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访权的宪法学解读——兼论国家权力与公民权利的配置

一段时间以来,随着社会上出现的信访群体越来越大、频次越来越高,信访问题备受各方的关注,在学界的争论也异常火热。信访是存还是废的争论,随着新《信访条例》的颁布暂时告一段落。在这场讨论中,尤其是于建嵘的调查报告———《信访的制度性缺乏及其政治后果》发人深省,报告显示,55.4%的因上访被抄家、被没收财物、东西被抢走;53.6%的因上访被干部指使黑社会的人打击报复。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与之对应的是另外一组更令人震惊的数字:国家信访局认为群众信访反映的问题80%以上有道理[1]。于建嵘指出,现行信访制度,必须进行彻底的改革…     

“信访寄生虫”因何能生？

群众集体上访已成为影响一些地区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在这些上访群体中不乏这样一类人，他们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运用“集体上访”这种方式实现个人的某种企图，甚至还代理信访案件，把信访作为一种职业。我们姑且把这类人称为“信访寄生虫”。     

试论我国的信访制度改革

信访是处理人民来信和接待人民来访的简称，是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一种特殊的人权救济方式和制度。它经历了“革命信访”、“动员信访、”“拨乱反正信访”、“安定团结信访”、“维护稳定信访”多个演变阶段。目前我国的信访制度已经进入到了“法制信访”的阶段。不断增多的大规模的越级、重复信访、集体上访“洪峰”，成为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和社会各方关注的焦点。研究和改进我国的信访制度，使信访工作适应新的形势需要，是各级信访工作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侧重以信访制度的改革进行探讨。     

《从“上访”到“下访”》专题报道之一 上访矛盾化解方式的嬗变——内蒙古自治区“万名干部下基层”调查报告

老百姓遇到矛盾纠纷不愿打官司,直接去上访,甚至告御状。中国特色的上访问题,多年来始终牵扯着地方各级政府的神经。2010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正式启动。两万多名干部抛却机关作风,变接待上访为放下架子下访,主动出现在了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以全新的方式全力化解社会矛盾,密切干群关系的同时,探索出了一套干部下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维稳长效机制的建立,使昔日热闹的信访接待大厅变得门可罗雀,更多的社会矛盾在进入信访通道之前得以化解,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年,许多地方都曾经进行过通过信访制度本身的改革来解决上访问题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现实的语境下,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在化解上访矛盾方面的探索,或许更具有借鉴意义。     

信访制度的改革与社会稳定

信访制度的改革,必须立足于从源头上解决问题。信访机关应当成为党和政府的“第二研究室”,担负起倾听民意、保障民权、集中民智的决策咨询职能。现行信访制度中的缺陷只能在改革中完善,信访制度应当继续为公民的有序政治参与提供通道和平台,我国信访制度的改革又不能走行政权力扩张的道路。必须构建和谐社会,从源头上实现社会稳定;依循治理理念,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协调合作;规范利益追求,在互谅互让中实现利益的均衡。善治也包括引导对政府工作有意见的信访人员严格遵守《信访条例》的规定,理性、有序地行使信访权利。     

信访问题：访民、官员与政府

信访为何变成了上访 周志兴：我原来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信访局在我们单位对面，同事中很多人的家属就是信访局的。看着好像很边缘的部门，没想到现在权力这么大一请马教授先谈谈信访设立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信访变成了上访？马怀德：信访制度上世纪50年代就有了，设计的初衷是党和政府听取老百姓意见、了解社情民意。信访确实也发挥了这个作用，总要有老百姓说话的地方，要有对政府提意见的场所或者渠道。但是，信访条例实施近20年来发生了一定的变异，由信访变成了上访，由一种反映社情民意的渠道变成了解决矛盾纠纷的渠道，特别是解决涉诉涉法争议的一个渠道。为什么会产生这个变化？我认为有这么几个原因：第一，中国老百姓遇有冤情、遇有难事的时候还是相信上级，相信党和政府，尤其相信中央，有一种朴素的“青天意识”、清官意识，所以愿意把这些矛盾纠纷递交到最高层。由所谓的“青天大老爷”加以解决。尤其是涉及一些政策性问题时，可能当地法院或者有关部门很难解决，老百姓就更愿意通过上访解决问题。所以上访主要原因是公众有这种需求，有这种愿望，也有这种心理依赖。     

《从“上访”到“下访”》专题报道 上访矛盾化解方式的嬗变——内蒙古自治区“万名干部下基层”调查报告

老百姓遇到矛盾纠纷不愿打官司，直接去上访，甚至“告御状”。中国特色的上访问题，多年来始终牵扯着地方各级政府的神经。2010年4月，内蒙古自治区“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正式启动。两万多名干部抛却机关作风，变接待“上访”为放下架子“下访”，主动出现在了农村牧区、田间地头，实实在在地为老百姓解决实际困难，以全新的方式全力化解社会矛盾，密切干群关系的同时，探索出了一套干部下基层化解社会矛盾的长效机制。维稳长效机制的建立，使昔日热闹的信访接待大厅变得门可罗雀，更多的社会矛盾在进入信访通道之前得以化解。社会稳定已经成为内蒙古经济发展的新引擎。这些年，许多地方都蕾经进行过通过信访制度本身的改革来解决“上访”问题的尝试，但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在现实的语境下，内蒙古自治区通过“万名干部下基层”活动在化解上访“矛盾”方面的探索，或许更具有借鉴意义。     

