”活动脱离法治的轨道。     

暴力胁迫型财产犯罪的认定与部分犯罪共同说之提倡

一、基本案情犯罪嫌疑人刘某邀请被害人尚某到其经营的麻将馆内赌博,刘某声称尚某与尚某妻子曾某合伙在麻将机上装遥控器"出老千"(查无实据),导致刘某赔偿其他赌客十几万元,迫使尚某承认此事。某日夜,刘某召集蒋某等4人来到尚某处逼迫其还钱,后余某到现场调停,双     

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关系之逻辑定位——对单位实施自然人犯罪的实证性反思

目前我国对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之间的体系关系几乎没有触及，需理清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间的关系。单位是自然人的特定组合形式法律拟制化的结果，单位犯罪的本质其实是对一些特殊自然人所实施的特定犯罪的拟制，单位犯罪与内部自然人犯罪之问是一种表象与内在、影像与实体的镜像关系；在犯罪构成角度而言，两者存在法条竞合关系。而这种关系定位对于解决单位犯罪同自然人犯罪三个层面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欧洲大陆国家的实质犯罪概念与俄中实质犯罪概念之不同

形式犯罪概念与实质犯罪概念的争论,只是在苏联刑法典中规定实质犯罪概念后出现的。欧洲大陆国家也有关于实质犯罪概念的论述,并提出立法层面与司法层面双重结构的犯罪概念,但并没有在刑法典中规定实质的犯罪概念,这是欧洲大陆国家实质犯罪概念与俄中实质犯罪概念的本质不同。俄中实质犯罪概念是法定犯罪概念。     

论法人犯罪的犯罪构成与刑罚配置之完善

笼统地将法人犯罪的主体要件规定为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机关、团体并不科学,应当对它们作出适当限制.本文认为,法人犯罪的主体不应当包含公司中的"一人公司";那些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财产、决策机构的法人内部职能部门如机关的科、处室以及公司的部门、科室等,不宜作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就私营企业而言,个人独资企业和个人合伙企业两种私营企业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国家机关不能成为法人犯罪的主体.法人犯罪的主观方面要件既可以是故意,也可以是过失;同时,法人犯罪都必然是为法人谋取利益,强调法人犯罪必须为法人谋取利益并不必然否定法人过失犯罪.关于犯罪法人的刑罚配置,可以考虑设立由罚金、没收财产、禁止开展特定经营活动、强制关闭职能部门、强制改组董事会、强制解散、强制破产等措施组成的由轻到重的刑罚体系.     

大陆与澳门刑法中排除犯罪性之执行命令事由的比较

排除犯罪性的事由是指根据刑法规范或者社会相当性理念而排除行为的犯罪性使之正当化的事实。在我国澳门刑法与大陆刑法中,依法执行命令的事实均可排除行为之犯罪性。但是,由于受诸种因素的影响,两地刑法对于执行命令的立法渊源、构成条件以及排除犯罪性的理由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共犯与积极身份"之逆向命题的规范分析

纯正的身份犯属于基本的犯罪类型(基本犯),不纯正的身份犯是由基本犯衍生而来的犯罪类型.根据身份在犯罪类型中的规范作用,可将身份犯实质地划分为义务犯、表见的身份犯、责任性质的身份犯.身份犯之有身份者加功无身份者:对于义务犯,一般的有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间接正犯,无身份者成立身份犯的帮助犯;对于表见的身份犯,由于缺乏身份犯之法益侵害的可能性,有无身份者都无法成立身份犯的正犯或共犯;对于责任性质的身份犯,有无身份者应成立基本犯的共同犯罪,或者依据部分犯罪共同说肯定成立不同犯罪之间的共同犯罪.     

国际航空犯罪之威胁罪研究——兼论与我国刑法的衔接

2010年在北京签订的《北京公约》和《北京议定书》两个国际航空安保公约,分别对1971年《蒙特利尔公约》及其补充议定书和1970年《海牙公约》进行了全面修订,新增了威胁犯罪行为类型。公约中的威胁罪是危害国际航空安全的抽象危险犯,其将对国际航空安全的保护前置化,以有效应对恐怖主义犯罪对国际航空安全的威胁。我国《刑法》没有规定一般的威胁罪,只在《治安管理处罚法》中将威胁行为规定为一般违法行为。根据我国刑法与国际公约相衔接的要求以及从我国国际国内治安环境考虑,应在我国刑法中设立一般性的威胁罪。     

试论法律之爱——从人权保障与控制犯罪的关系谈起

一直以来,人们往往把法律与理性、斗争联系在一起,法律在人们眼中是冰冷的、残酷的,本文认为法律的本质是爱,温情的法律是社会和谐的根源,保障人权即是法律之爱的具体表现,它是控制犯罪、实现法律目的的根本所在。     

追溯明星崇拜之风——浅析明星崇拜现象的"生产者"与"消费者"

崇拜明星的现象在当今社会上屡见不鲜,分析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本文的一个重点。文章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即人类崇拜神到崇拜人的一种转变。也是人类自己为自己创造了"明星",成为自给自足的"生产者"和"消费者"。第二部分是分析此现象之所以"愈演愈烈"的原因是"生产者"即商家抓住人们心理不断产出"受欢迎"的"商品"即明星不断满足人类追求以及在当今社会中的影响。     

关于影响我国腐败犯罪引渡的情形的思考——以"政治犯罪不引渡"与"死刑不引渡"为视角

在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背景下,面对我国一部分腐败犯罪的犯罪分子长期滞留国外无法得到法律制裁的现象,我国应尽快与相关国家签订双边引渡条约,将该类犯罪分子引渡回国进行法律制裁并挽回国家财产损失。本文旨在通过对影响腐败犯罪引渡的若干情形,即腐败性质的犯罪与政治性犯罪的司法审查区分以及死刑不引渡情形做相应的思考。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法律对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罚规定之浅议

近年来,"宽严相济"的刑事法律政策越来越被刑事法律理论界所热议。本文试根据"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我国现行的刑事法律及现行适用的相关司法解释,针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所体现的实事求是、宽大处罚的规定,提出个人粗浅的看法。     

中国犯罪参与模式之定位:应然与实然之间的二元区分体系

我国的犯罪参与模式,究竟属于单一正犯体系还是二元区分体系存在激烈争论。中国刑法虽然没有直接采用"正犯"与"共犯"的概念,但是完全可以从中解释出正犯、教唆犯、帮助犯和组织犯的犯罪参与类型。从属性原则对于限缩处罚范围、维护共同犯罪领域的罪刑法定具有重要意义,应当坚守。刑法第29条第2款的规定并不违背从属性原则。从属性原则决定了正犯与共犯之间不法评价上的差异,这使得在应然层面上正犯与共犯之间存在刑罚上的一般性差异。但是,这种一般性差异并不否定刑罚个别化裁量。共同犯罪中的作用分类法并不能成为采纳单一正犯体系的理由,同时也无需采取"主犯正犯化、从犯共犯化"的观点。在立法实然与理论应然之间,中国的犯罪参与模式应当被定位为二元区分体系。     

浅谈青少年犯罪之成因与宏观对策——从山西中阳县“燕子帮”涉黑案的视角看青少年犯罪

本文从山西中阳县“燕子帮”涉黑案的视角出发,依据相关理论分析了我国当前一些青少年犯罪的成因,并根据其成因试图从宏观上寻求一些能够真正预防和控制青少年犯罪的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