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商主体的营业能力——以投资主体与营业主体的二重结构为视角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民事主体进入营业领域后,其营业性投资行为和相对独立的营业行为具有不同的法律意义,传统商法理论意义上的商主体也就表现为投资主体与营业主体这一既相对分离又有时重叠的二重结构。与投资主体不同的是,营业主体享有某些投资主体不具有或不能具有的营业资格,具有独立的营业能力。     

论营业权入宪--比较宪法视野下的营业权

营业权是主体基于平等市场主体资格自由地、独立地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的权利。纵观各国宪法 ,在营业权的表达方式上 ,有自由权吸收方式、经济与财产自由包含方式、职业选择自由概括方式和营业自由表达方式等不同模式 ,在具体的立法体例上有宪法序言或总则宣示式、经济政策性原则条款式、公民基本权利条款列举式、总则宣示与公民权利列举相结合的模式等不同范式。因此 ,尽快把“营业权”(或“营业自由”)或视为公民的基本权利 ,或视为一项基本国策 ,或作为一项基本的经济原则 ,载入我国宪法 ,是今后宪法修改和人权保障的重要课题。     

侵害营业权的法律救济

营业权是主体基于平等市场主体资格自由地、独立地从事以营利为目的的营业活动的权利。对于侵犯营业权的行为,我国现有法律规范往往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对营业侵权行为的规制具有一定程度的局限性,只有完善现行法律,立足于《民法通则》对营业侵权行为予以民事法律制裁,并最终将营业权写入宪法,才能够全面完善对营业自由的保护。     

营业规制在商法中的地位

在商事法律规范编纂的讨论中,营业规制已受到普遍关注.营业制度具有独立意义,营业制度又连接着商人制度和商行为制度,因而它在商法中居重要地位.营业资格、营业活动、营业自由、营业变动,都应该成为营业规制的主要内容.商法的规制是私法的规制,应成为其他营业规制的基础.鉴于营业规制的一般规则性质,应规定在学者正在讨论的商事通则之中.     

论营业行政许可的法律属性与合理边界

从民事主体营业自由权的应然性和正当性来分析,营业行政许可行为应视为行政机关基于无害性审查对营业申请者获得营业资格和营业能力的行政解禁行为。基于此,法律和制度关于营业行政许可事项的设定,就应主要去考虑营业是否关涉到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利益和环境生态,营业行政许可事项也应严格锁定在公共利益的无害性审查范围内,舍此,就无须设定营业行政许可。     

论商事登记的效力

我国在设立商事登记制度的同时又引入了营业执照制度,使得市场经济主体在领取营业执照时即被赋予了商主体资格和营业资格.但商事登记制度与营业执照制度却在很多方面有着冲突,尤其是对企业在被吊销营业执照后主体资格是否存续以及被吊销营业执照后的企业签订的经营合同的效力等问题的认定上.本文运用了商主体、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行为能力和民事主体权利能力这些民商法理论来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通过商事能力理论体系的构建,将商事登记、营业执照分别与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行为能力一一对应起来,合理解决了营业执照制度带来的相关问题.     

从营业自由角度刍议国家和商人的关系

本文从营业自由角度对市场经济下的国家和商人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指出了营业自由是契约精神的反映,国家要达到国富民强必须对商人进行正确定位,也必须切实以契约精神为指导来保障商人的人身、财产和营业自由,为商人提供最大的自由方可促成经济繁荣,社会进步.     

“营业自由”:一个不应被忘却的宪法性语词

"营业自由"是一个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流行的关键语词。该语词由日本传入中国后,对近代中国的宪法文本产生了重要影响。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营业自由"的基本含义有多重表达。"营业自由"在近代中国宪法文本中频繁出现,表明该语词具有独特的法律功能。从历史演变来看,随着国家本位主义营业观占据统治地位后,"营业自由"在当代宪法文本中不复存在。     

商事营业维持与商事营业自由——两者在作为商法基本原则时的差异

本文从商法的基本原则出发,对商事营业维持和商事营业自由作为商法基本原则时所包含的精神和理念进行了比较和剖析,通过比较,旨在说明商事营业维持原则的合理性,更符合我国关于商业发展之要求,应采用商事营业维持而非商事营业自由原则。     

商业登记与营业自由——商业登记的功能、技术及其价值基础分析

商业登记制度的公示意义,蕴涵着营业自由的价值基础.在奉行"民商分立"立法模式的国家,如法国和德国,商人资格的取得,意味着"商法之适用",而不意味着"商事经营资格"的取得.其中,"商法之适用"在涉及第三人关系时,以商业登记为条件;"商事经营资格"则纯属营业自由的范畴.因此,商业登记的公示技术,系立足于法律行为与自己责任的-般规则之上,通过公示"适用商法的特殊事实",以期达到排除民法-般规剧之适用的目的.我国商业登记制度中"行政监管"观念对于"商业公示"意义的湮没,恰恰归因于"营业自由"观念的缺失.     

