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程序控权与科学决策

随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通过程序性的制约约束不断膨胀的行政权力成为人们关注和研究的重要课题。程序控权理论早在18世纪的西方就已形成,并随着行政权力对社会生活的不断渗透,逐步上升为有效控制行政权力的主要手段。程序控权包括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种形式,其中通过健全有效的行政决策程序,促进政府科学决策,从而确保行政权力行使的健康导向,是程序控权积极功能的集中体现。本文通过对程序控权理论的阐释,揭示了行政决策程序在程序控权理论中的重要地位,并试结合中国行政管理的相关现状研究,探索在中国目前的政治生活中进一步推进科学决策的有效措施。     

行政程序:对传统控权机制的超越

行政程序作为现代法治的控权机制,是对传统法治控权机制的超越它可避免传统实体控权机制的僵硬、死板,既不过于束缚政府行为的手脚,又可防止政府实施行政行为的恣意、滥权;有利于充分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国家管理、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避免传统法治“以权力制约权力”的局限性;有利于改进政府内部运作机制,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事前、事中纠错,尽量避免给行政相对人和社会公众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行政相对人在行政程序中的参与权

现代行政程序与传统行政程序区别的要义在于 :前者把切入点放置在控制行政权力上 ,达到保障行政相对人权利的目的。并在具体制度的层面中 ,突出了行政相对人不再是行政程序的客体 ,而是行政程序一方积极的参与者 ;后者则被视同于行政主体的办事手续和工作程序 ,并由此形成了以行政主体为绝对本位的程序机制。人类社会设计现代行政程序制度来控制行政权力是在反思了“实体控权”模式与“诉讼控权”模式后 ,认为“实体控权”实际上就是细化行政权力 ,即直接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 ,而过份地缩小行政自由裁量权乃是现代社会所不允许的 ;“诉讼控权…     

论公民权利对行政调查权的制约

由于行政调查权的广泛性、多样性和程序性等特点,使得传统的、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控权机制不足以对其实行有效控制,因此,有必要辅以权利制约机制。本文试图探讨通过合理配置公民的实体权利和程序权利,以实现对行政调查权全方位、多角度的有效制约。     

当代中国行政控权理论的理性选择

西方传统控权理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不断发展。从红灯理论到绿灯理论反映了西方在对待行政权力态度上的变化,但对于控制政府权力的观点始终没有变化。当代,由于行政权力的扩张,对公民权利侵犯的潜在威胁也随之增大。目前,中国行政权力的滥用已经严重地影响了公民的合法权利和社会稳定。因此,借鉴西方控权理论的合理内容,结合中国的国情,探索适合中国的行政控权途径十分重要。本文认为,程序控制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论行政听证程序的控权价值

法律的主要价值在于规范和控制权利或权力的行使。行政法在控制行政权力方面亦有所长,尤其行政听证程序作为行政程序法体系中的核心制度,代表着一国行政法治化的程度。我国1996年制定的《行政处罚法》第一次规定了正式行政听证程序制度,但尚存在众多难题。本文立足于法律程序的一般法律价值,从控制行政权的角度分析行政听证程序在控制自由裁量权上所体现的优势,最后总结出行政听证制度控权的实质,即以行政相对人程序抗辩权对抗行政主体权力,达到防止行政自由裁量权滥用的控权目的。     

从授权到控权:经济法的中国化路径

西方经济法的产生旨在授予政府干预经济的权力,但这并不适于解决当下的中国问题。行政权力过于庞大并日渐扩张的态势必然要求经济法予以有效回应,控权应当成为中国经济法的主旨。不论从法的一般属性,还是从经济法的独有特征来看,控权都能够与之兼容。我国经济法的现有制度虽有对控权功能的文本表达,但仍然不够,与法治经济实现的要求亦相去甚远。虽然行政法也以控权为己任,但其与经济法在控权对象和违法性审查标准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只有将二者有机结合才可以形成对政府权力的有效控制。     

