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未成年犯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

社区矫正是预防未成年人犯罪行之有效的行刑社会化方式，符合对未成年犯行刑的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化的国际发展趋势。因此，我国应将重点放在对未成年犯的社区矫正机制的构建上。具体来说，应从以下四个方面予以考虑，即树立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理念；建立、健全社区矫正立法；设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细化对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措施。     

论我国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当前,我国未成年人犯罪数量快速增长,且再犯罪率很高,这表明传统的未成年犯矫正工作已不适应现在矫正工作的需要。对未成年犯进行社区矫正,是近年来世界各国刑罚执行制度的一个发展趋势。它彰显了人道主义和人文关怀精神,有利于对未成年犯的再社会化,能够有效地克服对未成年犯科以监禁刑罚所产生的弊端。从未成年犯社区矫正的基本概念入手,论述我国未成年犯适用社区矫正的必要性及可行性。     

浅析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社区矫正

当前,对未成年犯行刑侧重于非监禁矫治已成为世界性的趋势。非刑事化、非监禁化和轻刑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对未成年犯处置的主流手段。因此,我们应顺应国际社会的潮流,对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刑罚执行方式进行深层探析,本文认为应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借鉴世界各国先进的未成年人犯罪刑罚执行方式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我国国情的未成年人刑罚执行体系。     

轻刑化问题实证研究——以轻刑化趋势和犯罪态势的内在平衡为视角

为检验轻刑化的趋势和犯罪态势之间的关系,应当准确把握犯罪态势的内部构造.当前数据显示犯罪态势的特点是犯罪率有明显的增长,犯罪率的增长主要体现在经济犯罪、财产犯罪和过失犯罪等犯罪呈上升的趋势,但是同时暴力犯罪、有组织犯罪等严重犯罪呈下降趋势、重刑率和监禁刑率也呈下降趋势,总刑罚量得到适度控制,这意味着轻刑化的趋势与犯罪态势是内在平衡的.     

试论起诉便宜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司法资源的严重不足与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矛盾。另外受非犯罪化、轻刑化等刑事政策的影响以及保障人权的要求,原来的起诉法定主义已经不再适应追诉犯罪的需要,起诉便宜主义应运而生。本文针对起诉便宜主义产生的理论基础进行了初步的探讨。     

对老年人犯罪刑罚轻刑化之思考

随着我国社会步入老龄化阶段,老年人口的增加必然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其中老年人犯罪就是一个突出的表现。近年来老年人犯罪率在逐步上升,案由也趋向多样化。老年人犯罪问题已成为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我国刑法对老年人犯罪问题却未给予应有的关注。本文从当今社会老年人犯罪现状出发,寻找对老年人刑罚轻刑化的合理性,同时也指出"刑不上老人"观点的不妥。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理由认知：一个反思的视角

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是"人是目的"这一道德伦理在刑罚观中的体现。学界支持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理由大致有五个:"财产平等保护论"、"刑罚现代化要求论"、"人权保障论"、"国际趋势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论"。然而,这几种理由均忽视了财产刑法保护与宪法经济制度之间的内在关联,导致认知偏差。财产型犯罪轻刑化正是生命价值与财产价值综合权衡的结果,是刑法基于社会经济发展现实对宪法经济制度的理性回归。检讨财产型犯罪轻刑化的意义在于消除刑法现代化与宪法规则之间的诸多误解,以揭示宪法语境下财产权刑法保护的认知模式。     

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成因及对策

正近年来,职务犯罪案件量刑轻刑化的趋势日渐明显,特别是被告人被判处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的比例较高,应当引起足够重视。一、职务犯罪量刑轻刑化的危害一是违背了刑法的基本原则。对于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犯罪,我国刑法和刑事政策历来坚持"从严"、"从重"处罚的立场。这不仅体现为犯罪数额标准设置     

