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刑”与“慎赔”之统一——从错捕案件国家赔偿想到的

从刑事赔偿实践看,如何认识错捕与刑事赔偿的关系,正确区别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我们正确评价批捕案件质量,建立合理的错捕追究责任制,保障人权,最大限度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实现《国家赔偿法》的立法宗旨具有重要意义。     

西周“明德慎罚”新证

一直以来,学术界多数学者将西周“明德慎罚”界定为“崇尚道德,慎用刑罚”,这种观点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成为定论。近年来,少数学者开始对这一主流观点予以质疑。大量的周代出土金文为揭示“明德慎罚”的内涵提供了有利条件。从出土金文和传世文献可以看到,对周王而言,“明德”就是彰显上帝对文王、武王的赏赐,进而激励后代周王做出与文王、武王相同的政治行为;对于西周贵族而言,“明德”就是彰显周王对贵族先祖的赏赐,并激励贵族做出与先祖相同的政治作为。“明德”并没有“崇尚道德”之意。“慎罚”是“慎中厥罚”之缩语,其含义就是小心使刑罚符合“中”的要求,轻罪轻罚、重罪重罚,没有“慎用刑罚”之意。从西周到春秋战国,“明德慎罚”的含义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变化,到春秋至战国时期,“明德慎罚”才开始具有“崇尚道德,慎用刑罚”之意。“明德慎罚”含义的演变为汉代“德主刑辅”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资源,对后世两千多年的法制建设产生了重要影响。     

“慎刑思想的内涵及传承”三人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法系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有很多优秀的思想和理念值得我们传承。……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等,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慎刑思想具有深厚的内涵,对后世刑事司法制度产生深远影响。慎刑思想有哪些值得提倡和深化的内容,对现在的刑事司法活动有哪些启发?本刊特邀请专家学者对相关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敬请关注。     

怎样实现对行政犯的“亦刑亦罚”

要实现对行政犯的亦刑亦罚,应坚持相对的刑罚优先原则,克服相应的现实障碍并完善相应的法律制度。这里的刑罚优先是指刑事处罚具有优先性,但不是刑罚包办代替行政处罚。其优先性集中地体现在:刑事侦查和刑事诉讼程序优先于行政执法程序,刑事制裁措施优先于行政处罚措施;其相对性即对原则的例外,包括法律规定先予行政处罚和遇到刑事诉讼应该中止的情形。为此目的,我们面临着诸多制约:来自打了不罚或罚了不打传统观念的障碍及其导致现行法律制度的缺陷和法律实务中的一些错误做法等。目前的当务之急是构建新的制度以促成法院判决与行政处罚的衔接。     

“性贿赂”慎入刑

“性贿赂”作为贿赂行为的一种手段,近年来随着一些贪腐案件的侦破和审理日益进入人们的视野范围内.“性贿赂”行为具有相当的危害性,对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型也有一定的影响.进而,在“性贿赂”是否应当被列入刑法,对其科以刑罚的处罚成为学界的焦点话题,本文则立足于对“性贿赂”的具体特征加以分析,论述“性贿赂”入刑应当审慎的考虑因素.     

中国古代慎刑思想研究--兼与20世纪西方慎刑思想比较

中国古代法中慎刑思想是其主流思想。它发端于西周的“明德慎罚”思想,汉代又在儒学与阴阳学等影响下进而承继和发展为“德主刑辅”的立法观。延至盛唐进而发展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此后,宋、明、清均承继之,并在慎刑措施上各有建树。中国古代法的慎刑观受经济地理、宗法血缘以及儒、道、佛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等因素的影响,长期存在并持续三千多年之久。中外慎刑思想比较,共性在于刑法中仁爱观、教育观有其通性的一面。故而我国当今刑法改革中可吸收西方举措中人道主义的一定措施。在中国,这种吸收具有传统文化的思想积淀。     

应废止“单罚制单位犯罪”

我国刑法理论一般认为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采取的是以双罚制为主,以单罚制为辅的处罚原则。但是,笔者认为,不论当初的立法原意如何,刑法中单罚制单位犯罪的规定应及时加以修正,即刑法中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并不是单位犯罪,刑法中不应该存在所谓的单罚制单位犯罪,理由是:     

穿行于一罚和多罚之间——论“一事不再罚”原则之内涵

“一事”即“一个行为”,其判断取决于对违法行为事实要进行一罚或多罚的考量,这种考量应围绕行政处罚效益、比例原则和法安定性原则进行。而对“不再罚”解读应考虑到行为违反的法律规范的个数及其相互关系,若一个行为同时违反了多个没有竞合关系的法律规范,则可以依照不同规范给予多次不同种类的处罚。     

“一事不再罚原则”的完善

由于我国并没有以立法的形式明确行政处罚中一事不再罚的概念,导致理论界对其概念理解存在众多的争议。表现在具体行政执法过程中的执法混乱、重复处罚,这严重损害了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引发了更多的问题。本文结合各方因素发表了对完善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相关建议。     