行政程序控权与传统控权模式的比较分析

随着＂行政国家＂现象的产生,政府开始大量干预国家的经济和社会事务,传统的实体控权模式逐渐显得力不从心。以程序控权为主的现代控权模式能够弥补传统控权模式的局限性,而且更适应现代社会事务管理的需要,其既有利于充分发挥行政权的积极作用,调动行政相对人参与行政行为的积极性,也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避免事后监督造成的损失。     

《澳门行政程序法典》对大陆立法的借鉴意义

<正>澳门行政程序法典共设四大部分,第一部分为该法典的一般原则。澳门的行政程序不仅包括内部行政程序;而且包括外部行政程序。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内部行政程序法除了使行政机关工作体现效率原则外,更要注重行政机关内部程序的合法性与公开性,从而与外部行政程序注重行政相对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衔接起来。澳门行政法典对行政程序法基本原则作了较全面的明确的规定,在十项基本原则中,其实最根本的是谋求公共利益与保护公民权益平衡原则,民主与效率协调兼顾原则。平等原则、公正原则、参与原则、诉诸司法机关原则均属民主原则大范畴,非官僚化原则及效率原则等均属效率原则大范围。笔者认为,澳门行政程序法典符合目前行政程序法基本发展趋势,既不是单纯韵控制模式(只强调行政机关管理效率),也不是单纯的控权模式(只强调公民参与及监督政府),而是通过民主与效率的结合达到公共利益与公民利益的协调与平衡。这一原则对目前大陆行政程序法典的起草很有借鉴意义。     

论程序中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

行政机关不仅在实体上享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程序中也有裁量的空间,程序中滥用自由裁量权也成为可能,如行政机关在行为的方式、步骤、顺序选择上不合理;行政权的拖延行使等。行政机关在程序中不合理行使裁量权是由多方面因素导致的:立法规定模糊、执法人员素质低、监督机制不健全。控制行政机关滥用权力一直是行政理论和实务界不变的主题,为此可以从立法、司法、社会、自身等角度进行控权制度的完善。     

论行政规制的正当程序控制

正当程序是实现对行政规制权力控制的当然要求。这是因为,正当程序契合了规制的科学性和合法性要求,能够实现行政规制与法律控权的有机结合。当前我国行政规制的程序控制比较薄弱,立法粗疏,缺少"协商型"行政程序,行政程序效力不足,无法对政府权力形成有效约束。从法治发达国家的基本经验、我国司法审查制度的缺失以及市场经济的法治化建设看,通过正当程序控制行政规制是我国的可行选择。为此,应当建立和完善"审判型"、"立法型"和"协商型"行政程序;区分正式听证与非正式听证;建构以"成本效益分析"为核心的规制影响分析制度。     

公平公正视角下的公民参与——谈公民参与对促进依法行政的现实意义

公民参与行政是制约单边立法、实现依法行政、监督行政合法性的主要方式之一。当代政府和人民对依法行政的高要求亟需对公民行政参与做更全面深入的研究。本文首先通过公平公正理论的探究,理清公民行政参与理论上的作用,进而通过对我国国情的具体分析,总结出在我国推进公民行政参与现实意义。本文认为,公民参与行政是促进依法行政的推动力量,应该扩大公民参与行政的渠道,完善行政立法程序,为推进公民参与行政创造更好的条件。     

论城市规划行政自由裁量权

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存在有其合理性,但在实际运行中,必须对其进行适当控制。在城市规划行政中,可以从加强城市规划行政法律制度的建设;强化城市规划行政程序的建设;加强城市规划行政监督与制约机制的建设;完善城市规划行政法律责任制度的建设等几方面对城市规划行政自由裁量权进行法律控制。     