纯正行政犯轻刑化初论

风险社会的不期而至,使得刑事立法步入活性化时代,尤以行政犯的扩张为显性标志。立足于我国违法犯罪二元治理体系,相当的犯罪化是我国应对社会风险的积极选择;着眼于世界刑罚轻缓化改革趋势,相当的轻刑化是我国刑罚现代化改革的应有之义。经由“行政犯—刑事犯”的类型再区分与“犯罪化—轻刑化”的耦合得出“纯正行政犯轻刑化”这一命题。在依据证成上,纯正行政犯具有自身的轻刑逻辑与现实基础,纯正行政犯轻刑化根本上是由其犯罪本质所决定,其扩张态势、刑罚结构性缺陷以及较强的社会感刑力是其轻刑化的现实基础。在路径构建上,不仅要完善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制度供给,而且要强化纯正行政犯轻刑化的司法适用,还应推动纯正行政犯刑罚执行的社会化。     

刑法结构的轻刑化演进及其刑事政策协同——基于对日本《轻犯罪法》的比较考察

危险驾驶罪等轻刑罪名的增设推动我国刑法结构向轻刑化演进,对我国固有的罪刑观念与二元化违法犯罪制裁体系造成冲击。日本刑法呈现出典型的“大刑法结构”,犯罪圈高度扩张,《轻犯罪法》处于刑法结构的最低点,对《轻犯罪法》展开全面考察有助于为我国应对刑法结构轻刑化提供理性参照。《轻犯罪法》具有预防性、象征性与补充性特征,以司法化程序确立法治保障,实践中大多数轻犯罪案件均是以不起诉实现程序分流,少数进入审判程序的案件也是以略式(简易)程序为主且刑罚轻缓,由此兼顾效率。《轻犯罪法》虽是日本犯罪圈扩张的代表,但适用中却有效控制了刑事资源的投放与消耗。面对我国刑法结构轻刑化过程中轻刑罪名的立法扩容与司法激增,应理性认知轻刑罪名的预防性色彩与轻微罪质,确立“增减并进”刑事政策,即在立法增设轻刑罪名之时同步削减投放到轻刑罪案刑事反应系统中的制裁性要素与程度。同时,治安违法行为轻罪化及其制裁程序司法化符合刑事法治理念与人权保障诉求,具有正当性,但应当在逐步积累轻罪治理经验并充分理解轻刑罪名本质的前提下有序推进,不能操之过急。     

论刑罚的轻刑化

刑罚应体现人道性、公正性、谦抑性和自由性。在我国刑法领域内应树立刑罚"轻刑化"的思想。应通过"非犯罪化"、"非刑罚化"等途经实现轻刑化,更好的服务和改造社会。     

浅议我国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以未成年犯为视角

据统计,我国每年新判处的每14、15个罪犯中就有一名是未成年犯,如此严峻的现实,以及未成年犯本身所具有的生理、心理等方面的特殊性,使得研究未成年犯在社区矫正中的"社区服务令"更具现实性和紧迫性。文章主要探讨我国实行未成年犯"社区服务令"的必要性和需要注意问题。     

职务犯罪案件轻刑化的成因及对策

从严打击职务犯罪是建设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重要内容,但近年来职务犯罪轻刑化现象日渐突出,成为司法机关理应妥善化解的难题。本文从造成职务犯罪轻刑化的基本情况分析入手,分析了成因与现实危害,并提示相应对策和建议,以期能够进一步规范对该类犯罪的定罪量刑。     

扩大教育面 缩小司法面──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探讨

对未成年犯坚持“教育、挽救、感化”是我国的一贯刑事政策,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着偏差。应当制订具体的处理未成年人犯罪的刑事政策,其内容包括：对未成年人犯罪实行最小量化;限制逮捕等强制措施的适用;充分运用不起诉制度;应最大限度避免监禁,借鉴国外的缓刑措施等。     

