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少数人权利保护的正当性

少数人权利应当得到保护吗？这是法学界和政府需要认真思考和回答的问题，因为它标志着一个国家的民主和法治文明发展的状况。基于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原理，一方面，少数人同多数人一样有作为平等的人而享有受平等对待的权利，免受歧视性对待；另一方面，为了纠正其历史和现实中的弱势地位，又享有受特别保护的权利，但应避免对多数人构成反向歧视。     

利益：权利的价值维度——权利本原解析之一

在理论和实践界,人们对“权利”的本质含义还存在诸多争议。要认清权利现象的本质,就不能撇开利益机制。利益是权利的灵魂,也是解开权利之谜的“钥匙”。权利的直接本质是利益,即权利的本质形式是权利的利益属性。在权利中,利益既(主要)指物质利益,又包括精神上的利益。     

基于利益分析对权利本质的再思考

利益先于权利而存在,是权利的建构基础和本质内容。利益具有主客观统一性,除法律赋予权利之力外,权利的构成要素均来自利益。权利中的自由意思实际上是利益主观性的反映;利益的主观性能够更准确地说明权利的主观内容。权利客体与利益的客观性相联系;利益的客观性能够更灵活地描述权利指向的对象。权利的本质是法律对利益的限定。根据法律对利益保护的确定性程度,权利可以分为有名权利、框架权利和无名权利。所谓权利之外受法律保护的利益实际上是无名权利或生成中的权利。     

论权利的社会利益限度

有人认为四川大地震中灾民哄抢生活物资的行为构成紧急避险，是公民对个人权利的合理自救。本文指出，生存权等权利不是能压倒一切的。任何权利的实现，不可能存在于以权利为封闭圈的自我中心之间。权利之所以可欲，乃是合作、互惠、宽容之故。合作给予社会生存的力量，互惠给予社会美德，宽容给予道德之进化，即权利的行使必然要有社会利益作为限度。     

由科斯的《社会成本问题》反思权利的正当性理论

权利的正当性理论是法理学中关于权利性质的一种重要学说。一般认为，权利的正当性建立在权利的无害性和社会公认性之上。但是，借鉴科斯在《社会成本问题》中所使用的分析方法和视角，我们便会发现这种正当性理论中所存在的问题。     

政府采购社会政策功能的正当性及当事人利益保护

在现代社会,政府采购制度的社会经济政策功能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利用政府采购实现社会经济政策目标已经成为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重要手段。但是,作为减少交易成本、提高采购效率、避免采购人员寻租的政府采购制度,在其中“添加”社会经济政策功能是否具有正当性,其正当性的基础是什么;如果因为社会政策功能导致合同变更、中止或解除,相对人的利益是否应该受到保护。     

“法的正当性”语义考辨

"正当性"一词来源于伦理哲学,移用到法律领域后未能与合法性、合理性、正当等概念清楚界分."法的正当性"概念与自然法观念存在必然联系,表现为依据某种"上位法"对法律制度所作的价值评判和价值证成,并由此谋求公共领域的价值认同.评判法律正当与否的"上位法"既不是实在法本身,也不是所谓客观规律,而只能是伦理哲学和道德观念.因此法的正当性命题依循伦理的解释范式,最终归结为伦理正当性.     

侵权行为法对权利与利益保护的比较法分析

侵权行为法是民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保护民事主体民事权益,制裁民事违法行为,推动文明进步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法律武器。“传统上侵权行为法的保护客体仅为绝对权。现今已扩张至将相对权以及权利外利益包括在内。虽在保护客体上主要国家取得了一致,但在对权利与利益的保护程度上,世界范围内却有两种相对的立法例：差别保护立法例与平等保护立法例,从侵权行为法中的价值衡量出发。对比两种立法例可知平等保护立法例较之差别保护立法例更为可取。     

论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权利化

社会整体利益在现有法律框架下作为一种消极法益和间接法益获得保护,这种保护模式往往过于被动、滞后和分散,且容易为国家利益或个人利益所偷换或悬空。社会经济权利是将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利益诉求转化而成的权利形态,从而有利于充分实现社会整体经济利益的直接的和积极的保护,并将直接推动包括经济法权利体系在内的基础理论范畴的构建和完善。     

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与优先性——兼论“调解优先”

