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研究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着力点,民族地区亦是如此。结合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实践来看,在新时代民族地区的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实践中,民族地区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乡村治理目标和乡村治理主体也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对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善治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此,我们可以加强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自治、法治、德治融合机制的构建和完善,在强化自治、法治、德治自身建设和定位的前提下,丰富和拓展自治、法治、德治融合的平台和机制,并通过吸引和培育自治、法治、德治的人力资源为其提供持久保障,从而有效提高我国民族地区乡村治理的水平。     

现代治理体系中的社会组织发展——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制度安排

正在现代社会治理体系中,社会组织是社会治理主体重要组成部分,其发展壮大融入于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建设进程中。《社会服务机构登记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和《基金会管理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的制度安排,充分体现了政社分开后社会组织依法自治、依章自治的理念,社会组织定位更加明确,拥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依赖政府向通过政府鼓励和扶持走向     

形式有效性:村民自治实践与研究的新思路——以基层治理创新为中心的考察

村民自治的"形式有效性",即村民自治的有效实现形式,它包括两方面,一是在"形式"的维度上,新的自治组织、程序、规则等形式,要能够促进村民自治有效运转,动员村民参与公共事务,保障村民的民主权利;二是在"结果"的维度上,这种新的形式要能实现有效治理。近几年,一些地方的村民自治实践正是围绕着"形式有效性"的思路开展的,创造出了新的村民自治形式,带动了村民的参与,促进了村庄发展。在此背景下,村民自治研究的内容和范式也随之发生变化。在研究内容方面,村民自治研究既关注程序民主,也关注治理有效。在研究范式方面,村民自治研究呈现出后现代主义范式,注重村庄的差异性和特殊性。     

社会建设视野中的城市社区治理和多民族参与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社区建设动员过程中,将各民族视为一体的"居民动员"逻辑,忽视了社区中各少数民族历史地和实践地形成的民族意识和组织结构特征,从而导致城市社区中民族关系的紧张。一个包括各民族在内的多元主体治理的权力格局的形成是社区自治的必然趋势和要求;具有自我管理能力的社区自治组织结构设置,是实现社区自治的制度保证;动员各民族居民共同参与,则是通过实践实现社区自治的群众基础。在多元治理主体的互动中,实现社区资源的优化整合,才能真正推动我国城市社会建设中的社区治理向社区自治方向前进,并在这一过程中实现民族团结和社会和谐。     

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运行环境的特殊性及对策分析

我国边疆民族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在实际运行中因遭遇自然条件、经济发展、民族构成、社会文化环境等诸多特殊性因素的影响,致使在进行边疆治理时面临财政、经济发展、公共服务、社会管理等诸多困难。本文认为,在充分考虑这些特殊因素的基础上进行机制创新,落实基层政权组织的治理主体地位,激发组织运行活力,因地制宜地进行发展,很大程度上可以改善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效果。     

广西民族自治县自治条例的立法困境与解决路径——以隆林、都安、大化、巴马4个民族自治县为例

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贯彻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民族自治地方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各方面的顺利发展,但是,由于现实条件和立法限制等原因,也面临着诸多问题。文章以广西隆林、都安、大化、巴马4个民族自治县为例,认为当前自治县自治条例的贯彻落实存在着结构和内容重复单一、修订过程流于形式、法律权威虚空低效、执法部门含糊不清等立法困境。根本原因主要有将赋权视为优惠、推行自上而下的立法、自治区自治条例缺位、立法内容趋向雷同等。最后指出,必须坚持和维护党和国家的民族政策,巩固和完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建立健全民族法制体系,坚决贯彻落实自治县自治条例,促进民族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及其社会的全面发展。     

