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犯罪检察监督存在的主要问题及应对

当前环境犯罪的检察监督主要存在环境犯罪司法解释的指导观念滞后和没有推动建立环境犯罪刑罚新目的观等问题。最高人民检察院应当推动建立科学的环境立场,协调生态中心主义与生态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促进建立一般预防的刑罚目的观。     

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刑法的现代转型

当前中国正处于风险社会的关口,环境犯罪问题尤为突出。在风险社会下,我国环境犯罪的刑法立法仍然没有摆脱人类中心主义的束缚,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存在着诸多的瑕疵。为应对风险社会带来的新挑战,我国环境犯罪刑法立法实现由结果本位向规范本位的适度转向,由此,刑法应当适度调适犯罪圈的大小、建构双向的责任推定原则以及改革和创新刑罚制度,以充分实现环境刑法与风险社会的衔接。     

环境犯罪之预防

环境犯罪的出现及其严重性引发人类对环境变化的思考,发展环境对人类的有利方面,防止、克服环境对人类的不利方面,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重要课题。环境犯罪的预防就是根据对环境犯罪原因的分析,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有效控制、减少环境犯罪发生的社会活动。环境犯罪应当说是社会变迁过程中的综合病症之一,是多种条件和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其中主要的决定因素为经济诱因和社会现实因素。《刑法》对于环境保护的具体措施即刑罚,在种类选用上应突出自由刑和罚金刑的适用,不适用死刑。另外,还应当注重非刑罚措施的适用。     

环境刑罚辅助措施研究

环境刑罚是行为人承担环境犯罪刑事责任最主要的方式,然而,仅靠环境刑罚显然不能很好地达到制裁环境犯罪、救济环境权益的目的.因此,在判处环境犯罪人刑罚的同时适当考虑刑罚辅助措施,对于环境恢复和权益保障能够起到很好的调剂作用.环境刑罚辅助措施又称环境犯罪补充性处罚方法,是指对环境犯罪人所采取的刑罚之外的旨在恢复被犯罪行为破坏的环境,救济被犯罪行为减损的自然资源的非刑罚处置措施,包括教育性处罚措施、民事性处罚措施和行政性处罚措施三类.     

浅析环境犯罪的行为模式及对策

我国现阶段环境犯罪的表现形式大致有污染型环境犯罪、破坏型环境犯罪、走私型环境犯罪、渎职型环境犯罪。遏制环境犯罪应提高全民的环保意识,扩大财产刑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扩展环境犯罪资格刑的内涵,增设罪名以扩大环境资源的刑法保护范围,重视适用非刑罚措施,特别是“责令恢复环境”这一非刑罚措施的适用,加大执法力度,杜绝地方保护主义和行政执法腐败。     

环境犯罪

从防止公害到自觉保护环境，日本制定了种种的法律。在环境犯罪的对策上，已经完成了“从公害犯罪对策到环境保护对策”的转变。应当立足于人类中心主义与生态中心主义双方，来理解环境犯罪的保护法益。按照环境破坏的样态，环境犯罪的罪质与环境犯罪构成要件的情形是变化的。对于环境犯罪而言，“行政从属性”的概念虽并非是必须的，却是有益的。对于实施了环境犯罪的法人，对其执行罚金刑致使法人破产是不妥的。     

环境犯罪刑事制裁的方式与选择——以刑罚轻缓化为分析视角

考察我国环境犯罪的刑罚体系,可以发现适用最普遍的当属有期徒刑和罚金刑。判处环境犯罪被告人有期徒刑存在重刑化倾向,判处其罚金刑也因为刑法没有规定具体的数额、比例或倍数,加之在司法适用中判处数额较低,从而难以对环境犯罪被告人起到威慑效果。在对环境犯罪刑事处罚趋于轻缓化论证后,应当秉持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的刑罚轻缓化理念,完善现有的刑罚措施,包括限制自由刑的适应范围、明确罚金刑的具体适用方式等,并增设新的资格刑和非刑罚处罚措施,从而科学地选择环境犯罪刑事制裁方式,理性建构环境犯罪刑罚新体系。     

论恢复性正义在环境犯罪治理中的功效——兼议传统刑罚理念的有限性

传统刑罚理念应对新型犯罪存在缺陷。针对环境犯罪,在传统的报应和矫治模式之外,应兼采赔偿式、修复式正义模式来作为保护环境的手段,真正达到保护环境的功效。建议设置责令补救、限期治理等非刑罚处置措施,以弥补已有的刑罚方法在遏制环境犯罪后果持续危害方面的不足,以收标本兼治之效。针对环境犯罪,加害者与被害者可透过协商机制达成损害赔偿及关系的修复,使环境刑罚对犯罪行为的处理及反应更具灵活性和弹性,并促使行为人改过迁善,达到犯罪预防之功能及刑罚的目的和效果。     

环境犯罪适用非刑罚措施探析

环境犯罪是指违反国家法律、法规,故意或过失实施的污染或破坏生态环境和生活环境,情节严重且触犯刑律的行为。环境犯罪具有主观恶性不深、人身危险性较小等特点，为非刑罚措施在环境犯罪中的适用创造了条件。在环境犯罪中适用非刑罚措施，使主观恶性不大的犯罪人用自己的劳动恢复被破坏的环境，从而达到提高环保意识的目的。     