诉讼调解具有价值正当性,是我国大陆现行民事诉讼制度的一大特色。近年来,司法实践中频繁出现＂强制调解＂、盲目追求和相互攀比调解率等现象,究其思想根源,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当前司法政策强调＂调解优先＂,从肯定诉讼调解的价值正当性转变为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强调诉讼调解的价值优先性,是与民事诉讼法确立的调解自愿、合法原则相矛盾的,是与法院的审判职能相矛盾的,也是与民事诉讼制度和ADR之间的功能分化相矛盾的。这种观念与对我国古代法制传统、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传统和国外ADR的片面理解有关。我国现行民事诉讼制度对诉讼调解的定位是：肯定其价值正当性,而非强调其价值优先性。司法政策应当与这一定位相协调,＂能调则调,当判则判＂是比较科学的表述。     

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路径选择

中国共产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形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本文主要运用历史分析法对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合法性路径选择进行了政治学角度的分析，并对其利弊进行了阐释。同时指出，在新的形势下，面临新的问题，执政党还必须与时俱进地进行制度创新，来不断提升执政的合法性。     

合法性视域下农村青年政治认同研究

对政治系统的稳固政治认同是现代化的基础。通过政治认知、政治情感、政治信任感、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五个指标对农村青年的政治认同进行了观察,并基于合法性理论,对农村青年政治认同弱化的现象进行了解释。     

政治合法性视角下的中国贫富差距问题研究

政治合法性是政治学中的一个核心概念,它涉及民众对政治统治合法性的认可及自愿服从程度,对于建设和谐社会、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贫富差距的扩大已成为影响社会和谐进步的障碍。将二者结合起来研究具有时代价值和意义。     

执政合法性的一般理论及其启示——执政党建设的全球化视角

执政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概念。任何政党在执政后都有一个执政合法性的问题。西方国家在实践中形成的执政合法性理论,对当代中国共产党具有借鉴意义。增强执政基础,不能单纯依靠经济发展,必须同时解决好政治、文化和社会发展问题,处理好合法性与合法化、合法性与有效性、合法性与合道义性的关系。     

撒网采验DNA正当性探究

作为一种目的性侦查策略,撒网采验DNA必然存在正当性问题。正当性是撒网采验DNA健康发展的基础,是由静态结构的正当性和动态过程的正当性共同构成的完整体系。静态结构的正当性包括主体正当性、目的正当性、依据正当性、对象正当性和手段正当性。动态过程的正当性包括制定过程正当、实施过程正当和救济过程正当。     

论公共政策主体的合法性

公共政策主体主要指直接参与政策制定的政治权力主体,即体制内主体。规范的政策主体应具备三种属性,即合法权威、合格权威和个人权威,它们共同构成政策主体的合法性。政策主体的合法性对政策系统和政治系统具有重要影响。     

论行政立法回避制度的正当性

行政立法回避制度是我国行政立法程序发展与完善的重大突破.该制度是行政立法机关主动探寻防止部门利益法制化途径的一次尝试,作为一种新生制度,其是否具有法理上的正当性和制定法上的合法性是法学界首先必须予以解决的理论问题.     

合法性之基石——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

中国正处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过渡时期,由于思想观念的急剧变化、政治参与渠道受阻等因素,不可避免地遭受到合法性危机。化解危机的根本途径就是构建政府与公民的信任关系,通过建立良好政府形象、提高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扩大人民的政治参与等来保持政府的合法性。     

民事诉讼证据合法性的重新解读

证据的形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没有影响;收集证据的主体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一定影响,应当区别情况,分别对待;收集证据的程序对民事诉讼证据的合法性有较大影响,但总体上应当从宽;实体法的特别规定不应作为判断民事诉讼证据是否合法的标准。民事诉讼在证据合法性的解读上应当不同于刑事诉讼,总体上应当更加宽松、灵活。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与规则设计探讨

刑事推定的正当性主要体现在合理免除或是分配举证责任、破解证明困难而造成的诉讼僵局。刑事推定具有"基础事实+常态联系→推定事实"的特定结构,其成立的条件是基础事实必须查证属实,法官所据以推定的常态联系必须可靠,推定结论不被推翻。刑事推定应在遵守基础事实与常态联系可靠性原则、谨慎适用原则、直接推定原则、允许反驳规则等推定一般原则外,还应体现有利被告人推定可普遍使用原则以及不利被告人的推定限制使用规则两个特有原则。刑事推定核心规则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不利被告人的推定的法律规制问题,主要是严格限制不利被告人推定的适用范围,特别是对不利于被告人的法律推定的确定应规范、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