农村治理走向半行政化:机理及其影响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村正在实践着一种有别于大多数农村的治理模式——走向半行政化,这种治理模式经过多年实践检验,显示出独特的机理和复杂的影响。其内在运行机理是农村治理"国进民退",即把村民委员会的部分自治权向乡(镇)下派(或聘请的)的事务管理单位转移,这实际上是把村委会这个自治组织纳入到了国家行政体制之内。与此同时,将"项目制"引入农村,结合农村传统能人治村,加大人才队伍的建设与投入,从而改善农村治理。在农村治理转向半行政化之后,乡村恶势力干扰农村治理的乱象有所减少,村级财政赤字得到缓解,部分消除了权威治理短板、能人专政等农村治理原有的弊端,使农村管理出现了科学化和现代化的发展态势。但是,这种带有严重行政色彩的农村治理模式也带来了譬如机构臃肿、形式主义等"行政化"固有的弊端。     

乡村公共文化的实践逻辑及其治理

乡村公共文化包括公共文化服务和村落自组织文化两种实践样态。公共文化服务因文化阵地建设的供需分离、文化活动重"送"轻"种"、文化资源开发的异化现象等问题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内卷化"逻辑;村落自组织文化因文化责任主体缺位、组织主体弱化、参与主体缺失等因素在实践运行过程中呈现出"无主体逻辑"。两种实践逻辑对乡村治理产生了消极影响,为了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实现乡村文化振兴,应建构国家资源与村社组织协同的公共文化发展模式。这一协同治理模式的实践过程本质上是通过国家介入来激活地方性内生文化资源,在乡村治理过程中实现多方利益主体的合作,激发出社区的文化活力,确立起文化主体性。     

我国农村社区治理的“破”与“立”——以山东省日照市社区自治经验为例

随着新型农村社区建设和城镇化进程加快,我国农村社区治理面临着新的问题。农村社区治理主体缺失、经济利益分化严重、村民自治能力培育不足、不良选举文化频繁入侵等问题广泛存在,严重干扰了农村社区村民自治的开展,损害了农村社区村民的合法权益,危害着农村社区的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山东省日照市作为全国唯一的农村社区管理和服务创新实验区,在农村社区组织架构、管理形式和目标追求上实现了"三破三立",创新基层民主形式,推动基层民主进步,实现了农村社区的文明自治和稳定发展。当前推进农村社区治理,需要维护村民自治权利的主体地位,确保村民自治权利有充分的实现路径;需要厘清农村社区的自治任务与服务功能,以创新精神推动农村社区治理工作格局的变革。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与现实、问题与评价

美国城市治理的历史经历了等级治理、市场主导、交互治理的变迁,当下正走向混合治理模式。城市拥有较大的自治权,政府组织一般采用市长负责制、议会—管理者政府、委员会政府三种形式。除公共部门、私营部门外,市民或作为个体或结成团体参与城市治理,治理手段多元。治理问题突出表现在城市社会的分裂与隔离;郊区自治与大都市碎片化;政治文化和市民参与减弱。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政治文化下,美国城市治理缺乏保障基本社会公平的公共政策和公共服务,事务决策权主要集中在企业家和商业实体手中,治理活动淡化了政党色彩和政治分歧。     

乡村社会的变动与村民自治的实践——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乡村政治解析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是一个民主政治不断完善的过程，在此过程中，村民自治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制度安排。村民自治其实质是通过给予农民充足的自主发展空间。在增强农民对国家认同感与权力正当性的认同时。实现国家治理与农民自我发展的双重目标。但实际来看，村民自治在其实际运行中产生了明显的行政化倾向，使得村民自治更多地成为一种完成国家行政任务的载体，国家很难通过这种“行政化的村民自治”来构建一种新型文化网络关系，实现国家和村落社区的健康互动。基于这种现实，在国家政权建设的目标中检讨村民自治实践的历程，进而提供一些积极的实践方向就显得非常重要。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论协同治理的内涵、价值及发展趋向

协同治理是全球化时代,由跨越组织、部门和空间边界的公共部门、市场组织、社会组织或个人相互协调合作,共同解决棘手公共问题的整个过程,可以从政策制定过程、构建良善关系和善治实现方式的维度对其内涵进行阐释。作为一种新型治理策略,协同治理的重要价值在于能够通过鼓励公民参与使新兴民主得以巩固、衰退型民主能够复兴,并通过多元协同提升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的供给质量。协同治理是对现实治理难题的回应,在产生、达成与运行的不同阶段表现出特有的实践取向;而作为新兴研究领域的协同治理在理论探讨还落后于实践,需要在内涵的本质属性、利益相关者的相互关系以及运行机制的内在机理等方面进行深入研究。     