以营业为视角解释商法体系

营业概念在商法中具有支柱作用.营业之所以能够成为构建商法体系的脊梁,在于营业本身具有二重性,内部的二元性表现为外在的扩张性,使其能够具备横贯商法体系的资格.以营业为骨架,商法体系包含以下内容:营业组织、营业财产,营业行为(活动)、营业公开制度、专门的商事营业、营业救助与营业终止.营业标准的提出,至少具有解释学上的意义,更有助于理解商法的基本制度和基本理念.     

营业自由权隐性入显性的路径设计——从法律对经济回应的视角

营业自由权是民事主体实现财富增值和提高个体生活质量的一种应然性源权利,是民事主体财产自由权在营业领域的展开和扩张,是民事主体不可剥夺的权利。然而,我国法律仅关注了民事主体营业活动和营业成果的保护,对产生和获取实然财产结果的源权利与基础性权利——＂营业自由权＂则没有予以应有的重视,致使营业自由权在具体法律制度中处于隐性且极易受到侵害的地位。如何将营业自由权由隐性入显性,这就需要一个良好的制度路径设计。     

营业自由及其限制——以药店距离限制事件为楔子

营业自由是现代市场经济下公民的一项重要基本权利。对营业自由的规制包括营业机构的登记、为公共安全和秩序而设的许可、专业技能和知识领域的许可，以及公用事业的特许。对营业自由的限制必须接受审查：根据法律保留原则对限制营业自由的形式进行审查，根据比例原则所包含的适当性、必要性和狭义比例原则对限制营业自由的实质正当性加以审查。     

民法典编纂中商事主体立法定位的路径选择

在营业行为普遍化和民事活动泛商化、民事主体转型为商事主体十分便捷的当代社会,如何应对商事主体已成为我国民法典编纂中不能回避的问题。商事主体立法的最优选择应是民法总则一般规定与商事主体单行法特别规定相结合的体例模式,即民法总则通过引入营业概念,确认营业自由原则,以一般性营业条款作领引、统摄,由商事主体特别法负责具体化、精细化。如此,则可形成既有法理内在逻辑、又具类型活泼多样的庞大商事主体立法体系。     

营业财产独立性辨析

营业财产是围绕特定营业目的的、具有独立经营机能的财产整体.关于营业财产的独立性,自19世纪以来大陆法系国家存在总体财产论、特别财产论、独立主体论、独立客体论和独立标的论五种学说.现代商法理论视营业财产为独立的债权行为的标的.我国应借鉴该学说以构建营业财产转移制度.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疑难问题略论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是指国有公司、企业董事、经理利用职务便利,自己经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其所任职公司、企业同类的营业获取非法利润,数额巨大的行为。司法实践中,本罪主要存在以下几个疑难问题有待研究。一、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主体的认定（－）国有公司、企业的认定由于本罪的犯罪主体是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经理,因而就存在一个国有公司、企业范围的认定问题。对此,主要有两种不同观点：（1）认为“国有公司、企业应是指单一国家投资机构或部门组建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其他非公司形式的企业”。（2）认为“国有公司、…     

论营业转让的界定与规制

营业转让的客体是"组织化了的机能性财产"。营业转让与投资人对企业所享有的权益的转让不同,与企业合并不同,与重大资产转让不同。营业转让合同与买卖合同相似,应当参照适用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客体的独特性使得民商法需要就营业转让合同中的权利义务配置发展出特殊的规则,这些特殊规则主要涉及瑕疵的判断、已有债务的处理、劳动者保护、出让人的竞业禁止义务等方面。     

商事能力制度初探

既存的商事活动吁求特有的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制度的宗旨系谋求商事交易的效率与交易安全。受民商合一立法体制的制约,我国立法及学理均否认商事能力制度。商事能力包括商事权利能力、商事营业能力及商事责任能力。商事能力制度中不存有商事行为能力。不同的商主体,具有平等的商事权利能力,拥有不同的商事营业能力。商事责任能力系能够承担多种责任的资格和能力。     

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认定中存在的若干争议问题——沈观明、干克勤、陈纪珍非法经营同类营业案

本案涉及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中一些基本概念的认识，如犯罪主体、共同犯罪的构成．以及什么是同类营业，什么是“自营”和“为他人经营”，在这些问题上．审判机关和公诉人产生了差异。本文正是从对这些概念的理解上入手，充分讨论，得出了与法院判决不同的结论。     

论我国中小企业的营业权制度

营业权是企业营业过程中概括保护其利益不受侵害的商事权利,也是促进我国中小企业发展的重要权利之一。我国营业权制度建立和完善的基本方向,是通过法律对营业权加以确认,强调政府的法律责任,为企业营业提供平等的竞争环境,缓解中小企业当前普遍存在的经营困境,促进中小企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