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挥了创造性才能更好地实现原则性

我是一个工人出身的司法工作者,五年来的实践証明:政法工作者不仅可以敢想敢說敢做,而且可以大胆想、大胆說、大胆做。关鍵問題在于你站在什么立場,以什么态度来对待新鮮事物。比如說,政法工作必須絕对服从党委的領导;必須貫彻群众路线;必須坚定不移地执行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这是一个原則性的問題,可不能胡思乱想,任意改变的,否則将会犯政治上的錯誤。但原則性不是束傅人們的手足,要在原則的指导下发揮人們的积极性、創造性,因时因地設法实現原則,从而做好政法工作。我     

政法理论上需要“敢想、敢说、敢做”

我国法律是工人阶級領导的人民群众的意志的表現,也是党領导人民进行革命斗爭經驗的总結。同时法律是为当前的政治服务,为适应革命斗爭的需要而制訂,而不断加以修改的。足見,作为具体执行法律的政法工作者是大有“敢想、敢說、敢做”的余地。政法工作应該而且能够“敢想、敢說、敢做”。这可从以下几点来談談。首先,“敢想、敢說、敢做”就是要有大胆革新的精神。这就必須破除迷信,彻底划清新旧法界限,不要怕“权威”,不要受“体系”所束缚。譬如:过去对“无罪推定論”、“有利被告論”等旧法观点,許多人早已認     

又红又专,就能解决怕犯错误而不安心政法工作的问题

在政法部門工作的同志,确实有些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怕犯政治立場性的錯誤想法。我要求調离法院甚至要求退职,也就是这个緣故。今年四月我被调到法律顧問处工作,当时非常愉快,認为律师工作再不象审判員那样容易犯政治上的錯誤。可是当我为刑事被告人辯护,檢察員对辯护論点有意見,認为律师的立場有問題时,又觉得为地、富、反、坯份子辯护比审判員还难办,更容易犯政治立場性的錯誤。就想:若把我调到生产部門多好,就是沒有发明創造,     

“錯了有人負責”

据說有的审判員認为:案件經过三长或党組研究,“錯了有人負責”。如果这只是意味着有了領导支持,工作可以放手大胆,不要怕犯錯誤,那倒是无可厚非的。可是这些同志却不是这样想,他們認为案件經过三长或党組研究,他提意見不頂啥,只是办理法律手續而已,因此处理錯了,他就不应該負責任。这种認識当然是錯誤的。我們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办事的,有在集     

关于国际法体系的几点意見

我同意丘日庆教授的意見,認为現在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国际法体系和一个共同的卽現代国际法体系,并認为这是一个正确的意見。我不同意林欣同志的意見(見“教学与研究”1958年第1期“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法体系”一文,以下引文均見該文),認为在他的論述和結論之間有很多矛盾,而且有些道理說得很勉强。主張     

我是怎样做书记员工作的

我出身于一个貧苦的家庭,小时候只讀二年书,解放前长时期做女工和媬姆。解放后我在厦門市一个京果店里当炊事員,“五反”后党为了培养工农干部,把我調到厦門市人民法院搞民庭书記員工作。按照我当时的文化水平,是不能胜任这項工作的,曾經有一度思想波动,認为法院里不是大学生就是     

运用矛盾法则,掌握专政武器

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发展过程,均存在着自始至终的矛盾运动。矛盾到处存在,不論是自然界、社会现象或精神現象,沒有一件事物不具有矛盾。这就是矛盾的普遍性和絕对性。所謂矛盾,就是同一事物內部包含着相互对立的东西的意思覀冊诠ぷ髦薪洺Ｕf的“有問題”,其实就是矛盾的存在。这种对立面的統一和斗爭的規律就是辯証法的核心。政法工作,时时刻刻都在研究与解决社会現象、     

政法工作者想、说、做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

我们在政法部门工作的同志如何解放思想,做到“敢想敢说敢做”这个问题,有不少同志曾经反复考虑过,但是也有一些怀疑。例如说:“我们政法工作者有什么东西可以发明创造的呢?”“难道我们去创造发明一个法律出来不成?”这说明我们部分政法工作者还没有全面地找到想、说、做的正确方向和内容。因此认为自己的工作不太好搞,不知道如何发挥自己的智慧和作用。我认为,政法工作者是能够做到“敢想敢说敢做”的。首先要力求思想解放,在思想上插红旗。不能否认,目前在少数政法干部中的旧法观点、教条     

