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社会视域下政府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随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意识形态问题已延伸至网络领域,网络空间在为公众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各种非主流、反主流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传播提供渠道,主流意识形态在网络场域中的地位受到了挑战,作为治理主体的政府需要予以有效回应和处理。基于该出发点,以风险社会理论为视角,分析当前政府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面临的风险,指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的散化需要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活力、转变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思维、加强政府内部组织建设、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机制及其治理逻辑

网络社会的到来从根本上改变了意识形态的生产方式与传播机制,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已经成为广泛存在的社会现象。议题、算法与编码的资本驱动,媒介、网民与社会的主体互动,技术、文化与权力的现实运动,凸显了网络意识形态感性化传播机制的重大变化。网络意识形态的感性化传播通过"质询、赋权、资本运行"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价值体系和权力结构,并日益成为关乎社会治理的重大现实问题。鉴于此,优化议题设置模式、完善网络制度建设、构建媒介素养教育、拓展文化传播渠道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路径。     

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的三层次指向

互联网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从基本理念到具体方法进行全方位的创新。宏观层面要调整创新意识形态建设的基本理念,树立以群众为中心、开放包容、有所作为的基本理念;中观层面要坚持开展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与强化网络伦理教育相结合,发挥互联网自组织功能,加强行业自律性,坚持依法治网,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网络文化;微观层面要改进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体系,变宏大叙事为日常生活叙事,变自上而下的灌输为平等对话,变系统传播为微传播,变"话中有话"为直接有力的表达。     

信息网络发展与我国社会主流思想建设的对策思考

互联网和网络媒体已成为意识形态和思想文化领域争夺的"高地",应该重视其在我国社会主流思想和意识形态建设中的强大引领功能.面对西方信息和网络文化的冲击,我们必须积极占领网络文化阵地,以先进技术传播先进文化,维护我们的文化利益,确保我们的文化安全.为此,应把握网络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唱响网上思想文化的主旋律;强化党和政府的法制管理和监督,努力营造良好的网络环境;注重对网民的教育和疏导,加强网络行业的自身建设.     

网络直播亚文化:表征、症结与治理

网络直播亚文化是互联网时代的衍生物,直接或间接影响着社会心理与社会文化建设,是必须加以重视的治理议题。网络直播亚文化表现为以流量变现为参与目的,通过礼物打赏、弹幕社交等行为引发异化消费心理和虚假的文化认同,掀起网络舆情,冲击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网络直播亚文化的症结在于监管漏洞、资本裹挟、情感缺失和话语争夺等。治理这一症结需要从多个方面着手:建构和完善网络直播监管制度、运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行正向弥合、培育网民的法律意识和媒介素养、占领互联网传播高地,牢牢掌握媒介话语权。     

耦合视角下网络秩序治理路径——基于微博日常网络行动的探讨

随着互联网影响的日益扩大,以新信息传播技术为中介而开展的社会行动逐渐出现并产生重要影响。本研究遵从常人方法学倡导的对个体日常行动的考察,认为网络社会行动呈现出流变性衍化及双重性逻辑,网络的多元复杂性表明网络秩序治理不能采用传统的社会权力运行模式,"耦合"思路是一种可能性的治理路径,即实现政府、企业、网民三元主体的协同治理,通过价值共识下的内部耦合和多元共管下的主体间耦合,开展网络秩序的良性治理。     

网络时代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问题探论——基于政治社会化视角

互联网的普及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机遇,它推动了我国国民素质的提高,提升了国民的认知水平和文化水平,同时也深刻影响着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互联网在实质上有助于"倒逼"政治社会化的发展,将主流意识形态内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情感和价值观念,外化为社会成员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坚持网络传播时代的政治社会化规律,有助于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建设。     

智媒时代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挑战与因应策略

人工智能与大众传媒的深度联姻重构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改变了传统的话语权利生成逻辑,拓展了新的社会政治空间,正在形成并不断演化的智媒时代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场域产生了冲击影响,如“信息茧房”“算法黑箱”等加剧群体区隔化,“把关人”缺位失效引发价值偏离风险,“致瘾性”机制导致群体生活疏离,“泛娱乐化”消解主体的理性认知等。这些冲击影响使得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有效应对这些现实挑战,须采用畅通传播途径、优化传播内容、加强网络治理、创新传播方式等措施,稳步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引领力、穿透力和凝聚力。     

