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诚信研究中国学说综述

《民法通则》确立诚信原则以来,主观诚信在我国以善意的名目得到研究,研究文献聚焦于对善意本身的研究、对善意取得制度的研究、对善意人的研究、对善意行为的研究等几个方面。同外国相比,没有对家庭法和继承法中的善意进行研究。所以,我国的主观诚信被局限在财产法的范围内,这是需要改进的。     

优士丁尼时效法研究——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第2卷第6题“取得时效和长期占有”评注

导言以评注的方法对优士丁尼《法学阶梯》进行研究,在16、17、18世纪的欧洲最为流行,我以"御制法学阶梯"(Institutionum Imperialium)为关键词在哈佛大学图书馆藏书目录中寻找,得知有166本拉丁文书的名称中包含这个关键词,剔掉重复的部分,共有73种,这一数字说明那个时代的欧洲法律人对于优士丁尼《法学阶梯》用力之巨。     

有限责任公司“一股二卖”善意取得之质疑——对《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适用的限缩

股权是与物权并列的新型权利,二者在性质、公示及变动模式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公司法解释三》第27条肯定"一股二卖"适用善意取得,但仅规定参照适用《物权法》第106条,造成该条的适用过于宽泛,股权的诸多特质往往被忽略。事实上,严格依循股权特质与善意取得法理,"一股二卖"中构成善意取得的情形极为狭窄:一方面,股权变动应采行债权形式主义模式,这一模式下善意取得的空间受到严重挤压;与此同时,在股权独特的双重公示制度下,任一公示形式都无法独立承担起准确表征股权的角色,难以满足善意取得的权利外观要求。另一方面,从构成要件上而言,股权应采动产善意之认定标准,要求受让人不知登记错误且非因重大过失而不知,并且须适用"诱因原则",充分考虑真实权利人的可归责性。结合前述公示形式、股权变动模式及公司法上的严格转让程序可知,后受让人要越过层层障碍来构成善意取得,着实困难。在现行法体系下,"一股二卖"乃至整个股权善意取得的范围应当受到严格限制。     

论债权准占有制度在储蓄合同中的适用——以银行对储蓄合同第三人“善意付款”为视角

债权准占有制度是债务人以为第三人是真正的债权人并对之进行清偿,履行其应时真正债权人的给付义务的一种制度.它是以外观理论为依据,侧重保护交易安全的制度,在储蓄合同中适用该制度可以防范银行风险.储蓄关系涉及国计民生,针对司法实践中因银行对第三人“善意付款”而产生的存款冒领纠纷时,应该结合储蓄关系的特点谨慎适用该制度.     

正确的观点缺憾的论证--评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

认为郝铁川先生《中国依法治国的渐进性》一文的论点是正确的 ,但是论证过程中存在的缺憾使该论点所质有的说服力有所削减 ,且文中三个论据———“穷国无法治”、“愚昧无法治”、“乱世无法治”———显得有些偏激的表述方式不但催生了对表述内容本身的怀疑 ,而且存在被人误解以至利用的危险 ,进而无意间隐含了颠覆法治的力量     

再论初查——兼与《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一文商榷

为保障公民免受无理追诉,刑事诉讼的启动程序——立案历来备受关注。作为立案的有机组成部分,初查在侦查实践中已经获得普遍广泛的适用。然而,由于缺少明确具体的法律规定,初查受到了质疑与非议。宋阳同志在《中国刑事警察》 2004年第4期所撰写的《质疑经侦“初查”制度》(以下简称《质疑》)一文认为:初查欠缺法律依据;初查具有一定的危害     

继承权概念之探析（一）——对继承权“二阶性”理论之质疑

我国继承法学界通说认为继承权具有二阶性特征,即在继承事实发生前为继承期待权（继承权利能力）,继承事实发生后则转化为继承既得权,但本文对此持不同观点。本文将通过展示通说的基本论旨,提出对其主要观点的质疑,以证明通说的主要逻辑错误。     

