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指导下,研究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对我国刑法体系的完善和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刑法的进步和完善应遵循犯罪化和非犯罪化的双向思维模式。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是探讨如何在立法层面实现我国刑法的非犯罪化。我国非犯罪化的立法路径可从四方面进行设计：一是活化传统容隐制度;二是强化“但书”的出罪机能;三是增设正当化事由：四是确立无被害人犯罪的非犯罪化。     

论我国经济犯罪的刑事政策

科学的经济犯罪刑事政策是有效应对当前经济犯罪高发态势的关键,我国经济犯罪刑事政策在总体上呈现"厉而不严"的特点,过于依赖刑罚的作用。对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调整应坚持广义的刑事政策观,以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社会经济政策作为经济犯罪刑事政策的基础,在立法上犯罪化和非犯罪化并重并注重刑罚的轻缓化,在司法上抓大放小。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之上的刑事政策,它是根据当前我国的犯罪态势和犯罪规律而制定的与犯罪作斗争的基本方针和策略,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和严打方针的一种传承与超越,是现代法治对构建和谐社会这一政治目标的有力回应。司法实践中,应当按照衡平原则、统一原则和全面原则正确处理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辩证关系,充分发挥刑法(罚)正面功效,最大限度地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不断增加社会和谐程度。     

论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刑事政策

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定罪政策表现为犯罪化。严密食品安全犯罪的法网有助于反映对食品安全犯罪加以规制的需求,是刑法应对食品产业不断发展形势的需要。我国食品安全犯罪的制刑政策从总体上表现为重刑的刑事政策。虽然我国对于食品安全犯罪行为的重刑政策在短期内应该维持,但从长远来看应当随着该类行为犯罪圈的逐步扩大而适当地降低这类犯罪的法定刑。我国当前对食品安全犯罪采取的刑事司法政策总体上讲是从严的刑事政策。不过,基于宽严相济基本刑事政策的要求,对于食品安全犯罪也不能一概强调"严"的一面,而应当体现以宽济严。     

十八大以来犯罪形势的宏观、中观与微观考察——基于司法统计数据的分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统计分析表明，中国的犯罪治理也迈入了崭新的时代。犯罪治理形势总体向好，犯罪内部结构发生明显变化。宏观层面，犯罪现象整体呈现数量、质量“双降”的特点；中观层面，财产犯罪仍是主要的犯罪类型，但数量和占比出现下降趋势，侵犯公共法益犯罪突出，危害公共安全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类犯罪占比较大；微观层面，刑事案件主要罪名的排行也有相应变化，危险驾驶罪案件数量居于首位，财产犯罪中盗窃犯罪减少而诈骗犯罪增加。当前社会治安形势整体向好，这既是加强社会治理的成果体现，也是工业化转型进入相对成熟阶段的标志。同时，犯罪的网络化、链条化、组织化特点显现，表明信息化对犯罪手段、形式、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犯罪形势的变化必然要求相应调整我国犯罪治理的战略战术，改进刑事政策，完善刑事立法。     

"两极化"刑事政策下的刑罚制度改革设想

二战后,在两极化的现代刑事政策的推动下,西方各国相继进行了本国刑罚制度的两极化改革.当前我国由原来单一的重刑化刑事政策转变为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刑罚制度改革也应与之相应:一方面,对于轻微犯罪,应轻缓其处罚力度,倡导人道主义的刑罚处遇方式;另一方面,对于严重犯罪,则要在严格限制适用范围的前提下,提高其刑罚的处罚力度.     

浅探检察工作中"宽严相济"的实现方式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是在科学判断犯罪态势与社会发展关系的基础上所作的新思考。当前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具有丰富的实质内涵与时代意义，是实现司法价值，控制犯罪，维护社会稳定的应有之意。因此，应当重视司法层面的运作，尤其应当是着眼于司法行为政策化。     

非犯罪化的途径及我国的选择

非犯罪化是现代刑事政策发展的主题方向之一,它代表着刑法人道、刑法谦抑的当代价值追求。实现非犯罪化有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上的途径。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分析,我国在实践非犯罪化的政策上应以司法途径为主。     

论我国关于贪污犯罪的现行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作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在我国当前及今后刑事运作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相关贪污犯罪的规定,既有宽的一面,又有严的一面,无不体现了该刑事政策的思想。     

浅谈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政策

刑事政策是国家根据一定时期犯罪总体态势,包括犯罪现象和犯罪人发展变化的基本特点和趋势,为了达到抗制犯罪的目的,采取刑罚和非刑罚等手段所制定的一系列方针和策略的总和。20世纪中期以来,国际基本刑事政策的发展趋势体现为定罪政策上的非犯罪化、量刑政策上的非刑罚化、行刑政策上的非监禁化。     

"轻轻重重"刑事立法政策——规制无被害人犯罪的理性选择

本文研究的是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政策,探讨无被害人犯罪的犯罪化与非犯罪化问题,也涉及对无被害人犯罪的行政制裁以及社会政策的评析,通过论证,得出处理无被害人犯罪应该采取"轻轻重重"的理性政策,并在该政策的指导下,对我国无被害人犯罪的刑事立法提出建议.     