思想解放必须贯彻群众路线

政法工作者要解放思想、大胆創造、关鍵問題在于貫彻群众路线。我是一个公安工作人員,根据我的体会:大跃进以来,公安保卫机关經过整风,扫蕩了“三风”“五气”,批判了孤立神秘主义、右傾保守主义和特权思想,逐漸扭轉了不願发动群众,害怕群众的思想和作风。思想逐步介放了,工作日益提高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大跃进的发展,公安部門与群众之間的关系在日益增强,絕大多数的公安人員都認識到:只要是对群众有利的事就能想、能說、能     

愛國公約是社会主义法制建設的重要部分

刘少奇同志曾經在全国檢察会議上指示說:“农村公約,不仅是司法工作的补充,而且是正規維护劳动紀律,維护社会主义道德的司法制度,要把調处公約当作法制建設一件大事情办。”实踐証明,少奇同志的指示是完全正确的。普遍的制訂社会主义爱国公約不仅是推动各項工作全面跃进的一个有效的組織制度,而且也是全民整风运动通向全胜之路的重要內容之一。如何深入地发动群众,自觉地制訂公約,真正地执行公約,成为促进生产大跃进的动力,这是一个尚在摸索中的新問題,还没有一套完整、成熟的     

駁右派分子梅澤濬关于犯罪产生原因的謬論

右派分子梅泽濬在講授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总則)課时,利用我党百家爭鳴的方針,以反动的資产阶級观点来修正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犯罪产生原因的学說,进而攻击我們的社会主义制度。他說:犯罪的产生,除了阶級原因以外,还有历史原因和認識原因。接着又解釋說:历史原因是由于生产力低下,貧困現象还存在;認識原因是由于人民文化水平不高,认识不到。并引証列宁同志所說的“共产主义建設的敌人是文盲”,作为他的“理論”根据。     

开展地方人大常委会工作的几点体会

一、地方人大如何开创新局面经过这几年工作的摸索,现在看得比较清楚了。地方人大既不能象党委那样抓思想政治工作和进行方针政策的领导,又不能象政府那样直接管理和处理各项业务。因为我们人大机关同党委机关、政府机关的性质不同,职权也不同。这些,宪法和组织法都有原则规定。虽然有规定,但直到现在,我们还是在摸索着干。这里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现在还有相当多的人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对地方人大的性质、地位、作用、职权的认识还不一致。我认为,地方人大这部机器要正常运转起来,首先要解决这个认识问题,而且要不断地抓。     

彻底扫除三种思想障碍

政法工作者能否做到“敢想敢說敢做”?应該說是能够做到的。但必須彻底扫除以下三种主要思想障碍: 首先,必須破除迷信,扫掉恐惧和自卑感。有     

现在有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两种国际法體系

現在究竟有几种国际法或国际法体系呢?这是目前爭論較多的問題。有的人說是一种,即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国家共同协議的国际法;有的說两种,即各适用于社会主义与資本主义国家之間的国际法;或說三种,即一、二两种之和。如果这里所引证的结论沒有錯的話,則应該認为:上述三种說法都有不够正确的地方。首先,应該弄清楚一个基本概念,即我们所指的     

略論政策和法律的关系

正确地理解政策和法律的相互关系,不仅是政法教育工作者和法学研究者所需要,而且也是政法业务部門的同志所最迫切需要的。因此,及时地、深入地,特别是結合中国的現实情况来探討这一問題,是完全必要和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的。在我看了朱恩霖同志和赵擎同志的两篇論文以后,願提出以下几个問題和同志們研究。一什么是政策朱恩霖同志說:“統治阶級为进行阶級斗爭和国家领导,必須根据当时当地的客观情况,制定工作的     

如何对待法学遗产?