对《中国古代“法治”质论》的几点质疑——兼与马作武先生商榷

本文在全面分析《中国古代“法治”质论》一文的基础上,对《质论》文中的基本观点提出了笔者的质疑,并根据笔者的理解对这些观点给予了针锋相对的反驳。本文认为,“法”必定要适应社会现实生活和社会经济状况的需要,我们必须把“法”置放于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之下才能对“法”的含义有一个正确的把握,因而古代的“法”与现代的“法”内涵不同乃是不证自明的结论。因此,我们也就不能从现代的和西方的立场去看待中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思想,而要明确现代“法治”与古代“法治”在实质内涵上的区分。接着,笔者对《质论》着力批驳的“本土资源说”作出了一定程度的内涵界定,指出“本土资源说”不涉及我国的“法治传统”, 它强调要从当代人的社会生活实践中去创造、积累经验,为我国的法治建设服务。“本土资源说”只是对我国法治建设的“现代化方案”的反思和挑战,它讲的是一个法治道路的问题,我们不能在标签的意义上看待“本土资源说”     

法学发展的“十字现象”——以物权行为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为说明主体

由于我国法学发展忽略“十字现象”,民法典不采物权行为制度似已成定论,并决定采用意思主义辅之以交付、登记制度;惟此一制度确有窒碍难行之处,是否即应采用,兹事体大,仍值再予辨证。本文论述不限于理论,并提出数例说明;此外《合同法》第51条规定之误,亦一并叙之。文中分别介绍不采物权行为制度的主要见解,及本文对其之评释;并分举数例以说明不同制度的优劣;同时探讨意思主义下的物权变动模式,其内容涉及法国民法模式、日本民法模式,与我国学者所创设的模式;最后并以法律经济分析法,探究是否应采用物权行为制度与《合同法》第51条规定的交易成本辨析,以为我国民法典立法应采用物权行为制度之佐证。     

《一百个人的十年》的十年官——冯骥才因“主观过错”败诉

这是一起特殊的摄影著作权纠纷的案例，前后10年间，同一位摄影家以同样的案由两次状告同一作家的同一本书。10年前李振盛状告冯骥才的著作权官司就被称为“中国摄影侵权第一案”。     

建立中国先例制度的意义与路径:兼答《“判例法”质疑》——一个比较法的视角

先例制度就是保证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依法独立公正地行使审判权和检察权的重要制度。它是指一种在法院判决基础上形成的、具有一定法律效力和内部联系的非正式意义上的法律渊源体系。在本文中 ,笔者对于先例制度的必要性、功能、性质以及在中国的特殊重要性等进行了论述。对于建立司法先例制度的法律体制与人力资源、先例制度本身等方面存在的困难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同时对相关论文所提出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回应。     

浅议“可预见规划”与“滥诉”——以《中国正在进步》一文为视角

《法学家茶座》杂志雅俗内赏，参与者日众，令人喜悦。相比板起面孔的说教，其无疑确实另辟了一条让人喜闻乐见的蹊径。笔者不揣冒昧，针对《法学家茶座》第七辑上的《中国正在进步》一文（以下简称“中”文）中的两个问题提出一点浅见。“中”文依“由于火车晚点七名旅客获补偿机票”的消息报道，得出了“中国正在进步”的结论。该文还从该案及与之相似的案例中看到这反映了“中国公民不断增长着的权利意识和权利诉求”，并进而认为“滥诉”一说不成立。“中”文的说法听起来很有道理，但有一待进一步商榷。     

中国古代法的“深描”说——《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读后

《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是梁治平先生的第一本个人专著，也是他试图系统阐释中国古代法的第一次尝试。本书中，他致力于系统和彻底地贯彻《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一文所宣明的立场和《“法”辨》一文所运用的方法，即他在后来的方法论总结     

