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字师：改“一”为“半”

唐代著名边塞诗人高适,在两浙观察使任上,一次于视察中路过杭州清风岭时,在僧房墙上题诗云：绝岭秋风已自凉,鹤翔松露湿衣裳。前村月落一江水,僧在翠微闲竹房。后来,僧房诗中的＂一＂字,被添了笔画,赫然一个＂半＂字在墙。原来,钱塘江水是随着潮汐涨落的。月上中天时,江水盈涨,这时说＂一江水＂才确切。月落时分,江水随潮而退,只剩半江了。从岸边的水痕看,江面也只有原先的一半宽了。     

公款吃喝盛行折射出机制“三失”

一是制度“失守”：多年来，从上至下禁止公款吃喝招待的规定不能说不全面，狠刹“吃喝风”的重申“禁令”不能说不严格，但往往是“雨来地皮湿、雨过地皮干”：长此以往，形成了“规章制度——重申规定一一再度禁令”的住复，导致了规定写在纸上，制度挂在墙上，要求喊在嘴上，大吃大喝照常的状况。     

毛泽东讲党课爱“打比方”

1921年12月，毛泽东和弟弟毛泽民第二次来到安源煤矿。在专为工人子弟办的一所学校里，毛泽东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工”字。他解释说，上边的一横是“天”，下边一横是“地”，中间的一竖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在这期间，毛泽东还在给湖南长沙人力车夫上的夜校课堂上，打了个比方。他在黑板上先写了一个“工”字，又在旁边写了一个“人”字，然后，他微笑着告诉车夫，如果把“人”字放在“工”的下边构成了“天”字，如果工人团结起来力量可以顶天。     

薄熙来是这样让重庆“红”起来的

从表面上看，重庆这座山路崎岖的城市是灰色的，尤其是在冬天。阴云和雾霾整天笼罩着楼宇、高山和江水。但是近年来，这座城市的色调却变得越来越“红”。     

“人”字这两笔

“人”字只两笔，一撇一捺，却不好写。从书法角度讲，字的笔画越少，想写好越不易；从社会学角度讲，“人”字这两笔，内涵丰富，哲理深邃，想写好更难。这两笔有一笔没写好，便不能称之为真正意义上完整的人生。     

“说”难

世上什么事最难？说话最难。韩非子早有这方面的感喟，他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就叫《说难》。说话，不就是上嘴唇磕碰下嘴唇吗？人有一张嘴巴，不就是只办吃饭、说话两件事吗（当然还能“咬人”，那是模仿动物行为）？这有什么可难的？然而不然。言为心志，话为思想。说话，就是要说心里想说的话，说真正属于自己的话。谁要说这样“说话”不难，不妨试试看。鲁迅有一篇名为《立论》的散文，写了如下情景：一家人家生了一个男孩，合家高兴透顶了。满月时抱出来给客人看，希望听听客人的评价。一个说：“这孩子将来要发财的。”于是得到一番感谢。…     

我给李荒当秘书

1957年3月至1966年5月，这一段时间，我给省委书记李荒当秘书。如果讲“机遇”，这是我人生中最佳机遇。难能可贵的是，我不给李荒当秘书了，李荒还从政治、思想、生活上关怀我。因此，我致信李荒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李荒也。”     

第二十二回“下井令”催生“山寨矿长” “三巨头” 成就“足囚协会”

上回说到在公众一番疾风骤雨的围剿下，“神仙道长”李一一时招架不住，被打回了凡胎原形，“闭关”去了。且说广西有一煤矿，也欲效法李大师的障眼法瞒天过海，同样也未能逃脱公众的火眼金睛。     

“福利腐败”还有多少“免费午餐”

形形色色的福利 李老师在某名牌高校附属中学担任多年体育老师，现在每月工资3000多元。不过，相对于他的一些大学同学，他的收入差了一大裁；即使是和校内讲授其他课程的教师相比，他的收入也要低得多。“我不会跳槽，不为别的，就为了我儿子。”李老师说，“儿子马上要上中学了，如果光凭成绩肯定进不了我们学校，不过我们教职工的子女基本上都能进来。”李老师觉得，能够让儿子不用花高价就上个好中学，这比他的大学同学省了很多钱，而且将来上好大学基本上就有保障了，这也能让自己省不少心。“省钱又省心，我觉得比多挣几千块钱值。”     

萧克上将生前披露第一次反“围剿”的细节

开国上将萧克在“文革”中遭受林彪反革命集团迫害，下放到江西永修县云山垦殖场劳动。1970年秋，我受命收集永丰县党史口述资料，冲破“文革专案组”的刁难，来到“五七干校”敬访萧克部长。后来，萧克回京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校长。1972年冬．我赴京第二次登门拜访，聆听萧老热情侃谈。两次接触中，给我留下极深印象，历历在目，...     

