药检所长从“群英”形象中得到启迪

段青松同志是从事药政药检管理工作的,任新化县卫生局药检所所长。药检工作与党史工作关系不大,但他非常喜爱《党史月刊》。开始,他是在单位订的刊物中读到这份刊物的,生动的内容深深吸引着他。他就自费订了一份。每期一到,在医院工作的妻子和读小学的孩子都争着看。而他是每篇必读,尤其是爱读“群英谱”、“人物     

还是叫“同志”好

据刘少奇秘书回忆,有一次在家里,工作人员向刘少奇报告工作,喊了一声委员长,刘少奇不搭理,等叫到第三声“委员长”时,刘少奇说“以后不要这样叫了,叫同志多顺口啊!”新中国成立后的十几年间,刘少奇担任多个要职,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一直称呼他“少奇同志”。     

《汪大铭日记》选载序

汪大铭同志,是抗日战争以前参加革命的老同志。抗战爆发以前,他不到二十岁,就在上海参加抗日救亡活动。“八·一三”事变以后,他筹组救亡团体到皖南,参加了新四军。自此以后,他在皖南、苏南和浙东等地,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活动并先后担负各种领导工作。解放战争时期和全国解放以后,他先是在解放军,后在福建党政机关中担负领导工作。现任福建省委党史征集委员会副主任。     

在协调推进“四个全面”中弘扬陈云实事求是精神北大核心CSSCI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纪念陈云同志,就要学习他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要求全党同志一定要把实事求是贯穿到各项工作中去,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打下扎实的工作基础。我感到,在新形势下弘扬陈云实事求是精神,奋力推进“四个全面”,关键是坚持“六观”：     

周恩来同志怎样对待人生和工作

周恩来同志的道德风范、高贵品质在他所有的活动之中,大到国家大事,小到日常生活,无不体现出来。在他身边工作,通过他的言传身教随时都能受到深刻的教育。 下面简单介绍两件事。 一、周恩来同志是怎样对待人生的 1972年在健康检查中,通过尿的细胞学检查,发现周恩来同志患膀胱癌。我们向他报告后,他很平静地说:“我配合你们,你们也要配合我。”周恩来同志相信科学、相信医生,所以他接受我们的诊治意见。他完全了解癌症的严重性,但这丝毫没有影响他把革命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生观。他说“你们也要配合我”,就是说我们的诊治安     

回忆胡耀邦与张际春的交往

1973年秋季的一天上午，我到富强胡同看望住在那里的耀邦同志。当时耀邦同志还没有出来工作，主要是在家里看书学习。这天就耀邦同志一个人在家，我去了他很热情，从四合院里摘了几串葡萄放在茶盘里招待我。耀邦同志第一句话就问：“中宣部撤销后，你分配到哪个单位工作？”我说：“分配到卫生部下属的中医研究院工作。”然后我向耀邦同志汇报，说到了张际春遭受的不白之冤，     

如此“接风洗尘”好

笔者所在的局机关，遇到同志调进、调出，既不摆“接风宴”，也不设“饯行酒”，而是由局党组集体找当事人谈一次话，为其“接风洗尘”。所谓“接风”，就是向新来的同志介绍局机关在“两个文明建设”中取得的成绩，讲清本单位的职能、制度和职责，使其踏进“门槛”就自觉地把自己置身于党组织的管理教育之下。所谓“洗尘”，就是召开民主生活会，坦诚地指出调出的同志身上存在的缺点，对他到新的岗位上提出希望和要求，使他们清醒地看到自己在思想作风、知识和能力等方面的不足，以便洗去“尘埃”，在今后的工作中加以克服和弥补。这样的“…     

一个“老共青团员”与胡耀邦的深情交往

延安“鲁艺”老学员、晋绥革命根据地文艺老战士、甘肃省原人大副主任李文辉,在解放后从事共青团工作中结识了胡耀邦同志,并在其后几十年的风风雨雨里,与耀邦同志多次来往,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在不同的时期与胡耀邦同志的交往中,亲身感受到耀邦同志真实、随和、豪爽、光明磊落等多方面的人格魅力。他深情地告诉笔者,胡耀邦同志既是位充满活力和正义感的伟大政治家,又是一位亲切、和蔼、富有人情味的平凡人。     