论我国非犯罪化的司法路径

当前,我国犯罪一直呈上升态势,导致刑事司法工作压力巨大,研究非犯罪化的实现路径对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从广义上理解,非犯罪化包括立法上的非犯罪化和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我国转型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刑法立法模式决定了司法上的非犯罪化是我国当前非犯罪化的主要路径。司法上的非犯罪化可从三个层面展开,它包括侦查阶段的非犯罪化、起诉阶段的非犯罪化和审判阶段的非犯罪化,每个阶段的非犯罪化其具体实现方式存在差异。     

刑事政策视域下的非犯罪化问题研究

作为世界性刑法改革的两大主题之一,非犯罪化体现的正是刑事政策宽缓的一面。其有着深厚的理论根基和现实基础,并以其独特的特点在当代宽严并济的两极化刑事政策当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刑事司法工作中“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运用

刑事政策的调整受到各国法律制度、犯罪状况和社会发展程度等诸多因素的制约,检察机关如何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更好地发挥刑事检察职能,在执法办案中做到既严厉打击和震慑严重犯罪,又尽可能减少社会对立面,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因此,在防止犯罪的对策上,正确执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使这一政策更好地为检察职能服务,不仅是顺应现代刑事诉讼理念和司法实践的需要,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量刑中的计量化与政策导向评析——以交通犯罪中最高院《量刑意见》的适用为例

因各种交通犯罪所带来的犯罪恐慌与风险的不可预期性,重刑化的刑事政策在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与司法中已有所体现。尤其是我国交通犯罪的刑罚体系不仅存在着内在的矛盾,而且在量刑上似显宽严失衡。从犯罪学与刑事政策的角度而言,轻刑化的量刑体系仍是我国交通犯罪刑罚改革的必由之路。通过改革刑罚结构与量刑的权重因素、严格刑事证明标准、恪守刑法谦抑原则方能有效地在犯罪治理与刑罚公平间保持平衡。     

证券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和现实选择——"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杭萧钢构案引发的思考

"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杭萧钢构案的一审判决引起了社会的强烈关注.从证券犯罪刑事政策视角考察,鉴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特殊性和证券犯罪的特珠陆,当前证券犯罪刑事政策的价值追求应定位为"功利优先、兼顾公正",表现为一种宽和的刑事政策.在此意义上,"牛市内幕交易第一案"之判决,虽然是一种轻刑化的表现,但有其现实的合理性.然而,宽和的证券犯罪刑事政策已经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已经影响到证犯罪刑事政策价值的实现.因此,在坚持宽和的证犯罪刑事政策前提下,必须完善证券犯罪刑事立法、证券犯罪刑事司法以及相关的证券社会政策.     

通过程序的犯罪控制

程序是犯罪纠纷多元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一环。程序不仅是实现刑罚目的的工具，其本身也具有犯罪控制的功能。社会环境的结构变迁决定了程序现代化过程中犯罪控制功能的衍化。在权力运行的微观层面，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体现为对程序亲历者与社会公众的规训作用与“惩罚”效应，程序既是手段也成为目的本身；在制度层面，程序性“出罪”体系通过程序适用目的性影响实体结果，缓解过度犯罪化与刑罚化的问题，提升犯罪控制的合理性；在理论层面，程序的刑事政策化表明刑事诉讼规范具备不断回应社会需求的演进能力，也揭示了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不断强化的根本原因。程序的犯罪控制理论是在刑事诉讼程序现代化过程中对传统刑事诉讼理论的反思与发展，但应存在一定限度：一是程序的犯罪控制功能发挥应当始终遵循法治原则，不能超越刑事诉讼的规范教义；二是功能主义进路的犯罪控制不能以牺牲基本的诉讼权利保障为代价。如此，方能充分发挥诉讼程序的刑事政策机能，有效完善程序法与实体法融贯的一体化犯罪控制模式。     

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因素分析

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对于一国刑事政策的走向以及犯罪态势都有决定性的影响。国家的政治体制是影响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最重要的因素之一。犯罪态势对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为：犯罪态势严峻，刑事政策严厉，刑法严酷；犯罪态势平缓，刑事政策轻缓，刑法宽缓。比较而言，刑事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在大多数情况下都呈现出一种和谐共荣的关系，因而，刑事法理论的变化和更迭一般都会引起刑事政策与刑法关系的变革。     

德国刑事政策的任务、原则及司法实践

德国是刑事政策理论的发祥地 ,也是刑事政策思想学说最为深刻、系统的国家。它将刑事政策的任务定位于 :基于不同时期的社会状况和犯罪态势指导包括刑法、刑事诉讼法和刑罚执行法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制定、执行及变革 ,指出与犯罪作斗争的有效途径和方法。人道、法治和公正三大原则贯穿于刑事政策的始终 ,使得现代德国刑事政策的进程表现出整体上犯罪网趋宽、刑罚网疏缓 ,而对特定犯罪轻中有重、重势增强的特征     

税收犯罪刑罚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思考

刑法典中关于税收犯罪的重刑化趋势较为明显,但近些年来,刑罚轻缓化的刑事政策也在立法中展露头脚。《刑法修正案(七)》注意入罪与出罪相结合、从严与从宽相协调,并且更多地展现了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中宽松和轻缓的一面。《刑法修正案(八)》删除了刑法第205条虚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用于骗取出口退税、抵扣税款发票罪和第206条伪造、出售伪造的增值税专用发票罪可以适用死刑的规定,这都被视为推行刑罚轻缓化的重要标志。轻缓化刑事政策的推行要建立在相应的社会生活条件基础上。税收犯罪衍生机理的特殊性以及法定犯性质决定了将来税收犯罪的刑事立法应当向"严而不厉"立法模式的迈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