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吉尔平式”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0年代以来IPE及其在中国的发展

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国际政治经济学(IPE)作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领域,无论是其核心议题还是其研究方法,都出现了重大的方向性转变,都更加专业化。本文通过对IPE在国际学术界和国内学术界发展的全面评估,意在回答如下三个核心问题:20世纪70—80年代“吉尔平式”的IPE在研究议题、研究方法以及知识谱系上有何特征;90年代以来,在“第二代IPE学者”的努力下,IPE在研究议题、知识谱系以及分析方法上出现了哪些重大学术转向;IPE在中国学术界所取得的成就以及面临的挑战。     

IPE三十年：学理交锋中的学科发展——“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述评

由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与《国际政治研究》杂志联合主办的“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研讨会”于2006年3月31日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举行。会议议程分“IPE与国际关系理论‘第四次论战’”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及其在中国的发展:成就与挑战”两个阶段,分别由袁明教授和王缉思教授主持。与会者围绕着由秦亚青、苏长和、门洪华及魏玲翻译,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政治理论的探索与争鸣》一书,就“第四次论战”的实质、IPE(即国际政治经济学,以下统称IPE)与国际关系学科导向、中国的IPE研究及学科建设等…     

主题讨论：国际政治经济学、全球化与中国

在过去三十年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历程中,国际学术界似乎形成了某种共识:国际政治经济学(IPE)正在改变着国际关系研究中“高级政治”和“低级政治”这种二分法;在过去十多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发展中,学者们也逐渐意识到,IPE正在改变着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议题和分析方法。     

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中的“国家”角色——读《国家与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关于国家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历来是国际政治经济学(IPE)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①事实上,由于战后美国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主导地位,该领域内的文献主要关注的还是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与一般的政策分析不同,关于美国对外经济政策的政治经济分析不仅仅是针对具体政策本身,     

国际安全机制:定义与分类

众所周知,国际机制(international regimes)理论主要是在政治经济(political economy)领域发展起来的,国际机制研究率先在政治经济领域开花结果。国际机制研究在政治经济领域取得的进展,不能不引起国际安全问题的研究者们的注意与兴趣。一个十分敏锐而又不可回避的问题随即被提了出来:“机制这一概念能富有成果地应用于国家安全问题吗?” 国际安全机制的研究从概念问题入手,     

美国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演变——基于1949年至2022年的历史考察

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是两岸政治定位争议在国际领域的延伸。两岸围绕这一问题的交锋主要集中于国际多边领域,因而更易成为美西方国家联手“以台制华”的工具。尽管1949年以来美国在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问题上的立场受到中美实力变化、中美关系以及美国对台政策的影响,但这一问题一直都是美国在国际领域干涉中国内政的重要抓手。近年来,在美国挑起对华全面竞争的背景下,美国政府加大了打“台湾牌”的力度,对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明显增强。尽管在中国国际影响力上升与现行国际法秩序之下,美国支持台湾地区参与国际组织的支持并未能实质撼动国际社会普遍坚持的一中框架,但美国在国际上频频为台当局参与国际组织站台和撑腰打气,仍对中国政府在国际领域处理涉台事务造成严重干扰。     

“美国回来”的“变”与“不变”

拜登政府执政一年多来,提出并践行“美国回来”的国际战略。“美国回来”是对特朗普“美国优先”战略的调整,旨在重返国际社会,巩固美国的领导地位。然而,“美国回来”的国际战略调整受到了美国国内态势和国际格局变化的制约。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回来”相比“美国优先”战略虽有所变化,但其维护美国霸权的核心目标不变,遏制中国的图谋不变,美国利益至上的实质不变。不仅要看到拜登政府“美国回来”的国际战略之“变”,更要看到其“不变”。     

再谈中国对外政策的“内向性”

大概是四五年前,在一次有关上个世纪40—50年代中国外交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本人在提交的论文中提出了中国外交的“内向性”问题。当时提出中国外交的“内向性”,是由两个因素促成的。首先是受到美国对外政策研究的影响。对外政策的“内向性”,借用的是冷战结束后一个时期里美国学术界描述冷战后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简单概念。其含义是指在苏联这个主要的外部威胁消失以后,美国的对外政策主要是根据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需要而非应对外部世界变化而制定的。中国对外政策的形成过程固然与美国非常不同,国内政治在其中的作用至今也不清楚。由于缺乏…     