周国知工作笔记选登

本刊第10期刊登了长篇通讯《燃烧生命情暖民心———记“人民群众的贴心人”周国知》,在读者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近日,中央各新闻媒体对周国知同志的事迹进行了集中宣传报道。胡锦涛、温家宝等中央领导同志作出重要指示,号召全国广大基层干部向周国知同志学习,一个学习周国知同志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热潮正在神州大地兴起。现继续刊登周国知先进事迹———《周国知工作笔记选登》,从这个侧面,我们可以更真切地感知到周国知工作一丝不苟和他一心爱民的情怀。——编者     

王旅长亲自为我做晚饭

王震同志在战场上是使敌闻风丧胆、望风而逃的“虎将”。我从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一年曾有幸在他统率的三五九旅的七一九团战斗工作,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特别是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二日晚上,我送信到旅部,受到王震同志的厚遇一事,至今仍记忆犹新。     

忆胡绳同志

一新华社播发的《胡绳同志生平》中使用了“少年早慧”四个字,这是很少见的。这四个字用在胡绳同志身上十分贴切。今年春节,我到他家去。他的秘书、也是儿媳的黎钢在座,说到她陪胡绳去看望夏衍时,一进门,夏衍就说:“神童来了。”黎钢说:我这才知道夏衍同志他们把胡老称做“神童”。夏衍和胡绳三十年代中期都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但两人年龄相差十八岁,所以夏衍完全有资格把胡绳称做“神童”。“神童”,我想也就是“少年早慧”的意思。我听胡绳讲过他早年的事情:他的父亲是个半新半旧的师范毕业生。胡绳入学前,父亲教过他两年,读的是古文…     

“文革”前十年邓小平经济思想初探

邓小平经济思想是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理论是邓小平同志在长期参与党的重要决策和指导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理论创造性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的结果,是一个从探索到形成、丰富和发展的过程.自党的“八大”邓小平同志进入党中央领导核心后,他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等党第一代领导人一起,为完成“一五”计划,克服“大跃进”、“人民公社”失误后出现的严重经济困难,实施“二五”计划,制定“三五”计划,进行了     

张玉国:慎思守志除弊事

１９９６年 ,张玉国同志担任了天镇县信用联社总稽核。熟悉张玉国同志的人都知道 ,他身上常携带着一个笔记本 ,在笔记本的首页上 ,有他自己书写的一句话 :“慎思守志除弊事 ,留得清廉在人间。”这正是他生活和工作的真实写照。负责稽核纪检工作之初 ,张玉国审时度势 ,首先建立了稽核审计机构 ,增配了精通业务的人员任专职稽核员 ,并在全县１７个信用社配备了兼职审计稽核员。几年来 ,他始终坚持在制度制定中狠抓一个“准”字 ,执行中坚持一个“严”字 ,落实中提出一个“细”字 ,工作中讲求一个“廉”字 ,尤其是对业务经营和离任人员的稽核 ,…     

学习光辉榜样 大兴调查研究

<正>“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更没有决策权。”从梁家河大队党支部书记到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同志一路走来，始终不忘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他的身影常在人民之中，为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作出了光辉榜样。20多年前，习近平同志到浙江工作不久，有人请他谈谈“施政纲领”。他笑着说，我刚刚来，还没有发言权。到时候，我是要说的。     

同志：温暖亲切的称呼——忆彭塞同志

１９８７年，几个军队转业干部来到党史工委工作，我也是其中之一。不久，我们都发现彭塞主任称呼我们时，都是姓名后面加同志。开始，我们既感到新鲜又还有些不习惯。像他这样一位资深的领导和长者，称我们这些晚辈为“小张”、“小李”又何尝不可，叫“同志”则显得过于郑重其事。时间长了，我们才知道，他不仅这样称呼我们，即便是分管党史工作的省委或其他领导，他也称同志，绝不称职务；不管是与其长期共事的同事或下级，还是大学刚毕业分配到单位的年轻人，不论职务高低还是年纪长幼，一律称同志。我曾心想，或许这是他的一个习惯，因…     

谁是营救王孝和等同志的组织参与者?

