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社会性别平等的思考

自从1995年联合国提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主张以来，社会性别成了公共政策的一种基本考虑点，社会性别敏感性分析也成了公共政策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相对于以前人们将实现男女平等的努力方向集中在正式的权利领域（如法律、政治权利）而言，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提出是一个长足的进步，它不仅扩大了男女平等的范围，将其扩充到所有的政策领域，而且为通过政策来实现性别平等提供了一种程序保障。     

社会性别主流化及其中国途径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1995年北京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核心概念。自此以后，这一概念成为促进两性平等的一项全球性策略。那么，什么是社会性别主流化？中国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途径有哪些？本文对此进行探讨。     

在构建和谐社会中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思考

社会性别主流化是1995年联合国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确定的推进性别平等的全球战略，中国对此作出了积极回应。十几年来，中国政府在法律、社会资源、发展机会等各方面为妇女提供了很好的发展环境，全面推进了中国性别平等和妇女发展。当然，中国在推进社会性别主流化的道路上仍任重道远。     

单位制变革与男女平等就业的社会政策选择

计划经济时代的单位制度曾经是男女平等就业的制度保障.单位制的变革改变了这种制度条件,使女性平等就业面临新的挑战.要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实现劳动力市场中性别平等,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政策选择.这些社会政策包括:通过社区建设减轻女性家务劳动负担、健全女性就业的社会化补偿机制、探索弹性的女性退休年龄、倡导社会性别平等的职业文化等.     

中国婚姻家庭法之社会性别主流化

男女平等不仅是字面意义上、形式上的平等,更重要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平等、实质上的平等、结果上的平等。我国婚姻家庭法在坚持男女平等原则的基础上,积极推动社会性别主流化,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具有积极意义。然而,从社会性别视角考察,现行立法仍有待完善。针对妇女权益在司法实践中的缺损,我们应当引入性别意识,适度地将妇女意识融入法律中,进一步推进社会性别平等主流化进程。     

促进性别平等是解决性别比失衡的根本途径

导致出生性别比例失衡的原因是复杂的，单纯地归结为生育政策、医学手段或传统性别观念并不能合理地解释这一现象，而仅从思想方式和观念形态出发改变人们的性别偏好也是不现实的。马克思早就指出，是物质生产、社会生活决定人们的意识而不是相反。从中国的情况看，目前女性的社会地位总体偏低，性别不平等的社会制度塑造了而且不断影响着人们的生育偏好，因此，要从根本上改变性别比例失衡问题，促进性别平等、切实提高女性的社会地位是其中的关键因素。文章分析了性别不平等的现状与社会根源及其对性别比例失衡的影响，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与建议。     

社会性别视角下女性参政的公共政策分析

女性参政是实现人的基本权利以及政治决策主流化的产物。文章以社会性别理论为视角，结合中国的公共政策理论，通过对于政策制定的主体、政策内容以及政策实施过程三个重要环节的具体分析，考察我国公共政策中的女性参政问题，探讨妇女参政与社会制度、公共政策之间的关系，进而提出全面构建“社会性别主流化”的设想及具体策略，为切实促进男女两性的和谐发展与和谐社会的构建搭建坚实的平台。     

社会性别理论与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探析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需要社会性别的和谐,更需要国家与社会、政府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合作共治.推行男女平等的社会性别政策,构建男女性别之间的和谐,社会组织作为促进社会发展的重要组织体,同政府一样,也担负着促进妇女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责任.在社会组织的发展和培育过程中,社会两性尤其是女性在发展社会组织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需要结合社会性别意识,制定社会组织发展策略:一是发挥优惠税制作用,推动社会组织更好地从事社会公益事业;二是在制定社会组织发展策略时,要特别关注消除或修改限制妇女发展的政策;三是实施相对宽松的准入门槛,广泛吸纳人才,尤其是女性人才和退休人才;四是完善社会组织就业的社会保障,切实保障社会组织工作人员的利益;五是强化社会组织内部管理,提高社会组织自身发展能力.社会性别与社会组织同步发展,以社会组织的发展进一步促进社会性别平等,增进社会和谐,两者可以实现相互促进,相辅相成.     