意识形态安全视域下社会思潮的新发展态势及其批判

在新中国70多年的社会发展变革中,多样化社会思潮不断涌现,并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产生了激烈的论争,呈现出新的发展态势:在理论演进上,从注重抽象的学术争辩转向注重现实政治诉求;在现实关切上,从宏观的社会发展道路转向微观的利益分配;在国际交互态势上,从国外思潮不断向国内思潮转化;在话语辐散上,从知识分子话语扩展到大众话语;在传播方式上,从传统媒体时代的单向度传播转向全媒体时代的多向度传播。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要科学把握社会思潮新的发展态势,切实增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当代中国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凝聚力与引领力,从而保障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提升国家治理效能。     

社会转型期网络舆情治理创新——基于政治安全的视角

网络舆情是近年来政界和学界普遍关注的社会问题,它主要是指网民通过网络表达和传播的各种不同情绪、态度和意见的总和。政治安全是指国家政治体系处于结构合理、功能配合、运转协调、变化有序的良好状态。政治安全与网络舆情治理之间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社会转型期对于网络舆情的有效治理对维护国家的政治安全有着战略性的意义,即对网络舆情导向能力和信息技术控制力的提升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独立;良好的网络舆情环境有利于促进国家意识形态安全;及时掌握网络舆情动态有利于促进政治制度创新,维护政治制度安全;透过网络舆情有效解读民意有利于改进执政方式,巩固执政党地位;规范有序的网络政治参与有利于维护政治秩序的稳定。转型期社会利益格局的调整变化以及复杂的社会环境变迁,为了确保国家政治安全,必须实现网络舆情治理主体、治理理念、治理机制、治理向度和治理手段等方面的创新,以此促进网络舆情治理与政治安全的良性互动,进而有效推进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建设。     

微传播对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建设的影响及对策探讨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媒介传播已进入了"微"时代。微传播所具有的内容碎片化、主体个性化、传播方式交互性、议程设置能力强劲等特质带来了传播内容质量良莠并存、商业化趋于严重、受众过分依赖微媒体等问题。由此,给大学生意识形态安全带来严峻挑战。直面现实,要注重掌握和利用微传播的特质,改进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加强大学生媒介素质培养,加强对微传播的监管,多措并举,以切实维护我国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安全。     

论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

互联网为谣言提供便捷快速的传播平台,一定社会情境下的消极社会心态是谣言产生与传播的重要诱因。网络谣言产生具有客观性和难以预测性。在当前中国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网络谣言映射部分社会心态,这包括负面情绪、弱势心态和信任危机等。社会心态与网络谣言相互作用:消极社会心态下的人们更易信谣传谣,消极社会心态在网络谣言中传播扩散,在网络谣言动员中容易转化为集体行动等。网络谣言必须加以治理。基于社会心态层面的网络谣言的治理策略主要包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建设法治国家和提高公众的理性辨识能力。     

互联网企业网络文明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基于北京市海淀区属地企业的调查分析

<正>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工作。2021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网络文明建设的意见》,对加强网络文明作了全面部署。互联网企业作为网络空间思想引领、文化培育、内容生产传播的重要主体,在网络社会发展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加强党建引领、推动互联网企业开展网络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为此,北京市海淀区委网信办（互联网行业党委）与北京师范大学互联网发展研究院成立联合课题组,通过问卷、座谈、走访、个别访谈等形式,对属地互联网企业进行深入调研,     

意识形态治理视域下政党形象建构论析

从意识形态视角审视,政党形象建构是一个围绕政党意识形态发展而丰富自身内涵的过程。在当前意识形态治理新理念下,政党形象滞后于主流意识形态新要求、多元意识形态纷争对政党形象的内涵侵蚀、网络意识形态场域中政党形象的传播困境,凸显了政党形象与意识形态之间的张力。因此,党的形象建构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核心地位的同时,注重在意识形态语境创新和治理方式创新中推动政党形象内涵的细化发展,提升政党形象的知晓度与感受度,积极利用新型媒介打造政党的媒介形象。     