"美国世纪"命题及其影响

美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之后开始缓慢地走出了“孤立”状态,在20世纪期间的国际事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世界上发生的很多引人注目的大事,美国很少能够摆脱干系。本文从亨利·卢斯提出的“美国世纪”这个角度出发考察了美国借助其不断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力量实现世界领袖地位的过程,分析了“美国世纪”这一命题提出的背景、主要内容及其产生的影响,特别强调了在“美国世纪”中文化在实现和维护美国的世界霸权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该不该有国际政治理论的中国学派?——兼评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

近些年来,有别于传统的“国际问题”研究模式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在中国悄然而起,对此,国内的国际关系学术界普遍持肯定态度。我认为,中国的国际政治理论研究者应力求使自己的研究体现出创造性和独立性,以求建立“国际政治学的中国学派”。 这种认识首先基于当今世界的国际政治学研究状况。目前,在全球意义上的国际政治学界,美国的国际政治理论居于主导和统治地位,以至于在许多人看来,“真正”的国际政治理论基本上就是美国的理论,美国的     

台湾行政诉讼法制的百年历程

1914年北洋政府《行政诉讼法》的颁布是中国近代行政诉讼法制确立的标志，也被台湾学者公认为是台湾行政诉讼法制百年变迁的历史起点。但是此前和此后的五十年日据时期是台湾行政诉讼法制发展不可不察、不可回避的背景。随着1945年台湾回归祖国，南京政府1932年《行政诉讼法》也被带到台湾施行，是为台湾行政诉讼法制史上的“旧法”时期。2000年台湾“行政诉讼法”大规模修正，是为“新法”时期。     

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政治风险:基于案例与对策的分析

在中国经济持续发展和企业实力不断增强的背景下,中国政府提出实施"走出去"战略,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按照国际通行规则开展跨国经营。目前,中国已成为继美国、日本之后的世界第三大对外投资经济体,在境外形成了若干个原油和矿产资源生产基地,获得了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的油气、矿产资源和其他资源。风险性无疑是跨国公司经营中的一个突出特征;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中国企业海外经营必然会遭遇两类风险:经营性风险和国外政治性风险。随着中国企业越来越多地现身于国际商业和资本市场,国外政治风险已成为影响我国企业海外投资和国家经济安全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因素。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兴起、进展与镜鉴北大核心CSSCI

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在国际学界中颇具代表性。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于其战略需求,拉美政治研究在美国兴起。在冷战背景下,由于国家安全和意识形态等原因,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与现实政治发展密切联系。美国拉美政治研究的发展表明,其核心争论在于普遍主义范式与相对主义范式的平衡,即拉美国家应追随和复制西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还是应打破"依附论"观点下的中心外围结构保持自身发展道路的独立性。冷战结束以来,拉美国家的现实政治发展表明单一范式效度的有限性,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拉美政治研究主要回答如何处理拉美地区与世界的关系,呈现多元化发展。尽管美国的拉美政治研究存在价值立场和历史视角的偏见,但其研究经验仍值得借鉴。     

美国“弃台论”发展演变分析

近几年来,在全球经济危机和中国大陆崛起的大背景下,美国与两岸的关系发生微妙变化,部分美国学者、前官员重新评估美国对台政策问题。在这场围绕对台政策的辩论中,一批重量级智囊和学者从美国根本利益和美中关系大局出发,提出要求减少乃至放弃对台军售、从台海争端脱身的“弃台”论调,在国际社会和海峡两岸引发关注和讨论。     

“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

观察和研究国际问题,可以有多个“切入点”。在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政治的研究中,有两个“点”是不能忽视的,这就是“新自由主义”思潮和“美国因素”。“新自由主义”思潮风行于世界已经20多年,成为世界主流意识形态,也是西方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战略的指导思想。“美国因素”则在世界上无所不在。从苏东剧变到伊拉克战争,     