关于性别文化与性别不平等的思考

文化的因素是导致性别不平等的重要原因之一。要彻底改变男女不平等的状况,实现真正的男女平等,从政策、法律、社会制度着手诚然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还要从变革社会的文化入手。因此,建构先进的性别文化是实现性别平等的必由之路。     

论性别和谐与社会和谐

两性关系是影响最为普遍的社会关系之一,性别和谐是人类最基本的和谐。从两性对立的角度来研究认识现实社会中的男女不平等问题,不仅无助于问题的解决,而且使妇女解放事业走入误区;单纯的男女平等和女性解放运动也难以解决两性所面临的困境和尴尬。妇女解放运动理念需要进行现代转向即以和谐的视角替代对立,平等看待、处理两性关系问题将更有利于促进男女两性自由和全面地发展,有利于促进性别和谐。性别和谐与经济和谐、阶层和谐、民族和谐、区域和谐、代际和谐、生态和谐等一样,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和谐社会与公共政策的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

中共十七大以促进社会和谐为主题，再一次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宏伟目标。男女两性平等协调发展是和谐社会的题中应有之义。当前，我国男女两性发展不平衡现象还未完全消除，公共政策选择中社会性别意识的缺乏是其中极为重要的原因。文章认为，公共政策的形成和实施应当充分考虑社会性别因素，应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公共决策主流，最大程度地减小性别差异，确保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     

关于小康社会性别平等指标有效性的若干思考

将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全面小康社会指标体系已成为大家的共识,如何使这一认识落实到位就成为当前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本文着重从性别平等指标纳入小康社会目标体系的方式、纳入的指导思想与原则等方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论社会性别意识进入决策主流

近几年来,社会性别意识作为一种全新的概念被引入国内.当我们从社会性别意识的角度来研究妇女地位时,发现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依然存在着.所以,将社会性别意识纳入决策主流,对于提高妇女的地位、促进妇女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有着重要的意义.     

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分析

女性就业遭遇性别歧视在全世界普遍存在,因而政府必须制定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但这一政策同样有失灵的可能,本文着重分析造成政策失灵的原因,包括政策本身不完善、政策调控对象的策略行为削弱了政策效应、政策实施机制不健全以及产生性别歧视的社会经济根源仍然存在。并对如何完善我国性别平等的劳动力市场政策进行了一些思考。     

领导干部在推进性别平等中的责任

男女平等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性别平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和现代文明进步的标志。然而近年来我国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调现象严重，教育性别、就业性别、参政性别和家庭中的性别差异明显。作为担任行政公职、代表国家从事公务活动的领导干部，在推动性别平等中肩负着无可推卸的重要责任。     

基于性别公平基础上的就业政策及其改革——以女性职业生涯发展为视角

社会正义的实质性内涵认为,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任何政策都是绝对的等同,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确保机会的均等,并对弱势者作出相对的补偿。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的涵义出发,结合社会各种现实情况,对照我国各种现行政策,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男女在入学、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平等政策,就业女性特殊时期的补偿优待政策,男女平等的职业终结政策和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中的“反性别歧视”政策等     

基于性别公平基础上的就业

社会正义的实质性内涵认为,性别平等并不是意味着任何政策都是绝对的等同,而是在承认差别的基础上,确保机会的均等,并对弱势者作出相对的补偿.本文从社会性别平等的涵义出发,结合社会各种现实情况,对照我国各种现行政策,提出改革和完善我国就业政策体系的政策建议,主要包括男女在入学、教育、培训等方面的平等政策,就业女性特殊时期的补偿优待政策,男女平等的职业终结政策和职业发展的全过程中的"反性别歧视"政策等.     

全球化的挑战: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全球化是一个影响广泛而深远的不可逆转的过程。由于男女两性的社会特征不同 ,全球化带给男女两性的挑战也有所不同 ,因此 ,要对全球化的挑战进行社会性别视角的分析 ,特别是要探讨生产、投资、服务及公共部门的国际化、市场化及私有化过程给我国男女两性工作和生活所带来的重要影响及全球化背景下我国社会的性别不平等问题。     

走出平等与效率关系困境的出路——基于对西方学者观点的分析

平等与效率的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研究的焦点问题.但由于对平等范畴的不同理解,导致在如何认识和处理平等与效率关系的问题上众说纷纭,使其成为社会科学的难点问题之一.全面、准确解读西方主流学者的观点,科学地界定平等范畴的内涵,可能是走出平等与效率关系困境的出路.在市场经济中处理平等与效率的关系时,必须坚持社会第一平等——机会均等基础上的资源配置效率,效率基础上实现社会第二平等——收入差别平等.这是实践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     

从社会性别的视角看农村女性流动与公共政策的选择——以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流动为例

文章对中西部地区农村女性流动的问卷调查进行分析,认为农村流动女性在生殖健康、在与城市社会融合过程中、在生存状态和心理感受等方面与农村流动男性相比更处于劣势,她们是农村流动人口这个社会弱势群体中的更弱势群体,而公共政策选择中性别意识的缺乏是造成这个更弱势群体的极为重要的原因。为此,政府应从社会性别意识主流化的层次,制订综合性的农村女性流动引导和保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