论行政立法中对公民参与的有效吸纳

公民参与是法制社会和现代文明的必然要求,行政立法中落实公民参与有利于实现依法治国与构建和谐社会。当前我国行政立法中存在着行政立法的动议权不对等、行政立法程序中公民参与的可操作性空间不足、行政立法过程中透明化程度不高、缺乏对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程序权利的赋予和行政立法主体程序义务的约束等问题。对此,采取明确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权利义务关系、构建公民参与行政立法的制度体系、将多中心治理引入行政立法等措施是在行政立法中有效吸纳公民参与的主要举措。     

行政自制理论的再探讨

行政自制是对传统行政法治理论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立法、司法对行政的外部控制不可或缺,但亦存在先天的制度性局限。挖掘行政自制的空间,激发其内部管束制约的动力,驱动行政组织修炼"内功",建立行政系统内外协同联动的控权机制,对预防和遏制行政权滥用,提高行政合法化水准和服务质量,确保政府公信力与社会安定和谐,均具有积极作用。     

试论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及原则的确立与运用

建立一套旨在保证行政程序控权功能充分发挥的制度机制,使行政权力的行使真正置于程序制度的约束之下是加强行政程序控权的现实途径。通过研究我国和世界各国现行行政程序法律文件中规定的各种制度,笔者认为现阶段首先应当确立及运用正当法律程序观念,因为它对于推进我国从权力来源上控制行政权,防止行政权扩张和行政越权,保障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最有意义。     

多元化的控权模式

本文认为在现代社会,由于行政权的广泛行使和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普遍存在,行政法控权模式应从主要依靠详尽的实体法或主要依赖司法审查发展到主要依靠正当的行政程序,建立以行政程序监控为主,以合理的立法事先规制,以司法审查为事后追究的多元化控权模式。     

城市旧改征收制度的困境及其出路--以对地方立法中“二次征询”程序之质疑的分析为主线

受传统控权理念影响，“行政征收”的内涵与外延已无法适应行政法治实践。反思传统控权模式下的城市旧改征收制度可知：“行政征收”概念有待理清，地方立法中关于“二次征询”程序的规定违背制度设计之民主原意，签约率的确定亦不符合行政程序的契约性。考虑到“二次征询”程序可能会为政府因资金短缺等原因而为刻意提高签约比例提供合法空间，并有助于非常态被征收人阻碍签约进度，有必要在多元利益的均衡下改进城市旧改征收制度。待更新制度主要有：非常态被征收人排除机制，公民参与确定“二次征询”比例；在补偿与资金短缺问题上，对价补偿最低原则需确立，并适度考虑合理引入社会资本。     

论公安电子政务与自由裁量的控制——以治安处罚为例

公安行政自由裁量权在行政执法中运用广泛,引发争议较多。传统的控制裁量权模式由于缺乏外部监督和内生动力,未能发挥有效控权作用。针对当前制度存在的缺陷,引入电子信息技术新模式,建立公开的网络平台,赋予其实体的基准,构建整套控制程序,从实体和程序上确保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的规范行使,解决警察行政自由裁量的滥用问题,实现个案正义,减少行政纠纷,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索的问题。     

法治政府建设的程序主义进路

中国当前的法治政府建设进路存在重内部机制、轻外部机制，重实体权限设定机制、轻程序规范机制，重事后救济和追责机制、轻过程规范机制的结构性缺陷，难以对在国家权力结构、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结构中都过于强大的行政权形成有效的规范制约。行政程序作为来自外部的、规范行政权行使过程的规范机制，具有防止行政权滥用的消极控权功能和助推行政权积极行使的公共意志形成功能，中国未来的法治政府建设重心应当转向行政程序机制的完善。当前的分散单行行政程序立法模式存在诸多问题，难以满足法治政府建设进路转型的需要，应当在总结地方法治政府建设程序主义进路探索经验的基础上，尽快从分散立法走向统一立法，尽早制定规范行政权的行政程序法典，确立并实现公民知情权、参与权的制度化，在利益多元化的社会条件下保障社会转型的顺利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