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及其成就

<正>文化领域的统一战线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环节。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共中央十分重视国统区的文化统战工作,把它看作同军事战线相辅相成的、不可或缺的部分。制定一系列方针政策,发挥文化抗战的功能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指出:"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     

叶剑英在南方的抗日统战工作

<正>叶剑英在中国南方国统区的抗日统战工作成功经验,对我们在新时期开展统战工作具有深刻的启示。抗战期间,叶剑英是中共中央长江局、中共中央南方局的领导成员之一,对外身份是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参谋长。这一时期,叶剑英主要活动地点在中国的南方,他的身影活跃于香港、广州、南京、武汉、长沙、衡阳、桂林、重庆等地。作为周恩来的得力助手,叶剑英在南方国统区从事了四年之久的统战工作,他以特有的胆识、才智和高超的斗争艺术,积极宣     

西安事变在国统区的影响分析——以《申报》为视角

《申报》的媒介影响力在国统区屈指可数,西安事变发生后,《申报》进行了跟踪报道。通过报道可以看出,不同立场的各方对西安事变所做出的反应不同;西安事变的发生及解决前后对社会生活也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以抗战爆发为节点,国统区的社会舆论对西安事变态度亦迥然相异:抗战爆发前,国民政府以及国统区民众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抗战爆发后,西安事变在舆论中成为促进民族统一与团结的转折点。     

1938—1941年《新华日报》对新四军抗战形象的塑造

全面抗战初期,坚持在华中敌后作战的新四军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敌后各方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日、伪和国民党等极力制造各种谣言攻讦、诬蔑新四军,以损害新四军在全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新华日报》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是党在国统区的“发声筒”。皖南事变以前,《新华日报》从政治、军事、文化和国际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客观真实的报道,树立了新四军在华中敌后积极抗战的正面形象,促进了民众对新四军的认识与了解,增进了国内外对新四军的援助与支持。     

国民党敌后抗日游击战的兴衰

1937年8月7日，国民政府在南京召开最高国防会议，决定开展“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战略方针，并作了军事部署和分工：由国民党军队担负正面战场抵抗任务，中共军队负责在敌后侧击日军。     

抗战时期的全国寒衣总会

全面抗战爆发后,随着国内统一战线的建立,国统区各阶层民众"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投身到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列中.然而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是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出发,以维护国民党一党统治为前提的,一旦国统区民众动员与国民党维护自己的阶级统治相违背时,国民政府必然要削弱、限制民众运动.本文试图通过对全国征募寒衣运动委员会的个案研究,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民众动员进行了初步的分析.     

宣传抗日的一面旗帜——我党在南方的《抗战日报》

“七·七”芦沟桥事件后,全面抗战开始。可蒋介石仍然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信条,在军事上不断向我八路军骚扰;在舆论上颠倒黑白,封锁我八路军的抗战功绩,用一些假消息来欺骗、蒙蔽人民群众。为了粉碎蒋介石的舆论封锁,唤醒国统区的广大人民群众起来抗战,我党决定在湖南创办一份宣传抗日的刊物。具体责任落到了田汉、廖沫沙身上。     

周恩来与卫生防疫

抗战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直接关系着中国军民的身体安危,甚至整个抗战大局。基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卫生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中外医学界人才,为中国抗战凝聚力量。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不仅真实记录了国统区霍乱、赤痢、疟疾等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流行情况,时刻关注民生疾苦.     

日本战史中的中国共产党与抗日战争

战后日本编纂的几部战史,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开辟的敌后战场、开展的敌后游击战争、倡导的全民族抗战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和具有的重要地位,都有详细反映。在敌后战场,日军始终将中共视为"华北治安的致命祸患"。面对中共军队神出鬼没的游击战,日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以至于不得不利用国民党部队遏制中共。与此同时,日军在与中共军队长期交手的过程中,终于发现其游击战的力量源泉正在于民众,从而意识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战争的巨大威力。     

周恩来与卫生防疫

正抗战时期,卫生防疫工作直接关系着中国军民的身体安危,甚至整个抗战大局。基于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卫生战线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团结了一大批中外医学界人才,为中国抗战凝聚力量。南方局领导的《新华日报》不仅真实记录了国统区霍乱、赤痢、疟疾等危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重大传染病流行情况,时刻关注民生疾苦,     

