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进展与不足——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为背景的思考

《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通过完善辩护制度,进一步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获得辩护的权利。与此同时,还扩大了法律援助在刑事诉讼中的适用,增加了"不得强迫自证其罪"的规定,并且完善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维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具体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关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权利保障的规定有其进步之处,但也有其不足。     

中国逮捕率高的原因分析——结合十年来逮捕率的现状进行分析

经过考察近十年来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羁押的情况，我们发现犯罪嫌疑人审前大量羁押的现象普遍存在，逮捕率居高不下。我们试图通过分析这种现象存在的原因，并进而预测逮捕适用的发展趋势。     

夸尔斯案与"公共安全"例外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中的"公共安全"例外,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1984年纽约州诉夸尔斯一案的判决中认可的.根据该判例,警察对犯罪嫌疑人的提问如果是基于对公共安全的关心而合理作出的,那么即使警察在拘押讯问前没有向其发出"米兰达警告",由此所获得的犯罪嫌疑人的归罪陈述也可以被采纳为证据,并且,该例外的适用不依赖于个别警察的主观动机.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简

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是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3条规定的案管部门受理案件应当审查的内容之一。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再次归案后如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到对该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问题。     

略论新刑事诉讼法逮捕条件之把握——从一起案件的受理争议谈起

犯罪嫌疑人是否在案以及采取强制措施的情况,是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53条规定的案管部门受理案件应当审查的内容之一。对于审查起诉阶段违反取保候审规定的涉嫌危险驾驶罪的犯罪嫌疑人,再次归案后如何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涉及到对该犯罪嫌疑人适用何种强制措施的问题。     

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的理论依据和立法建议

我国法律和国际条约都规定了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相关权利,但在保障基本人权的前提下适度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却是反恐斗争的内在要求。"敌人刑法"理论、限权与正义理论和权利位阶理论,都为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提供了理论依据。限制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权利要坚持保障基本人权、限制和保障适度平衡、正当程序等立法原则,在立法中切实尊重并保障恐怖主义犯罪嫌疑人的基本人权、构建恐怖主义犯罪特别诉讼程序、适用特殊的诉讼时效制度。     

会见权的本与末

会见权首先是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是宪法性权利。侵犯会见律师权所得的口供可作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我国立法上规定会见权是律师的职权,理论上也是沿着律师会见权探讨问题。律师会见权作为职权效力较低,侵犯律师会见权难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只能诉诸刑事诉讼程序外的救济。刑事诉讼法上确立犯罪嫌疑人的会见律师权,通过会见律师权保障律师会见权是正确的出路。     

数学方法在公安工作中的几点应用

应用数学方法，能为公安侦审工作带来一定的帮助。将已知事实符号化，再运用推理规则推出结果，可以帮助我们寻找犯罪嫌疑人；通过审讯人员向犯罪嫌疑人施加错觉信息的影响，把犯罪嫌疑人引入认知错误的概率误区，能促使犯罪嫌疑人供认犯罪事实；利用信息不对称使犯罪嫌疑人陷入“囚徒困境”利于各个击破，确定犯罪嫌疑人。     

论犯罪嫌疑人的确认

我国刑事诉讼法只对犯罪嫌疑人身份终点作了规定,但对犯罪嫌疑人身份起点即确认犯罪嫌疑人的规则却没有规定。确认犯罪嫌疑人是保障无辜者免受追诉的屏障,也是保障犯罪人诉讼权利的基点。被采取强制措施或第一次讯问是确认犯罪嫌疑人的时间标准,而告知诉讼权利则是确认第一次讯问的程序规则,被调查人也有权申请确认其为犯罪嫌疑人。     

正当程序视角下我国技术侦查制度的完善

当程序对于侦查程序的控制主要通过以下几个原则:程序法定原则、比例原则、司法审查原则以及权利救济原则。以此为视角,审视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技术侦查的立法存在技术侦查措施的含义及适用条件不明确、没有指明批准机关、缺乏对犯罪嫌疑人相关权利的保障、缺乏对违法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制裁措施等问题。为此,应明确技术侦查措施的种类以及细化适用技术侦查措施的条件,确立检察机关对技术侦查措施适用进行审批的模式,赋予犯罪嫌疑人对适用技术侦查措施获得的信息的知情权、提出异议权,注意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衔接。     