交警“趣”罚

7月30日晚上，重庆一蒲姓男子送人到医院看医生时，将车停到医院门前的人行道上。当他出来时发现，车上多了一张违法停车告知单。7月31日上午，蒲先生接受处罚时，交警队大队长告诉他：有两种选择，一是在驾照上扣三分，另一个就是抄写90遍“珍爱生命、遵章守纪、永不违章”。为了不留下污点，蒲先生选择了第二种处罚，他趴在桌上认认真真抄写“珍爱生命、遵章守纪、永不违章”这12个字。     

浅析行政处罚法中的“一事不再罚”原则

一事不再罚原理是行政处罚领域的一项基本原则,由于我国行政法的发展历史较短、还不完善,虽然在《行政处罚法》中对一事不再罚原理有相关的表述,但在具体执法时对该原理的理解和适用不尽相同,本文就一事不再罚原理的含义、适用时的理解以及例外情况进行了探讨。     

领导干部应“慎”字当头

“谦虚谨慎．戒骄戒躁”是我党的一贯作风。我们常说“慎独”、“慎微”……这里的“慎”是郑重对待的意思。“慎”是个宝,它可能表瑰为一种审慎的态度,一种合胛的选择,一种智慧的顿悟,一种权衡后的结果,也可以表现为对情绪事态的掌控√色的最佳作用是让人提高警惕,让人不自高自大,使人思索,让人大彻大悟。它可以让我们在身处险境时悬崖勒马,让我们在面对顺境时保留一份清醒,让人一生平安。“慎”不是谨小慎微,不敢担当;不是瞻前顾后,裹足不前;     

论“明德慎罚”及其对后世的影响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历代思想家、政治家在不断总结治国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提炼与概括出丰富的管理社会、治理国家的智慧。其中以德治国、德法兼用、以德治吏和以德化民等思想,不仅揭示了儒家伦理思想与政治文明的内在联系,也展示了中国历代政治文化的精髓。“以德配天”是西周统治者逐渐摆脱神权思想控制,实施“以德治国”统治模式的重大转折。西周统治者提倡“明德慎罚”,创造了道德教化与刑罚镇压相互结合的治国理念与治国模式,区别于东西方同期国家的宗教与法律结合的治国方式,具有原生的中国法律文化的特色。     

“一事不再罚”原则刍议

“一事不再罚”是指行政处罚的实施机关对一个违法对象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以同一事实和依据给予两次以上的处罚原则。但是由于行政管理权限和行政管理法律规范的重合交叉,单一的违法行为常常就会同时触犯两个以上的行政法律规范,而不同的行政管理机关则可能依据不同的行政法律规范对同一行为进行处罚,导致行政处罚权行使的争执和行政处罚的重合。这样严重影响了行政处罚的严肃性、公正性,对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也造成了一定的侵害。近年来“一事不再罚”原则是行政法学界分歧较大地较为热门的一个问题。我国行政处罚法以立法的方式。也已对此作出了规定。在此,我想就这一基本原则浅谈一下自己的几点看法。     

论“小康”思想的发展

文章从原始“小康”说起,谈到了封建“小康”,谈到了邓小平的小康思想,谈到了党的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思想。并提出了如何实现“全面小康”的观点。     

食品药品监督执法中“数过并罚”之探讨

我国行政法体系中目前还没有＂数过并罚＂的概念或相关规定,但在食品药品监督行政执法过程中,会适用《药品管理法》、《食品安全法》、《保健食品管理办法》、《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及配套的相关法规和规章,经常出现类似于刑法中的＂数罪并罚＂的情形,笔者暂且称之为＂数过并罚＂,不少执法者对此感到困惑。笔者结合法学理论知识简要分析＂数过并罚＂的概念和构成要件,分析部分部门规章对＂数过并罚＂的相关规定,从这些规章的立法精神和执法实践层面探讨＂数过并罚＂的适用规则。     

试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与“和谐社会”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理论指南,为构建和谐社会奠定了理论基础。笔者认为实现和谐社会一方面需要强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理论指导意义;另一方面要从实践方面更加注重构建和谐社会的先决条件。只有将两者统一起来,才能更好的建设和谐社会。     

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罪疑惟轻”

“罪疑惟轻”系中国传统刑事司法重要原则之一,在现存各种文献中相关记载俯拾皆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文化多元化的时代剧变大趋势下,东方文明体系在西方商业文明的侵入与渗透下,经历了一个崩垮与再建的过程,在一个后法律移植时代,法制建设再也不能闭门造车,如何对传统法制文化进行梳理与提萃,是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工作的一个重点。文章即对“罪疑惟轻”这一传统司法原则作出的相关探讨与研究。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思想渊源与制度表达

“援法断罪、罚当其罪”是中华民族探索自我治理的具体成果,“援法断罪”反映中国古代司法的形式侧面,包含了丰富的技术内容与程序要求。“罚当其罪”兼具中国古代立法与司法的实质追求,强调了罚与罪应均衡。立法应追求文本、规范中的“罚当其罪”;司法则应通过法律适用,实现“罚当其罪”。“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丰富内涵不仅囊括了立法与司法等法律技术操作,还着眼于整个审判秩序的规范与建构;其思想渊源、发展脉络、制度形态蕴含着中华原生法治文明的独特创造力与理论魅力。当代法治实践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中检察机关的量刑建议工作便与“援法断罪、罚当其罪”一脉相承,是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的重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