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怪象批判——兼驳“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

无论是从当下文学的创作现状还是文学批评的现状来看,陈晓明教授所提出的当下中国文学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的观点,都是无法立足的。陈晓明教授的这种无视中国文坛创作衰微现状的当下中国文学高度论,与其倡导的文化主体性一道,恰恰透露了当代文学批评家的长城心态——对外来文化的禁锢和拒绝。我们应警惕这种批评方式,建立起有尊严的批评。只有通过重建批评的抵抗机制而重建其社会有效性,当下中国批评才能走出我们这代人的宿命的阴影。     

论《水浒》中的“江湖”

"江湖"一词蕴含丰富的文化、社会意义,缺乏对其本质的全面、深刻了解,而想笼统的将其含义解释清楚,往往失于片面、流于表面。《水浒》中的"江湖"一词,不但表示场所,还具有更深刻的社会层面的意义:该词专指"江湖社会",即脱离了宗法制度、与官方对立的秘密的民间社会,这个"江湖"社会以游民为活动主体,同时吸纳主流社会里的边缘群体与个人,它为活动在其中的人群提供求生觅食、结社集会的空间;它也为后世的秘密社会的形成和壮大提供了空间和条件。     

《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资本论》的“准备著作”或“手稿”——兼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与《资本论》的关系

《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是马克思先后计划并写作的两部巨著。《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出版均早于《资本论》的写作和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计划包含了《资本论》的内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写作过程孕育了《资本论》。《资本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一般”相关内容演化发育的结果。《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的续篇是《资本论》,《资本论》的“续篇”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册除“资本一般”篇外的其他篇和其他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在写作计划、考察对象、逻辑行程、叙述风格和完成程度上存在着明显的区别。《政治经济学批判》不是《资本论》的“准备著作”或“手稿”,而是一部未完成的、比《资本论》内容更全面的研究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巨著。     

人权时空论——兼驳西方“绝对人权”观

任何事物都是在时间和空间的规定下存在的,人权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关系即权利关系亦如此。本文将探讨人权在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的存在状态,即人权的时态和空间态,揭示人权的动态性和多元性进而相对性特征,驳斥西方国家鼓吹、标榜和实践着的“绝对人权”观。(一)人权的时态——动态人权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它在人类一定历史阶段产生,又随同时代的脉搏一起“跳动”,呈现出动态     

所谓“文人法学”——《文人法学》一书代序

<正>作为一介法律学人,随着年岁渐长,思虑渐深,这几年越来越深入体悟到:在当今中国,欲推行法治主义,必先有人去践行法治启蒙,否则,法治国家的构想终究会化为泡影。有鉴于此,平时闲来也写一些轻松的学术随笔,或发表于博客与报章,或暂藏于私人文档,隔了一些年头,便会蓄了一些篇什,可以裒辑成册,斗胆拿来付梓。这本小书就是继《剩余的断想》之后又一     

评中美人权之争——兼驳“中国人权倒退论”

3月30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了《2003年中国人权事业的进展》白皮书。这是中国政府自1991年发表《中国的人权状况》以来第七次发表白皮书阐明中国的人权状况和观点。该白皮书以大量的事实,令人信服地阐述了过去一年里中国政府为促进和保护人权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进展,是对美国散布的所谓“中国人权倒退论”的有力驳斥和回击。     

为“底线伦理”辩护:论道德建设的以“退”为“进”

底线伦理从人的有限性出发,强调一种关注人的现实生活世界的世俗道德,从一种"神性"的道德高标"退"守属人的道德底线。它是对"革命"道德和"动员式"道德的反思、解构与超越,主张确定合理的、普遍平等的道德义务;它是对道德虚无主义的阻击,主张培养伦理底线耻感,践行基本的道德义务;强调社会底线正义以及政府的相关义务,有助于社会转型时期的现代道德范式构建,实现社会道德进步。     

一国两制与台湾——驳所谓的“一国两制不适用于台湾”说

香港、澳门、台湾三地,由于特殊的历史因素,它们现在所实行的政治、社会体制和大陆地区有相当大的不同。在中国进行统一工作的过程中,承认这三地的特殊现实,提出"一国两制"的构想,是极为合理的,同时也充分表现了中国人处理实际政治事务的智慧。在香港尚未收回、一国两制尚未具体落实之前,外界对中国政府实施一国两制的诚意与能力大都抱着怀疑的态度。现在,香港回归中国已满一年,上述的怀疑在具体的现实之前已证明毫无必要,即使最苛刻的批评者也不能不承认,在过去的一年里,中国政府完全遵守一国两制的原则;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怀疑,中国政府不会继续按照此一原则来行事。     

别样的一种力量——兼评《“下错”的“红头文件”》

沪上知名新闻评论家和杂文家凌河的新著《“下错”的“红头文件”》日前已由上海三联书店新鲜出炉。此书作为畅销杂文评论集《司马心说》的续集,汇拢了作者新世纪10年来发表在Ⅸ解放日报》、《新民晚报》等众多主流媒体上的近600篇文章。这些作品大多引起过较强社会反响,受到读者欢迎,具有犀利的思想性和脍炙人口的可读性,其中颇多既针砭时弊又解剖深层的名篇。     