环境犯罪根源溯究

环境犯罪愈演愈烈的思想根源是近代人类中心主义，现实根源是经济利益至上，法制根源在于立法、执法、司法的不完善。只有从源头上切除环境犯罪的根源，才能遏制环境犯罪。     

生态文明诉求下的法律制度“绿色化”论纲

以法律形式推进生态文明建设，需要法律进行革新，向绿色化、生态化变革。以适应生态文明建设需求，适应保护环境的要求。这一变革既为生态文明所诉求，也将保障生态文明建设。构建法律的生态文明观，其公平观要从代内公平向代际公平嬗变，其效益观要从经济效益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相统一嬗变，其秩序观要从人类中心主义向生态主义嬗变。宪法中需创设环境权，确立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宪法地位；刑法中重新界定环境犯罪，在惩治危害环境罪的立法中规定举动犯和危险犯；承认自然资源的财产价值和所有权；将环境保护纳入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计划、各项政策和措施，建设绿色税制；构建环境公益诉讼制度。     

民族地区巡回审判法庭建设的"平武模式"

课题组对民族地区平武法院最近5年的涉环境资源刑事案件作了一个调研,即通过描绘平武法院2012-2016年案件数、刑事案件数、环境资源案件数情况展示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在刑事案件、法院案件两道背景中的基本现状、发展态势。调研显示:其间平武法院总体案件、刑事案件保持平稳(略有增加),而环境资源刑事案件已发展为非常重要的一类刑事案件,相较于绵阳市其他法院更是一类非常有特色的刑事案件。通过统计、整理法院案件数据,剖析典型案例,获得以下认知:平武法院在审理环境资源刑事案件过程中涉及到的审判组织、审判人员知识储备和法律技术的掌握等问题上具有独特实践,其建立的"环境资源(与旅游)巡回审判法庭"特色鲜明,与最高人民法院设立的巡回审判法庭形成了值得研究的对比。     

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

在面临日益严峻的环境保护形势的情况下,加强刑法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已是刻不容缓。加强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首先要更新理念,即在尊重生态学规律的基础上将生态价值纳入刑法保护范围。其次,在借鉴他国有关环境保护的刑事立法经验的基础上,刑事实体法要将一定时期内被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处罚两次以上的违法行为定罪处罚,增加部分罪名,扩大刑法保护的环境要素范围,适度增加危险犯的规定,并扩大财产刑的适用范围。而刑事程序法可以考虑实行环境保护专家陪审制。     

环境伦理观之探析

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 ,而传统的环境伦理观正是生态危机严重的思想根源 ,通过对“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的主要观点进行批判性反思和重新评价 ,提出了确立“以人类为中心”的环境伦理观 ,并以此来指导、规范人类的行为 ,实现人与自然的协调发展。     

中国环境犯罪立法模式之构想

我国 1 997年刑法 ,在环境犯罪的立法体例、犯罪主体、定罪处罚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 ,但这种立法模式还存在如立法模式构成、犯罪客观要件、处罚和可操作性以及与环境资源法中的刑法规范相协调等问题上的诸多不足。因此 ,应完善我国环境立法。     

从环境刑法法益的角度谈环境刑法的完善

环境刑法的根本目的是保护环境法益,而我国现行刑事立法只注重对环境犯罪侵害人身、财产法益的保护。在绿色文明时代,我国环境刑事立法应确认环境法益在环境犯罪所侵犯的刑法法益中的主导性地位,树立环境刑法法益在整个环境刑事立法上的指导形象。     

论我国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之间的协调与衔接

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作为治理环境违法犯罪的两种法制手段，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应重视环境刑法与环境行政法调整范围之间的协调与平衡及环境行政执法与环境刑事司法之间的协调与平衡，以期实现共同保护环境法益、预防环境违法与犯罪功能最大化的目的。     

应然与实然的博弈——环境犯罪危险犯设立之必要性问题探讨

从1979年新中国首部刑法颁布到刑法修正案（八）的出台，我国刑法法制建设不断发展与完善。刑法颁布的这三十年同时也是我国经济建设日新月异的三十年。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环境问题已经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一项重大挑战，我国法律特别是刑法该如何来适应保护环境的需要是现今法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从长远角度来看，设立环境犯罪的危险犯是人类发展的必然选择；而具体到我国的实际情况，就会发现现阶段设立危险犯的条件还远未成熟，暂时不应大量设立环境犯罪危险犯。     

和谐社会视角下的环境刑事立法新探

由于传统环境民事、行政责任规制的疲软与对外部不经济性的内化不足,环境刑法的出现便具有了其历史的必然与必要。扭转以往的人类中心主义道德伦理范式进而转向更为科学合理的生态中心主义是环境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立基于社会利益格局的改变、道德共同体内涵的拓展与社会风险管理的需要,以生态中心主义为纲重塑我国环境刑法是我国环境保护法律体系走向理性化的科学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