《刑法》第397条中的“重大损失”在滥用职权罪中的地位

《刑法》第397条规定的“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不能作为认定滥用职权罪罪过形式的危害结果,也不是“客观的处罚条件”和“客观的超过要素”,而只能是说明滥用职权社会危害程度,限制处罚范围的定罪情节。     

《张琴说“不＂——网络谣言受害者的法律反击》一文所涉案件结案

本刊2013年10月下半期《封面故事》栏目刊登的《张琴说“不”——网络谣言受害者的法律反击》一文，现文中所涉案件已结案。10月23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张琴名誉权纠纷一案进行公开宣判。法院判决IT商业新闻网运营商（大东半岛公司）、中华网运营商（华网汇通公司）在其主办网站首页和全国发行的报纸显著位置上刊登致歉声明，大东半岛公司赔偿张琴精神损害抚慰金3万元．华网汇通公司赔偿张琴精神抚慰金1．5万元。     

《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疑难问题”研讨会综述

2006年8月31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主办、丹麦人权研究所、《环球法律评论》协办的“《刑事诉讼法》修改疑难问题研讨会”在北京华侨大厦召开。来自全国人大法工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北京市人民检察院、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政法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西南政法大学、北京师范大学、清华大学、广州大学人权研究中心、湘潭大学等单位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就《刑事诉讼法》修改中的诸多疑难问题,如刑事一审程序的改革、证明责任制度的完善、诉讼结构的调整、死刑程序的…     

“一人公司”是不是公司?——质疑我国《公司法》第64条

我国《公司法》第64条不是对"一人公司"的"法人格否认",而是自始就没把"一人公司"当"公司"。该条规定不仅违反公司法的一般原理,而且与我国《公司法》的有关条款完全相悖,导致公司立法的自相矛盾;不仅对"一人公司"的股东严重不公,而且必将因此而打击人们投资创办"一人公司"的热情,从而背离为促进投资兴业而认可"一人公司"的立法初衷。同时,就保护"一人公司"债权人的利益而言,这种规定也是不必要的。故此,应当取消《公司法》第64条。     

论监护在婚姻家庭制度中的地位及立法完善——以民法典的编纂和《民法总则》为背景

监护制度是一项古老且又极具生命力的制度.罗马法、法国民法典、德国民法典、意大利民法典、我国民国民法典中都规定有监护制度.在民事立法中,多数将其规定在婚姻家庭制度中,也有的将其规定在民事主体制度中.我国《民法通则》在民事主体的自然人中规定了监护制度,新近颁布的《民法总则》继承了这种做法.在我国民法典的编纂中,监护制度应当而且完全可以容纳亲权制度.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我国监护制度尚存在被监护人未被完全覆盖、监护人缺位、监护人顺序仅由法律直接规定和缺少监护监督等不足,应当坚持统一监护的立法体例,从科学规定监护人的资格和条件、厘定监护制度的类型、增加禁治产制度和建立监护监督机制等方面完善我国监护制度.     

中国民法上的“公开权”——《民法典》人格标识许可使用规定之解析

《民法典》人格权编规定的“公开权”并不是一项具体人格权,也不属于一般人格权范畴,而是某些具体人格权特有的一项权能.《民法典》第993条仅适用于“标表型人格权”,其他人格权无“许可使用”规则之适用余地.对“姓名”“名称”应作广义解释,“其他人格标识”包括声音和形象.人格标识许可使用可采取独占许可、排他许可或普通许可方式,...     

论“基本法律”和“法律”的性质和地位——质疑《立法法》第7条、第8条

我国《宪法》和《立法法》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基本法律”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法律”均作了规定,但都没有明确界定两者的范围与界线,致使两者的立法权限和关系模糊,位阶不明确,这与法制统一原则相悖。本文通过对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权的来源、性质、范围的分析和梳理,指出两者的立法权在性质和效力上的区别,由此说明“基本法律”与“法律”在性质、内容范围及其效力等级上是不同的,并指出《立法法》将两者混为一体所产生的影响是消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