邓颖超在重庆开展妇女工作纪实

正抗战爆发到抗战胜利初期,身兼国民参政会中共参政员、陕甘宁边区妇联驻渝代表团团长、南方局妇女委员会(后改为妇女组)负责人、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等职的邓颖超,利用其特殊身份,奔走在国统区妇女运动的最前线,以公开演讲、发表文章、组织座谈会等各种形式,广泛团结国统区妇女群体,推动了     

抗战文化统战工作的堡垒——三厅和文工会

抗日战争时期的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以下简称“三厅”),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产物,其任务是主持抗日宣传工作。继之而组建的文化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文工会”)更加出色地推动、完成了中国共产党在国统区文学、艺术界统战工作的任务。有力地聚集了大批爱国进步文化人,推动了抗战文化的发展;为动员民众奋起抗日,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为新中国新文化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准备了干部,培育了人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年月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日本帝国主义先后侵占了北平、天津和华北许多地方。随即又先后攻占上海和首都南京……     

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述论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携手团结,开展了广泛、持久而又轰轰烈烈的抗战文化运动,为神圣的抗战大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文拟对国统区抗战文化运动的若干问题作一些探讨。     

从分散到统一：中共军队后勤工作的转变与调整（1945—1949）

抗日战争时期,因主要实行游击战,中共军队后勤工作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独立分散的特征。抗战胜利后,内战再次爆发,大规模运动战的出现使战争的规模、持续时间、波及范围均发生了明显变化,战争消耗也随之与日俱增,迫切需要大量物资的补给、大范围人力的组织,原来的后勤供应体系已无法适应,必须进行转变和调整。要使分散原始的农村经济供给大兵团作战成为现实,一方面必须努力发展生产、厉行节约,另一方面也要积极建立合乎需要的后勤体系。在充分动员民众和完善组织体系的情况下,中共军队后勤工作逐步走向统一,最终在解放战争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     

因势而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 ——以《群众》周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群众》周刊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旨,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共宣传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宣传内容上侧重宣传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抗战中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矛盾"方面,宣传内容上对国民党反共、对日妥协倾向进行抨击,同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后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又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只枪·颗弹·文钱·粒米——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对中共军队的接济

抗战爆发前后,国共双方在谈判合作抗日的过程中,曾就陕甘宁中央红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后的军需补给问题进行了反复谈判。最终国民党方面基本同意了共产党方面提出的在抗战时期中共军队应享有国民党军的同等待遇,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应予中共军队以军械、军服、军费、粮食与一切军用品的接济及兵员的补充意见,并达成了协议。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后,国民党和政府中的一些人反共之心不死,一心希望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消耗与削弱自己,     

鲁迅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九一八日本侵华事件及一·二八淞沪抗战后,蒋介石继续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在对中央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军事“围剿”的同时,对国统区内人民的抗日反蒋斗争实行残酷镇压,广大人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思想、信仰和人身等项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净。正是在国民党反动派     

因势而新：抗战时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以《群众》周刊为中心

全面抗战时期是中共宣传思想工作日趋成熟的重要时期。《群众》周刊以宣传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为主旨,在国统区的宣传工作,体现了中共宣传的灵活性和原则性。全面抗战初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宣传内容上侧重宣传国民党的正面抗日,同时对国民政府的抗战政策提出一些批评与建议。抗战中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主要侧重于两党"矛盾"方面,宣传内容上对国民党反共、对日妥协倾向进行抨击,同时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战后期,中共在国统区的宣传又侧重于两党"合作"方面,要求民主反对独裁,继续团结国民党共同抗日。     

日本战史中对国共两军游击战的对比

正战后日本所编的战史,大本营和陆军省的机密文件、日志和颁发的命令,以及当时日本的主要决策者、高级指挥官的回忆和笔记,其立场、观点虽然站在敌对方面,但对中共抗战的记载颇具真实性和客观性。日军很早便将"讨伐重点"指向中共军队,但始终未能奏效,这主要归因于中共军队游击战的巧妙。战争初期,日军便承认:"共军的游击战术巧妙,其势力与日俱增,     

国民政府对中共军队抗日军饷的发放与停止

<正>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夕,蒋介石在国共谈判中同意,"经费,军队照人数编制的一般规定发给"。七七事变后,由于战端初开,局势尚不明朗,蒋介石试图控制中共军队的军事指挥权,提出红军改编后"各师须直隶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包括军饷在内的很多问题也就僵持下来。7月底,蒋介石不断"催促红军迅速出动抗日"。为便于出兵对日作战,中共坚持要求国民党发表国共合作宣言及中共将领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