过渡型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和应对举措—以江苏省盐城市城南新区为例

过渡型社区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微观平台,需要形成政府治理与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居民自治的良性互动。文章分析了过渡型社区治理面临的"五难"困境,提出了强化社区民生建设以提高居民融入度,重构社区治理主流文化以提高居民认同度,发挥居民主体作用以培育居民社区自治能力,激发社会组织活力以发挥社会组织参与作用,转型政府职能以发挥政府治理主导作用等治理之策。     

建立经济性特区“自治服务”的社区治理模式

沈承诚在《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撰文指出，“自治式服务”治理模式强调以自治与服务为基本价值理念，塑造街道政府、社区工作站、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和社会服务机构等社区治理组织的协调联动平台，并通过相关机制建构，     

监狱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对罪犯有限自治模式的思考

罪犯有限自治模式是基于监狱治理现代化背景下,对罪犯传统自治模式的重新审视和理性考量。罪犯有限自治应兼具法理、治理和情理三大拓展属性。根据韦伯理想型组织的三种形态,罪犯有限自治组织可设置为规则、文化、价值三种有限自治模式,为防范自治失控状态下还应设置复归模式。     

农村新型社会组织面临的困境与破解路径

目前,农村新型社会组织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生力军,在农村社会治理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农村新型社会组织在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中出现了认同、体制、能力等新的困境。为此,应优化农村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加强社会认同度,创新管理体制,加大政策对农村社会组织的扶持。     

社会资本视域下基层党建引领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研究——基于江西省基层“党建+”工作的探索与实践

党的十九大提出,要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领导基层治理的坚强战斗堡垒。新时代的村民自治转向社区自治,村级组织建设的重心正在从村民自治转向党组织建设。以基层党建来统领乡村工作,成为农村社区治理创新的方向。社会资本与社区治理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联性。江西省农村基层"党建+"在工作理念上突出协商取向,协调社会利益关系和整合民意;在组织设置上,构建"一核多元"党群管理架构,提升组织力协同发展;在工作机制上,建立健全公开机制和监督机制,发挥村务监督委员会的作用;在工作内容上,强调"党建+村中心工作",实现与基层实际有机融合。优化基层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创新,必须使"党建+"工作服从治理需求,根据社区社会资本的总量和分布决定其内容和机制;必须强化建章立制、确保规范运行,开展实质性内容的党建活动,扩大工作覆盖面;同时,必须使"党建+"工作嵌入基层协商民主实践,着力培育农村社区社会资本。     

“动因-过程”视角下的积分制：产生、运行与效能——基于湖南省D村的个案研究

近年来积分制被广泛运用于乡村公共事务治理当中。为什么传统的积分制会在新时代乡村公共治理中重新焕发出生命力？其治理效能在新时代是如何发挥的？本文基于“动因-过程”的分析框架,通过湖南省D村的个案考察,分析了乡村公共治理中积分制的产生动因、运行机制以及实践效果。研究发现,积分制产生于行政与自治失衡引致的乡村公共治理自治组织基础动摇、村庄人情社会等非正式制度失灵导致的社会基础削弱。经由组织的整合、政府的推动以及社会的确认,最终形成了动力协调、组织调整、社会嵌入的运行机制。积分制通过激励农户参与在实践中既发挥了促进乡村治理关系的协调、社会治理的落实以及发展建设的共享等治理效能,同时也出现了引发组织创新惰性、降低干群之间的信任度以及目标替代等制度“异化”现象。     

民族地区城市社区治理的实践探索与优化建议——以昌都市为例

正社区治理是以有效提供公共物品,满足社区需求,优化社区秩序为目的,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治理的过程和机制。它是基层自治的表现形式之一。民族地区社区自治受到其生产水平不高的制约,受到其传统文化的影响,使其具有了一些特色。这些鲜明的特点使得民族地区进行基层自治时就必须结合其自身的特性进行。本文通过对西藏自治区昌都市社区治理现状的概括,找出社区治理中存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