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哲与毛泽东(上)

师哲同志,是我国著名翻译家和苏联问题专家,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同志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为中苏关系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编发本文过程中,惊悉师哲同志溘然长逝,不胜悲痛,谨以此文深切纪念师哲同志。     

国庆日的选择

一、新中国建国前夕的斯大林和毛泽东1949年5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苏,刘少奇受毛泽东委托并代表毛泽东前去与斯大林会谈.师哲作为翻译随刘少奇一同出国.开国前后,师哲在毛泽东身边担任俄文翻译,离休前是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局长兼外文出版社社长.关于那段历史,无疑他是“活资料”了.开国前,毛泽东曾多次对刘少奇说过,成立政府的事不要着急.我不是当过江西瑞金的苏维埃主席么,后来主席还是当不了,不仅当不了,还一口气跑了二万五千里.     

朝鲜战争研究综述:新材料和新看法(续)

关于1950年10月中旬周恩来与斯大林的谈判1950年10月周恩来与斯大林的会谈及其结果与中国出兵朝鲜作战的决策有直接的关系，也反映出在朝鲜战争问题上中苏之间的微妙关系。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国内学术界就有不同的看法，最近，俄国学者又撰文对此发表了颇为不同的见解。关于周恩来与斯大林在黑海别墅会谈的情况之所以出现众说纷坛的现象，是因为至今尚没有关于这次会谈的正式文件和记录公布于世，人们只能根据当事人的回忆来描述当时的情况。目前中国方面发表的有周恩来的翻译师哲和机要秘书康一民的回忆，最近俄国学者曼绍洛夫也对斯大林的…     

毛主席访苏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缔结

<正>1949年底1950年初,中共中央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访问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会见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毛主席这次出访有三个目的：第一是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第二是重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代替旧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把中苏两国作为伟大社会主义邻邦在新的基础上刚刚建立的友好合作关系,     

师哲回忆抗美援朝中的几个重大事件

师哲，曾担任中央书记处办公室主任、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主任，并长期兼任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的俄文翻译，多次参加中苏两党两国间的最高层会谈，是为数不多的新中国重大事件的当事人和见证者。在暮年之际，师哲根据自己的经历口述，出版了《在历史巨人身边》、《我的一生》、《峰与谷》等回忆书籍，     

关于中共政策中急迫问题的会谈记录(一九四九年二月六日)

正2月6日,与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周恩来、刘少奇、任弼时、朱德例行会谈,翻译师哲和苏方的同志И.В.科瓦廖夫以及Е.Ф.科瓦廖夫出席。关于中苏条约关于中苏条约,我说,中苏关于旅顺港地区的条约是个不平等条约,缔结此条约是为了制止国民党和日美合谋对付苏联和中国的解放运动。这个条约对于中国的解放运动有一定好处。现在,随着中国共产党掌权,国内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因此,苏联政府决定,一俟签订对日     

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

1949年12月，毛泽东出访苏联，参加庆祝斯大林70寿辰的活动·访苏期间，毛泽东那斯大林实现了两位巨人的握手，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把中苏两国的友谊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对于帝国主义企图侵略、染指新中国的野心起到了巨大的威慑作用。《毛泽东和斯大林的历史性会晤》向您展示两位伟人在外交场合的博大胸怀和远见卓识，披露了一些国际关系方面的鲜为人知的情节。     

毛泽东同赫鲁晓夫的笔墨较量

新中国成立前夕，斯大林曾对刘少奇说：依我看，世界革命中心正在逐渐东移，中国将是未来的世界革命中心，你们的毛泽东同志就是世界革命领袖。斯大林去世以后，中苏两党对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谁听谁的、谁是世界革命领袖的问题的认识分歧越来越大。到1962年，中苏两党矛盾全面爆发，随后，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进行了激烈的笔墨交锋。     

新中国外交史上第一次元首出访与第一位国宾来访

新中国国家元首的第一次出国访问新中国成立两个月,毛泽东就前往苏联访问。这是新中国国家元首第一次出国访问。照一般常理,这样的访问,会兴师动众,然而事实并非如此。这次访问名义上是为祝贺斯大林70寿辰,实际成果是签订了《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使新生的共和国获得了苏联的巨大支持。毛泽东作为新中国的国家元首,于1949年12月6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他的随行人员只有四人:陈伯达(秘书)、汪东兴(警卫)、叶子龙(机要)、师哲(翻译)。这可能是现代国家元首正式出访时,随行人员少得不能再少的一次了。即使把一个半月后加入主席这次出访…     

中苏论战与毛泽东社会主义观的转向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苏大论战主要是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展开的。笔者论述了论战前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基本是正确的,但随着论战的升级,论述了中共在看待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三和"问题、"两全"问题上发生了"转向",加速了毛泽东社会主义观偏离了正确的发展方向,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文革"的发生有直接联系。     

巨人之间:毛泽东和斯大林的恩恩怨怨

毛泽东和斯大林作为中苏两个大团、两个大党的领导人，曾经有过不寻常的交往，结下了不平常的关系。透过这些关系，折射出中苏两党、两日之间的许多恩恩怨怨、去非曲直。“一生写过三批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曾经坦言“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但“老实说，我都不愿意写。”毛泽东解释三篇文章写作的深层背景说：“第一篇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当时欧战爆发，苏联需要我们的支持，我“抛弃个人感情，向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祝寿”。“第二篇在莫斯科，是1949年他70寿辰…     