人工智能与网络社会情绪的规制

社会变革时期的中国社会由于社会矛盾凸显而导致公众情绪不稳定,随着信息环境与现实环境间的界限不断模糊,互联网成为公众因现实环境中社会不公因素产生的不满情绪的宣泄平台。网络虚拟社会中的情绪传播由于互联网技术特性加持产生不同于现实社会的传播特征。在此背景下,人工智能于网络传播领域的应用进一步使网络社会情绪在表达、聚合环节得以加强与优化,并在网络社会情绪引导与网络舆论生态治理方面展现优势作用,其中以算法技术、智能识别技术以及AR、VR技术尤为显著。人工智能在网络社会情绪传播应用中体现优势的同时也引发诸如群体情绪失控、主流媒体去权威化等新的传播问题,治理与引导领域的"一刀切"做法产生了新的负面情绪。这些问题产生于网络虚拟社会却作用于现实社会,成为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进而对网络社会情绪引导提出更高要求。打破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认知误区、强化媒体责任、提升"把关人"的地位和作用等是使人工智能治理网络情绪得以优化的重要措施。     

网络民意时代的社会治理考验及其应对

当今社会已进入网络民意时代,社会治理应该注重现实社会与网络社会的统一。网络民意映射着社会矛盾,也加速着社会矛盾的激化与传播。网络民意的兴起打破了官民交互的原生态,也突破了政府的管制与集权。网络的方便快捷及匿名的特性,常常是导致网络社会行为失范的重要因素,也给社会治理带来新的考验。应对网络民意时代的社会治理考验,必须做到调节利益关系,解决社会深层矛盾;规范传播秩序,依法管理网络社会;践行网上群众路线,改善党群官民关系;加强道德建设,规范网络社会行为。     

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

互联网已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执政合法性的巩固、国家总体安全的维护以及民族复兴伟业的实现，因此加强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至关重要。在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中，需要在厘清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中防控主体、防控内容、防控技术和防控制度等结构要素的基础上，审慎谋划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实践进路。具言之，提升主体意识、加强内容建设、创新技术规制、强化制度威力等是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风险防控的基本着力点。     

网络舆论特征新解及发展趋势剖析

在互联网技术深度发展和互联网使用日趋广泛的今天,网络舆论的传播速度和社会影响力也日益扩大。本文在对网络舆论概念的廓清基础上,对网络舆论特征引入新的解析,并预测未来我国网络舆论的发展趋势,得出网络舆论主体的理性精神和社会责任将逐步增强,政府的舆论引导能力和制度体系建设将不断完善,网络舆论终将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一个有效形式。     

大数据与网络意识形态治理

网络意识形态治理是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标志。大数据是网络意识形态治理的重要手段,但二者在实践过程中呈现复杂局面。意识形态治理既包括对网络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进而捍卫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防止主流意识形态的失真与虚置,也包括网络非主流意识形态的治理,让非主流意识形态维持在法治的限度之内,防止非主流意识形态极端化和相互妖魔化。意识形态治理应充分利用好大数据,提高意识形态治理的针对性、精准性和有效性。排除对意识形态治理的盲目性和主观性。防止意识形态治理带来的政治与社会双重风险,使主流意识形态对非主流意识形态具有引导力、震慑力和控制力。     

历史虚无主义网络传播特征初探

历史虚无主义作为一种错误的社会思潮,不但影响了网络舆论的正常秩序,更危害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以往学术界对历史虚无主义的研究往往就理论而谈理论,忽视了其社会现实性。传统的历史虚无主义主要通过小说、电影、电视等各种文学艺术形式进行传播;而当下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以及自媒体的广泛应用,历史虚无主义的传播阵地发生了改变。其利用互联网的匿名性、自发性等特点,在博客、微博、微信等自媒体平台大肆传播该类信息,频频编造诋毁历史英雄人物、否定毛泽东历史功绩,反对共产党领导的网络段子。也就是说当下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具备了网络传播的特征,欲认清历史虚无主义本质,需从网络现象入手,重点对其传播特征展开深入分析,以期揭示本质,从而肃清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