自白任意性规则之述评

自白任意性规则是指在刑事案件中,只有基于被追诉人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自白,才具有证据能力;缺乏任意性或具有非任意性怀疑的自白,不具可采性。以自白具有任意性作为取得证据能力的要件,现在已经为英美法系及大陆法系国家所共认。我国应确立自白的任意性规则,以进一步实现我国诉讼的民主化。     

试论共犯攀供的证明力

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共犯攀供问题研究

攀供是指共犯或有牵连关系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对本案被告人的揭发。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6条的有关规定,无论共犯攀供被理解为证人证言还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都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以借鉴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来设计、改造攀供制度,明确地规定共犯攀供的使用规则,协调理论与实践的矛盾。     

论建立我国的沉默权制度

沉默权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所享有的一项重要的诉讼权利 ,是一个国家诉讼民主、文明程度的标志。联合国的刑事司法准则把沉默权作为刑事司法的最低限度的保障之一。为顺应国际刑事诉讼发展的大趋势 ,在我国的刑事诉讼法中确立沉默权制度 ,要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权 ,制定鼓励陈述的措施 ,建立非自愿陈述的排除规则 ,建立特定案件沉默权例外的制度。     

从发现真实和保障人权角度论刑事证据中性规则

刑事诉讼中对证据的认定必须遵循一定的规则,而任何一种证据规则得以确立,必须具有自身的价值基础:要么能发现案件真实,要么能保障人权,或者两者兼具。我国理论界普遍主张以物证中心取代口供中心,认为这样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保障人权。物证中心规则和口供中心规则都属于证据中心规则中的一种,都带有证据中心规则的先天缺陷。靠证据中心规则的自身嬗变,是很难克服其固有缺陷的。证据中性规则则为可取,它不承认证据的预断效力,主张任何证据的证明力,在接触案件之前都是不定的。     

刑讯逼供犯罪构成新论

刑讯逼供罪是发生在刑事司法过程中 ,由刑事司法工作人员实施的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之权利的侵害。在刑事法学的语境中 ,司法工作人员、犯罪嫌疑人等概念应当统一。立法上应完善刑讯逼供罪的刑罚体系 ,提高刑讯逼供罪的法定刑 ,以增强立法的威慑效果 ,对刑讯逼供中致人重伤或死亡的不应以转化犯的形式论处 ,而应以结果加重犯论处。     

同一律在侦查讯问中的运用

侦查讯问中，正确地运用同一律，有助于围绕讯问主旨合理地设置问题，对犯罪嫌疑人的回答（或供述）进行监控，可及时地识别、驳斥犯罪嫌疑人的诡辩。运用时应当注意：把握好运用的条件，问题要有确定性，发问要简明，不能违反法律规定。     

论沉默权与坦白从宽

从诉讼价值的角度考量沉默权和坦白从宽之间的关系 ,统一性是其基本内容。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 ,二者之间存在着共同的基础和因素 :同为人权内容 ,都利于实现司法公正是二者的共同基础 ;益于获取真实口供是二者共有的因素。其二 ,二者之间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放弃沉默权 ,其陈述便可作为合法证据使用 ,此时沉默权转化为坦白 ;当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愿坦白时 ,司法人员应尊重其陈述选择自由 ,此时坦白转化为沉默权     

刑讯逼供举证责任探讨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人员对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采用肉刑或者变相肉刑逼取口供的行为,它对一国之司法损害极大。如何遏制刑讯逼供已经成为众多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从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的角度设置相对符合当前中国司法现状的举证责任倒置程序对于遏制刑讯逼供将起到重要作用。     

同案被告口供的证明力研究——补强证据规则的具体运用

为了防止偏重口供并担保口供的真实性,各国大多设立了补强规则,规定被告人口供需要补强才能定案。在该规定是否适用于共犯口供问题上,尽管理论界通常认为共犯口供同样需要补强才能定案,但司法实践中却将共犯口供作为补强证据来认定犯罪事实。这说明对于共犯口供的证明力不能一概否定,而应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同案共犯口供在一般情况下需要补强,但在满足一定条件时可以无需补强直接定案;非同案共犯与同案非共犯口供一般无需补强即可作为定案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