宪法视野中的信访问题治理研究

近年来随着新形势下社会利益格局的深刻调整,新的矛盾和利益冲突不断涌现,致使上访问题逐年增多。可以把信访视为公民政治参与的渠道,但也要维护司法救济的权威性。信访不能成为解决问题的主渠道,依赖信访解决问题本身就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悖论,以期在宪政视野内讨论信访问题。     

“三级视频联访”保民生——贵州省毕节地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消化信访积案

贵州省毕节地区在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针对本地区山高路睡、群众信访难。多头上访、重复上访、越级上访较多，信访事项办理环节多、工作效率低的实际，探索地县乡“三级联动视频接访”工作路子．实现了地县乡三级党政领导定时同步互动接待来访群众．现场处理群众反映的问题。全力消化历史信访积案。     

试论无序上访问题解决机制——以内蒙古为例

当前无序上访问题大量涌现。以政治生活系统分析理论为基础理论分析信访系统运行机制，结合内蒙古无序上访问题探寻问题根源，提出“领导统一一各机构协调一社会参与”的无序上访问题解决机制。     

中国信访体制的功能、问题和改革思路

信访体制能动地处理了公民的政治参与、政府的行政决策和政党的政治整合三者的互动关系,是沟通公民与政府、执政党的重要桥梁和纽带,是中国特色的人民民主形式。我国目前的信访体制存在的公民非制度化上访的扩大化、政府责任机制的缺失和信访机构职能配置不合理等问题,需要从公民、信访职能部门和政党三个角度进行信访体制的制度创新。     

浦东新区川沙功能区域机关积极开展党员模范作用向八小时以外延伸活动

长宁区人民法院紧密结合审判工作，为有效化解各类信访矛盾，针对特定群体，探索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尝试引入心理咨询师参与信访接待工作，将接访过程变成疏导情绪、医治“心病”过程，满足上访人员被理解、被尊重、被认可的心理需求。     

从扩权到扩容：社会管理创新视角下信访制度改革的思路转向——以吉林省安图县为例

信访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政治制度安排,作为公民实现政治参与的重要渠道在民主实现和权益救济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信访制度自创建伊始就处于不断的调整和完善的进程中,为应对日益纷繁复杂的群众诉求,＂扩权＂逐渐成为了信访制度改革前行的主要思路。吉林省安图县以＂群众诉求服务中心＂平台建设为契机,将信访制度建设纳入到社会体制改革的战略框架下,从社会管理创新的视角对信访制度的改革方向进行整体的理性审视,探索出一条以＂扩容＂为特点的信访制度改革思路,为信访制度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实践路径。     

做好新时期基层民政信访工作的对策

新的历史时期,基层民政信访工作,正在发生新的变化,呈现出六个新特点：信访主体的多元性、信访内容的复杂性、信访时机的选择性、上访行为的过激性、信访问题的重复性、信访方式的群体性。为此,笔者认为应采取如下对策：     

宪政体制下我国信访制度功能的重构

信访制度建立50余年，其功能几经演变，时至今日已出现了严重的扭曲与错位。围绕信访制度的改革有“弱化甚至撤销信访”和完善强化两种不同观点。应在我国究政体制下，从权利救济和国家公共权力机关两个角度来解读信访，并对其功能进行重构及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     

宪政视野中的涉诉信访治理

在行政化处置信访的大环境下,本应是公民对人民法院违法失职行为进行监督的涉诉信访,已演变为公民权利救济和纠纷解决的主要方式,面临着功能错位、司法公信力下降和信访量居高不下的困境.要使涉诉信访困境得以求解,必须在宪政制度框架内寻找产生涉诉信访困境的根源并加以审视和改革,通过修宪明确人民法院在国家机构中的地位,摆脱其地方化、...     

浅析解决和预防公安疑难信访问题的有效途径

公安疑难信访问题呈现案件时间跨度长,缺乏有效证据,处理难度大,上访人心理活动复杂、上访经历丰富等特点。解决这些问题要坚持以人为本,采取超常规措施,集中开展专项治理活动,规范信访工作秩序,建立经常性的信访工作机制,从根本上预防和减少疑难信访问题。     

莒镇乡人大做好“三个结合”推动新农村建设

近年来，烟台市福山区检察院充分发挥职能作用，探索实践“三三四”防控模式，信访稳定工作成效显著，连续多年未发生一起赴省、进京上访案件，成为烟台市唯一未出现过高橙院、省院挂牌督办的涉法上访案件的检察院。     

论我国信访制度的困境与出路

信访制度在我国具有公民政治参与和利益表达、实现权利救济和化解纠纷，充当着社会“安全阀”的重要功能。但现行信访制度却面临着较大的困境。为使我国的信访走出目前的困境，在宏观层面上，要加快建立规范的社会公众政治参与秩序；在中观层面上，要全面推进司法、行政救济和纠纷解决机制改革；在微观层面上，要加快推进法治导向的信访制度改革。     

涉检信访之宪政分析

涉检信访因其具有的权利救济功能而成为检察机关推进“社会矛盾化解”的重要环节。就实证考察而言，现阶段涉检信访在总量、内容、形式等方面的特点反映出涉检信访过度承载“权利救济”功能的事实；就宪政国家而言，涉检信访超负荷的权利救济功能与程序公正、司法权威、规则统治之间存在冲突。因此，综合考察涉检信访运行的制度环境和既有的制度资源，通过弱化涉检信访的权利救济功能，重新确定其功能定位，不断提升其规范化程度，并确立司法救济的核心地位，可以不断完善涉检信访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