会上同志們都赞成在馬列主义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百家爭鳴”,也都承認法学有遺产,并且一致認为这些遺产要批判地接受。但在对这些原則的具体解釋和具体运用上,却显得很不一致,这就更加証明“爭鳴”的必要。不“爭”不足以暴露“分歧”,不暴露     

关于犯罪性質問題的几点意見

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父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指导着一切工作和一切学术,而在政法工作和政法科学方面,更其重要。为着紀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上海法学界举行了一連串的座谈会和讨论会。首先,华东政法学院的国家与法的理論教研組、刑法教研組、民法教研組都在四月间举行了两次到三次的座谈会。出席的除该院师生外,还邀请了复旦大学法律系、公安学院上海分院的教师和上海各政法机关的同志参加。討論:两类矛盾学說对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指导意义、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民法是否也对敌孶鹊葐栴},大家发表了自已的看法。尤其关于刑事犯罪是否全是敌我矛盾性質,还是也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問题,引起了教师和同学們的爭論。在此基础上,上海法学会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范围较大的座谈会,座谈“两类矛盾学說在法学研究上的意义和作用”。参加者有法学界人士四十余人,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曹漫之同志综合了大家的意見,指出:两类矛盾学說是一根绕线,貫穿着法学的各个部門,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則,大家必須透彻了解并善于运用这个原則来进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曹漫之同志并说明这次座谈会仅是学习两类矛盾学說的开始,今后还須广泛展开,在各單位、各孯瞪钊胩致邸?这里发表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发言稿,其余的將在下一期繼續刊載。本期还发表了中央政法干校谢飞副校長的“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文,对这个討論是有帮助的。希望全国法律界同志进一步研究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并写出稿件寄来,本刊当以較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关于民事糾紛的性質的看法

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是馬克思列宁主父的創造性的发展。它指导着一切工作和一切学术,而在政法工作和政法科学方面,更其重要。为着紀念“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內部矛盾的问题”发表一周年,上海法学界举行了一連串的座谈会和讨论会。首先,华东政法学院的国家与法的理論教研組、刑法教研組、民法教研組都在四月间举行了两次到三次的座谈会。出席的除该院师生外,还邀请了复旦大学法律系、公安学院上海分院的教师和上海各政法机关的同志参加。討論:两类矛盾学說对法学教学和科学研究上的指导意义、刑事犯罪的矛盾性質、民法是否也对敌孶鹊葐栴},大家发表了自已的看法。尤其关于刑事犯罪是否全是敌我矛盾性質,还是也有人民內部矛盾性質的問题,引起了教师和同学們的爭論。在此基础上,上海法学会于四月二十五日召开了范围较大的座谈会,座谈“两类矛盾学說在法学研究上的意义和作用”。参加者有法学界人士四十余人,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最后由曹漫之同志综合了大家的意見,指出:两类矛盾学說是一根绕线,貫穿着法学的各个部門,是最基本的指导原則,大家必須透彻了解并善于运用这个原則来进行政法科学的研究和实际工作。曹漫之同志并说明这次座谈会仅是学习两类矛盾学說的开始,今后还須广泛展开,在各單位、各孯瞪钊胩致邸?这里发表了座谈会上的一部分发言稿,其余的將在下一期繼續刊載。本期还发表了中央政法干校谢飞副校長的“如何区分两类不同性質的矛盾”一文,对这个討論是有帮助的。希望全国法律界同志进一步研究毛主席关于两类矛盾的学說,并写出稿件寄来,本刊当以較大的篇幅来发表这方面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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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書記周永康日前在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法委員會第二十二次全體會議。他強調,各級政法機關要認真學習貫徹全國兩會精神,把握穩中求進的工作總基調,積極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期待,認真履行各項法定職責,全面提升政     

《政法学刊》召开第二次编委会汉暨学报工作座谈会

6月10—11日,广东警官学院《政法学刊》第二次编委会议暨学报工作座谈会在广东省阳江市召开。院党委书记、编委会主任陈玉川,党委副书记、副院长王旭,副院长、编委会副主任胡关禄,全体编委以及有关部门领导出席了会议。会上,学报常务副主编张连举通报了《政法学刊》荣获“全国百强社科学报”情况,学报主编林维业总结了一年来的办刊工作并阐明了今后的办刊思路,陈玉川书记、胡关禄副院长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陈玉川书记指出辉煌之下,《政法学刊》更要准确定位,大胆创新,把学报做强做大。胡关禄副院长强调要增进荣誉、保持荣誉,开拓创新,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