共产主义社会消费资料“按需分配”的真实内涵——兼驳“道德乌托邦”论

共产主义社会的消费资料按需分配,是在自由人联合体和民主的政治视角下的一种分配原则。它仅仅是消费资料的分配原则,而且要求劳动者服从代际正义和自觉完成劳动义务。它的含义一是平等地促进劳动者免于在劳动过程中被异化或去技能化等;二是平等地促进每一个劳动者的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享有劳动自由、创造性和尊严。两者都是评价共产主义社会是否平等的正义要素。因此,它是以平等为诉求核心的分配正义原则,不是道德乌托邦构想。     

清代司法中的驳审程序解析——以《驳案新编》为考察文本

《驳案新编》为解读清代中央司法的驳审制度提供了良好的文本素材与研究视角。驳审程序全景式地展现了地方官员（以督抚为主）、以刑部为中心的中央司法机关和皇帝参与重大案件审拟覆核的司法活动，反映了传统司法将裁判的专门活动融解于行政体制之下的基本特征。驳审程序是传统司法的重要遗产，但其司法依附于行政的特征则成为现代法治进程的一份历史重负。     

马克思早期国家批判的路径分析——以《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中心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是马克思关于政治哲学的一部重要手稿,对黑格尔法哲学的内在批判是马克思清算旧哲学和建构自己哲学的过程。国家理论是马克思早期政治哲学关注的焦点问题,伴随着对此问题的不断研究,马克思对国家的认识从象牙塔中的"理性国家观"走向现实中的"虚幻共同体"。这促使他重新回到黑格尔的哲学语境中反思国家的现实根基和内在逻辑。马克思所困扰的国家问题在"真正的民主制"中得以解决,民主制是对以往阶级制度的消解,国家消亡是真正民主制的最终走向。在这个过程中,民主的具体实现形式不断得到创新,形式创新的历程也是民主从理念走向实体化的过程。     

清代台湾大租的性质和作用——驳所谓“庄园说”

台湾在清代开垦土地过程中出现的所谓“大租”、“官大租”与“番大租”,是怎样形成的,产生过什么作用,与大陆土地制度有何不同,垦户与佃丁之间存在什么一种关系,性质如何,特点怎样等等,是很值得探讨的问题。过去台湾学术界通行所谓“庄园说”,如东嘉生《台湾经济史研究》说:“王公豪族在庄园的上层建筑,南部的庄头为王公,中北部的庄头为豪族……南部庄园有庄头和庄丁(佃户),中北部庄园有庄头(大租户)、庄丁(佃户即小租户)和佃人。他们从事庄园的管理和耕种,佃户是通过土地     

“现代性”批判的两种范式差异——以黑格尔与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为视角

现代性问题是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共同的"问题域",他们分别开创了"理性现代性批判"与"资本现代性批判"两种现代性批判的不同理路。尽管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源出于对黑格尔现代性立场的继承及对其所揭橥出来的现代性问题的"再解答",但两者之间在对"现代性"亦即现代性的规范基础、批判方式及其重建现代性的方案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澄清这些差异不仅对于在多元的现代性批判话语中理解并区分这两种最为根本的现代性批判范式,而且对于在现代性视域中重新理解黑格尔与马克思的关系都具有重要意义。     

必须取消带有社会歧视含义的“农民工”称谓——再驳“改革代价论”

是否需要取消农民工称谓这一问题,引起了社会广泛的争议。有些人认为应当取消;而另一些人认为没有必要;甚至有人认为这是必然存在的社会等级标志,农民工的存在也是改革必须付出的代价,因而完全没必要取消。应当注意的是,农民工称谓的社会身份标识意义与社会歧视含义表现得非常突出,其存在的社会条件和制度基础正在消失,其使用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了许多矛盾。因此,取消农民工称谓是顺应时代发展的明智之举。     

刑罚的本质的理性探析——兼驳方孔先生的“动物性论”

刑罚本质问题是刑法理论的最基本的问题之一。方孔先生认为刑罚的本质是动物性,这种理解无疑是肤浅的,对刑罚理论的发展也是极为有害的。只有从历史发展进程和人类理性视角出发,分析报应刑论和目的性论的分歧和利弊,才能真正得出科学合理的结论,即刑罚的本质是并合主义论。     

“有闲阶级”批判——凡勃伦《有闲阶级论》简评

“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是宇宙的竞争法则。人类社会的发展也是如此,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他们才能出众;穷人之所以穷,是因为他们技不如人。旧世纪,这种流行一时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受到美国资产阶级的热烈欢迎,他们把它奉为金科王律,大肆宣扬。     

“高级牢骚”——对待批判的一种心态

《河殇》引起的一个反响是:它只是“高级牢骚”。冠之以“高级”,大概是因为这牢骚还是发得有板有眼、有根有据的缘故吧。但毕竟还是牢骚,原因是《河殇》并没有拿出一副对现实社会切实有效的“良方”。只批判,不提出具体的“药方”,批判也就成了牢骚。这里的“牢     

“四清”运动期间的文化大批判——以《红旗》为个案的研究

《红旗》杂志在"四清"运动期间组织和发表了大量有关文化批判的文章,其中既有对文艺界的批判,也有对哲学界和史学界等社会科学领域的批判。它们不仅加深了"四清"运动"左"的错误,而且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爆发的序幕,使运动由文化领域扩展到政治领域,并直指中共中央领导最高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