关于“科瓦廖夫报告”的几点思考

从科瓦廖夫的身分和报告的内容来看,他于1949年12月24日上交给斯大林的秘密报告是为配合毛泽东访问苏联精心准备的。斯大林把报告交给毛泽东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弥补在中苏条约签订问题上由于苏方的拖延而造成的中方不满,同时也提醒毛泽东不要自以为是。毛泽东见到报告后不仅对科瓦廖夫和苏方不满,而且对报告中所提到的薄一波、李立三等产生了某种怀疑,后又把高岗的一系列宗派活动与报告联系起来。     

毛泽东为何评曹操（下）

毛泽东的真正用意之二但是,毛泽东评曹操的用意,并非仅此而止。他还有更深一层的用意。对此,也必须结合当时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大问题来分析。斯大林生前支持过中国革命,“对中国革命有过功劳”,(周恩来1956年7月8日接见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的谈话,见《周恩来外交活动大事记》第153页)也为发展中苏两党两国的友好关系作出过贡献。但斯大林对中国革命“也有过损害”。(同上)“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毛泽东外交文选》第23页)“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是个落后的民族。”(同上)斯大林与中国共产党之间有一些旧账,主要是:“斯大林支持王明…     

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电台破获始末

蛛丝马迹 1950年初,毛泽东准备访问苏联,与斯大林举行两国首脑会谈,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在毛泽东临行前,国民党保密局北平潜伏台向台北发了密码电报,急报了这一情报。     

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公正评价斯大林的伟人

毛泽东与斯大林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两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历史伟人。他们不仅深刻地改变了各自国家的历史命运,而且改变了整个世界的政治格局。斯大林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和统帅,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享有崇高的地位。毛泽东以他不屈不挠的个性和杰出的革命品质以及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赢得了中国人民的爱戴和拥护,最后也得到了斯大林的重视。毛泽东与斯大林交往几十年中曾有过种种矛盾、误会、斗争,但最后走到了一起,这是建立在共同的革命利益之基础上。当然,毛泽东最终得到斯大林的平等相待、尊重和支持,是在中国革命即将胜利前夜和新中国建立的初期实现的。他们的友谊不仅促进了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发展,而且促进了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进步,在     

中共中央、周恩来关于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等问题的电报、批示选载

苏联是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我国建立外交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建国伊始,发展同苏联的外交关系,成为我国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泽东第一次访问苏联。其间,根据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约定,1950年1月10日,周恩来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代表团前往苏联,就《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及相关协定问题与苏方进行具体谈判。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中苏贸易谈判继续进行。本刊2005年第2期曾以《周恩来1950年访苏文献选载》为题,重点刊发了1950年1—2月关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谈判的一组文献,这里再选发中苏谈判过程中周恩来代中共中央、毛泽东和以他本人名义起草的关于中苏贸易协定谈判等问题的部分电报、批示,以飨读者。这些电报和批示,选自中央文献出版社即将出版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第二册,电报、批示中的别字、漏字分别用〈〉、[]订正。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借鉴“斯大林模式”构建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决策过程

斯大林模式快速有效地将苏联建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斯大林模式纳入新中国建设蓝本的伟大战略构想中，并逐步开启了新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的大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推动掀起了全面学习斯大林模式的高潮。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提前实现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斯大林模式的雏形在中国开始形成。     

关于斯大林是否主张“划江而治”的再探讨

关于斯大林在解放战争后期是否劝阻中国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的问题,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对1994年公布的斯大林和毛泽东在1949年1月间往来的电报,学术界也有不同的解读。通过对"划江而治"的源起以及斯大林和毛泽东之间往来电报的分析,可以认为斯大林没有明确劝阻人民解放军渡江,但这并不表明斯大林没有使国共双方"划江而治"的想法。苏联战略安全利益第一位和苏美关系的大局始终决定着斯大林此时的复杂心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决定着斯大林双重的对华政策和复杂意图。这是毛泽东多次抱怨说斯大林"阻止我们过长江"的原因。     

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借鉴“斯大林模式”构建新中国建设蓝图的决策过程

斯大林模式快速有效地将苏联建设成为了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斯大林模式纳入新中国建设蓝本的伟大战略构想中，并逐步开启了新中国学习斯大林模式的大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签订以及“一五计划”实施后，毛泽东推动掀起了全面学习斯大林模式的高潮。至1956年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提前实现和“一五计划”的超额完成，斯大林模式的雏形在中国开始形成。     

浅谈美国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的影响

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生平第一次踏出国门,出访苏联。此行的目的不仅仅是为斯大林庆祝70大寿。除了祝寿之外,毛泽东还担负了一项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要废除苏联于1945年与蒋介石政府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然后重新签订一个"既好看又好吃"[1]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然而,此次谈判过程却坎坷异常。就在中苏博弈的过程中,原本是要破坏中苏关系的美国却事与愿违地推动了新条约的签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