1948年4月，上海国民党当局的特务秘密逮捕了上海电力公司职工王孝和、吴国桢、张世宝等同志，一手策划制造了“王孝和事件”。在这一事件发生后，是谁组织、参与了营救工作，并支持王孝和等同志对国民党特务作坚决的斗争？目前有三种说法：第一种，中共上海市委和中共上海市委工人运动委员会（简称工委）全力组织营救工作（见《上海工运史料》1988年第4期）。第二种据是王孝和一案中吴国极的辩护律师程孟明说，因特刑庭审判中不让律师出庭，他从上海到南京找到最高检察长杨兆龙．在杨兆龙的指点下，程孟明在小报上开展“新闻攻势”，由于杨…     

公仆本色——汪洋湖

编前语:“汪洋湖同志最突出的特点就是于细微处见精神;最可贵之处就是几十年如一日,所到之处有口皆碑;最难得的就是勤廉兼优,群众期望党员领导干部做到的、党组织要求党员领导干部做到的,他都做到了。”难怪他的同事说:“跟着洋湖同志这个‘班长’抓工作,我们班子成员工作上是累一些,生活上也比较清贫。但是,反过来讲,这么多年跟洋湖同志干事,大家能力上有提高,工作上出成绩,群众中有威信,心情非常愉快。”他的下级说:“听说我要去北京介绍汪书记在舒兰期间的工作情况时,大伙儿都对我说:‘一定给汪书记捎个信,告诉他,舒兰人民永远想着他。决心在他的精神鼓舞下,把家乡建设得更美好。’”他的小女儿说:“感谢爸爸给我们深情的关爱。他该给我们的,我们都得到了;不该给的,我们也不再想得到。”群众说:“这样的‘老山参’早该挖出来了。”“我们早就等着这一天,给他说句话,讲一讲他的事。”本刊将这位刚挖掘出来的“老山参”奉献给大家,“滋补”功能和充实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保健医生深情话当年——我给邓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

1980年8月15日上午10点，北京解放军总医院领导和保健办公室负责同志找我谈话，决定派我到邓小平同志身边做专职医疗保健工作。听到组织的这个决定，我又惊又喜，同时又感到责任重大，深恐力不从心。领导看透了我的心思，鼓励我说：“放开胆量，试试看。”我给邓小平同志当保健医生时，他已是76岁的老人了。让我惊奇的是，尽管他年事已高，又历经坎坷，但仍红光满面、精力充沛，身体非常健康。小平同志从不吃补品，惟一算作“补品”的，是每天吃几丸大粒维生素。我在他身边工作3年，竟从没见他患过感冒，也很少见他吃药。记得最清楚的“病”…     

我所了解的李雪峰

“活到老，学到老”的楷模 我在雪峰同志身边工作了15年。从1956年底在中共中央工业工作部起，随后又跟着他到中共中央华北局，“文化大革命”期间，再跟着到中共北京市委，到天津市，到河北省。其中有8年是做他的秘书。1971年初华北会议结束后，不当秘书了，但此后的23年间，包括在他处境最困难的8年里，也通过家人的渠道，保持了一些联系。雪峰同志于1979年回京后，在没有配秘书的10年间，首先是要写申诉材料，于是把我从石家庄叫来，写出了到京后的第一份申诉（李先念同志批了这份申诉）。     

赞“高度自觉”——读王杰同志日记心得

读了王杰同志的日记,我联想到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里的一段话:“‘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在必要的时候,对于多数共产党员来说,是被视为当然的事情。这不是由于他们的个人的革命狂热或沽名钓誉,而是由于他们对于耻金发展的科学的了解和高度自觉。”王杰同志的伟大,就在于他“高度自觉”地为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王杰同志这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用“高度自觉”的革命品质铸成的。他的一部日记,是他“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