活生生的汉字快被“教死了”

这些宇你能写对吗？ 我们常说“门吉周”，事实上，“周”字内部不是”吉”，而是上“土”下“口”：“冒险”的“冒”，有99％以上的人把上面都写作“日”；还有“子曰诗云”的“日”，在甲骨文、金文、     

“中国”的出处

最早的“中国”与现在的中国差别很大。“国”最初就是指一个城、一个邦或者一个邑。住在里面的人叫“国人”，住在外边的人叫“野人”。所以，历史上有很多国，当时说“万国来朝”，不一定有上万个，但至少有几千个。经过长期兼并和淘汰，到战国后期，才号称“七雄”。“中”的本义是一面旗帜。最早的“中”字右边还有几横，     

李鼎铭与“精兵简政”

在我党历史上，“精兵简政”政策的最先提出，缘于党外人士李鼎铭的一个提案。 1941年11月6日，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延安开幕了。在这次会议上，李鼎铭当选为副议长，就在这次会议上，他提出了“精兵简政”的提案。     

“老桥头”

“老桥头”不是个地名，是个人名；“老桥头”也不姓桥，姓李，是个六十有八的精干老头。不过，要说这李老头为何成了“老桥头”．还真要从这老桥说起。     

这种“接风”当刹

前几天，我的一位在某局任“一把手”的同学，从外地“考察”归来享受了一番接风盛宴。他不无痛苦地说：“接风的入太多了，这酒让人喝得受不了，肠胃都变成下水道了。”     

树“畏”更须去“媚”

有些干部，功夫不在事业上，精力不在发展上，心思也不在人民群众身上，相反，却整天盯着“上面”，“秀”给媒体，不仅敏于揣摩“风向”，勤于迎合“喜好”，且善于装点“门面”，喜欢把气力下在易出“亮点”、易被看到的地方。对于社会上监督、质疑和批评的声音，起初惯用躲、捂甚至打压的方式来对待，及至激起众议、躲不得、捂不住、压不下了，才不得不去做那些早就该做、早该做好的事情。这些“怪”现象，说怪也不怪，反映出了某些干部的“媚”和“畏”。     

“边做边说”与“做了要说”

著名诗人臧克家对闻一多先生的那句“人家说了再做，我是做了再说；人家说了也不一定做，我是做了也不一定说”，甚是称赞。其实，一般人看待“说”与“做”，常常视“少说多做”、“不说只做”为美德，对“多说少做”、“只说不做”加以鄙薄，强调一个人立身处事应该讲求奉献、崇尚实干、禁止空谈。     

“中间阶层”是评价“十二五”重要指标

从某种意义上说，评价“十二五”成功与否，一个重要的指标就是在社会结构方面能否形成一个“中间阶层”。在当今中国，随着“全面小康”、“和谐社会”、“科学发展观”以及“包容性增长”日益深入人心，社会学理论中的“橄榄型社会是稳定的社会”的判断也已经得到学界和公众的普遍认可。     

“民”念浓点 “官”念淡点

“这位领导平易近人，‘官’念很淡，没有架子，我们愿意跟他说知心话”；“那位领导，派头十足，官气很浓，我们挨不上，也不愿搭理他”——这是私下常能听到的老百姓议论其所接触的领导干部的大白话。     

“玩”艺术的皇帝

不知从啥时候起，人们一提到“艺术”一词，常常与“玩”这个字联系在一块儿。好像艺术真的就是“玩”出来的。其实呢，快乐大叔觉得，这应该算是一种调侃。说“玩”往往有自谦和自嘲的成分在其中，换句话说，既然我只是个“玩”艺术的人，不管是琴棋书画也好，吹拉弹唱也罢，水平哪怕再拿不出手，一个“玩”字也就都给化解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