论我国刑罚制度改革走向——以轻轻重重原则为视角

本文认为我国刑罚制度需顺应国际刑罚轻型化趋势进行改革,同时文中指出我国现在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矛盾增多,犯罪率上升,需加大对犯罪打击力度,要处理好此矛盾,应实行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选择"轻轻重重"的刑罚制度。     

试论我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

随着非犯罪化、轻刑化和刑罚个别化刑事政策的推行以及提高诉讼效率的要求,原来实行严格起诉法定主义的各个大陆法系国家逐渐将起诉便宜主义的合理内核引入到本国刑事起诉制度中来,开始赋予并逐步扩大本国检察机关的起诉裁量权。本文对我国检察机关起诉裁量权的现状和不足作了一些初步的探讨,并提出了一些改革的建议。     

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之犯罪化与轻刑化问题研究

在国际刑事法律公约的订立和各国刑事立法过程中，犯罪化和非犯罪化一直是刑事政策和刑事立法的基本问题。腐败行为犯罪化的意义还在于，随着国际和国内反腐败斗争的不断深入，对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廉政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不廉洁和不廉政行为范围更加扩大，那些原来属于职业道德规范规制的对象，随着人们对这些腐败行为的犯罪化的立法要求和呼声的高涨，这些行为便有可能上升为刑事法律规制的对象。而轻刑化是指对于犯罪的处罚倾向于用较轻的刑罚取代较重刑罚处罚的刑：事政策措施，它表现为用较轻的刑种（如监禁或有期徒刑）取代较重的刑种（如死刑或无期徒刑），或者在同一刑种中用较轻的处罚（如3年以下轻的刑期）取代较重的处罚（如10年以上重的刑期），甚至包括本应用剥夺自由的刑罚取而代之用剥夺财产刑（如没收财产或罚金）和资格刑（如剥夺政治权利）的刑罚措施惩治腐败犯罪。在国际上，轻刑化作为国际刑事立法和司法的趋势，正日益引起各国的重视。从表面上看，犯罪化和轻刑化是两种的对立的刑事政策，但实际上，这两者是可以兼容并蓄的。因此，对腐败犯罪行为的犯罪化与对该行为在处罚上的轻刑化并不矛盾，两者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可以达到高度的统一。     

“回春艺术团”刑满释放人员情况调查报告

对“回春艺术团”10年的刑释人员进行了抽样调查，从中发现，他们有一大优势三大特点，即社会适应能力强的优势和就业率高、普遍表现好及再犯罪率低的特点。分析其原因，我们以为是艺术团正确地执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和《未成年犯管教所管理办法》的结果，并且，它是一种行刑社会化的有益尝试和探索。     

刑法谦抑性视角下的组织卖淫罪

刑法谦抑性是历史的选择,也是当代文明社会的必然要求。刑法谦抑性要求严格控制刑法的处罚范围和惩罚程度,尽可能地实现非罪化和轻刑化。然而我国一直以来在严禁卖淫嫖娼政策的指导下,对组织他人卖淫的行为进行了严厉的规制,不仅对各种情形的组织卖淫的行为都规定为犯罪,而且设置的刑罚过重且未根据危害性程度的不同而区别对待,这严重违背了刑法谦抑性的要求。对不涉及幼女的以非强迫的手段组织卖淫的行为实现轻刑化和非罪化应是我国刑事立法的奋斗目标。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在侦查程序中的实现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在当前受到我国司法实务部门的高度重视,主要是由于它切合了社会需求,有着深刻的内在合理性。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符合我国寻求和谐发展、奔赴小康社会的时代主题。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指导思想是"轻缓"。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内容是有宽有严,宽严结合,宽与严之间互动互补、互相衔接,保持相对平衡,既不能宽大无边也不能严厉无度。"宽"是该宽则宽,强调非犯罪化、轻刑化和非监禁化理念。在侧重"宽"的同时并没有忽视"严"的一面,做到了对"宽"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