人、文明体与国家行为北大核心CSSCI

在冷战结束,特别是发生在美国的“9·11”恐怖事件之后,文化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似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家争论的一个焦点。中国学术界对塞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福山等关于文明的观点,以及亚历山大·温特等人的建构主义理论表现出高度关注,可能还与这样一个特殊背景有关：中国是一个正在融入国际社会的上升大国,其文明经验与所强调的道路与西方社会的历史逻辑有巨大差异,现实主义、自由主义等既有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这一重大议题的解释效力不大,而建构主义及文明学派强调文化、观念等“软”的方面,似有更大的讨论空间,存在着产生一种更具解释力的理论的可能性。也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学界提出了建立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问题。然而,建立中国学派,必须借鉴新的学科和引入新的研究工具。国际关系研究并无自己的方法,它是不断借鉴其他学科（如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的方法发展起来的,因此,若无新的工具和新方法的引入,建立新学派的想法只能是纸上谈兵。古人云：“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中国学派的建立问题应从应然（应当如何）层面的讨论转到实然操作层面,即尝试引入一些新概念工具和解释一些实际问题。本期刊载的这组“人、文化与国家行为”专题论文,将心理文化学的视角和分析工具引入到国际关系研究领域,便是这个方面的努力。     

建党90周年前夕的一场“思想盛宴”——“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综述

2011年6月6—7日,由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与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联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的建设”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以及来自美国、欧洲、新加坡学术界的知名学者等共约30人出席。     

对冷战后国际关系的一种有价值的思考——《可以为战争辩护吗?》简介

冷战后,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但国际关系中依然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出现许多新的情况和趋势。“9.11”事件和“打击恐怖主义战争”的出现,尤其是伊拉克战争的爆发,使国际关系发生了更为复杂和深刻的变化,也由此提出了许多令人深思的新问题。《可以为战争辩护吗?》一书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下编辑出版的,它从一个新的视角,即从国际法与伦理结合的角度解读了当今国际政治关系。正如该书标题所示,作者围绕战争干涉这一现实问题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值得我们关注。一、书的由来本书的始作俑者是两个重要的研究机构:法国外交部分…     

先发制人——遏制战略的新层次

遏制战略是美国战后四十多年来的基本国家战略;先发制人是布什政府藉“9·11”事件出台的新主张,被正式写入2002年9月20日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宏观来看,先发制人与遏制战略在根本战略目标、具体内容框架、提出的历史契合点这三个方面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从微观着手,两者又在出台的国际国内背景、针对对象、具体实施手段、战略目标结构表现形式这四个方面存在区别,是两个独立的概念。受国际社会、国际组织、美国国内因素的制约,美国外交政策延续性的影响,先发制人虽然较遏制战略更加张扬,更加咄咄逼人,但是它的影响和实践意义将远逊于遏制战略。它绝不可能做到理想中的为所欲为,到头来只会是新层次上的遏制战略。     

理论驱动与大国崛起——美国的经验

一个国家的崛起，根本上是思想的崛起，特别是理论的发展完善程度，对于一个国家能否真正实现崛起具有决定性作用。在美国的崛起过程中，思想动力和智力支持都是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最初，美国对崛起的理论准备，是紧紧围绕美国面临的现实政策问题而展开的。围绕“如何处理美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美国提出了与国内政治哲学相一致的国际政治哲学，确立了推动建立以自由民主原则为基础的新美利坚帝国外交大战略，形成了一个内部充满竞争又有机统一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体系。尤其是美国战略界关于国际管制模式的现实主义理论设计，以摩根索、凯南、基辛格、布热津斯基等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战略家敢于直面美国国际政治现实，从美国大战略的高度为美国规划未来，为美国崛起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同时，美国将理论研究纳入制度化轨道，先后建立了公共智库制度、情报制度和政策顾问制度，为美国理论的战略与政策转化提供了可靠的支点。因此，美国的经验在于一个大国崛起，必须在国内和国际问题上确立一个内在价值和外在制度相一致的大战略理论及其制度体系，使之成为世界强国的理论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