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突发事件，建设责任政府——海城豆奶中毒事件的启示

绝大多数政府在任期内都可能遭遇突发事件,从而形成对政府管理理念、应变能力、权力立场、公信程度、甚至是管理制度的挑战。以此案为例,揭示了一个地方政府在突发事件中暴露的行政职能失当、行政伦理失范、行政理念模糊、行政责任缺失和应急管理机制欠缺等问题。吸取教训的出路在于一改衙门政府为责任政府。具体的改革着力点,在制度层面,当务之急是建立获得公民认可、具有公共财政、管理公共事务、实施依法行政、奉行公共参与、满足公共利益、承担公共责任、接受公共监督的真正的公共行政;在技术层面则需要建立应对突发事件和危机的制度与机制。     

当前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的缺陷及成因

当前我国政府公共管理责任机制存在着责任分配不清、责任实现无力、责任追究不力等问题。这既有责任虚空、政府职能定位不准确等政府体制层面的原因,也有分类管理不科学、沟通渠道不通畅等公共管理层面的原因,还有＂全能政府＂、＂官体位＂等传统文化的影响原因等。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作为公共权力执掌者,在公共危机的多元治理主体中,政府必然处于主导地位,承担必要的责任。本文分析了政府公共危机应急管理的特殊性及其政府有效履行责任的必要性,在此基础上从充分合理行使公权力,强化政府责任意识;建立危机管理财政保障体系,加强资金监管;倡导危机治理理念,积极培育危机治理非政府主体;完善公共危机治理法制建设,践行依法行政四个方面对政府在公共危机治理中应承担的责任进行界定。     

论危机管理中的民主与责任

危机管理的民主与责任的研究,以现代危机管理理论为基础,从行政法学和政府公共管理的角度出发,具体论述危机管理各个阶段中的行政民主性和政府责任性问题,包括危机管理中行政权力配置范围和程度问题以及危机管理政府责任中的政治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区分等;另外,从广义危机管理出发提出了社会本位意识建设,并分析了危机管理中的行政权力双刃剑效应、免责标准、政府改革以及国际交流和合作等问题,以期有助于危机管理的机制和制度的建设和完善。     

行政伦理是一种责任伦理

行政伦理的特质是什么 ?这是当代我国政府行政研究中一个重要问题。行政伦理按其实质是一种责任伦理。但有一种观点认为 ,行政是政治的执行过程 ,因而 ,行政伦理就是政治伦理。行政伦理是否就是一种政治伦理 ,这是一个不得不加以辨析的问题。行政本是指对公共事物的管理。行政伦理就是指公职人员管理公共事物过程中的伦理理论。在这里 ,行政伦理的主体已不是一般主体 ,而是具有特殊性质的公务员或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他们与其他职业伦理主体比较 ,具有十分明显的特点 :首先 ,公共行政人员是公民的雇员。作为公共行政人员首先是公民 ,但是 ,公…     

责任政府的宪政思考

宪政的民主与法治性在本质上必然要求政府承担责任。责任政府作为宪政的控制机制 ,要求政府不仅承担传统意义上的消极权力责任 ,即由于滥用职权和怠于行使职权所产生的责任 ,还要承担积极的责任。政府有责任积极的回应、满足公民的要求 ,同时对公民承担自身行使权力而带来的对公民权利的保证责任 ,向公众承担政治的、法律的、道德的责任。     

公共危机治理中的政府责任

人类已进入一个全球风险社会的时代,风险和危机业已成为社会常态。如何治理各种风险导致的公共危机已成为各国政府面临的严峻挑战。政府无法单枪匹马地应对各类公共危机,必然需要各类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政府还担负着公共危机治理的重要责任,主要是公共危机治理的掌舵性责任、风险预防的前瞻性责任、各方协同共治危机的统筹协调责任以及承担公共危机治理失败的最大责任等。要促使政府尽责,建立公共危机治理的政府责任机制。     

责任政府制度与中国责任政府建设

责任政府既是一种价值,又是一种制度安排。其建立和落实不仅需要政府作为整体对议会和选民负责,还需要政府对公务人员行政行为负责,从而使公务人员对行政管理相对人负责。当代责任政府的实践已经突破传统责任政府模式。现代责任政府理论强调责任政府的核心特征应该是责任政治。责任政治的责任包括法律责任和政治责任。宪法制裁是责任政府的最高境界。我国坚持民主政治,必然选择责任政府模式。构建宪法制度意义上的责任政府,是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关键。     

论我国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政治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如何通过公共财政预算制度和机制的变革,督促政府依法承担和切实履行公共财政受托责任,是政府公共管理面临的重点和难点问题。本文认为,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作为民主社会政府公共财政管理的根本和最高理念。通过对中国政府公共财政受托责任现状的分析,对管理理念、制度安排、实施机制、管理流程、管理技术等问题进行初步探讨和研究。     

政府怎样才能更好地推进行政改革——与国际行政科学学会主席哥尔特·鲍科特教授的对话

政府改革要通过比较研究借鉴国际经验,从中把握行政改革的规律。绩效、责任、信任、透明、参与、控制、分权等都是经合组织国家中公共部门改革的重要战略,其中压力、专业化和参与度是提高政府绩效的三种主要机制。绩效评估需要厘清输入、输出和结果的关系,其中政府信任至关重要。同时,要达成公共部门、私人部门、非政府组织和公民的共同参与,特别是要注意政府与市场的不同角色,把握市场化的界限。为此,新公共管理、新韦伯主义国家和新公共治理三种理论模式可为行政改革提供理论指导,旨在使层级机制、市场机制和网络机制有效分工和互补。     

建设服务型政府需要的“六个转变”

服务型政府需要通过重塑政府与公民的关系、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再造政府绩效评价机制、构建行政问责制度、确立行政理念等基本路径,实现6个根本性的转变：从“政府本位”“权力本位”到“公民本位”“权利本位”;从“社会管理为主”到“公共服务为主”;从“基于强制”到“基于同意”;从“内部评估”到“公众满意”;从“问责运动化”到“问责法治化”;从“为民做主”到“为民服务”。     

西方责任政府研究的主题、框架与学说动向

西方责任政府理论研究的主题动向表现在民主、官僚、法律、结果、伦理以及主体六个方面,其分析框架较有代表性的是责任的五维度、无缝隙国家责任、政治理论范式、360度绩效,而理论学说最有影响力的是新公共管理、新公共服务和公共责任理论的学说动向。     

Does public reporting measure up? Federalism,accountability and child-care policy in Canada

Abstract: Governments in Canada have recently been exploring new accountability measures within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Public reporting has become the preferred mechanism in a range of policy areas, including early learning and child-care, and the authors assess its effectiveness as an accountability measure. The article is based on their experience with a community capacity-building project that consider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ublic policy, funding and accountability mechanisms under the federal/provincial/territorial agreements related to child-care. The authors argue that in its current form, public reporting has not lived up to its promise of accountability to citizens. This evaluation is based on the standards that governments have set for themselves under the federal/provincial/territorial agreements, as well as guidelines set by the Public Sector Accounting Board, an independent body that develops accounting standards over time through consultation with governments.     

网络话语权的公共领域特征与话语民主的实现

网络作为公共舆论的重要平台,使得公民的话语权在网络空间得到全新的实现。网络公共领域的话语表达所表现出的匿名性、开放性、互动性等特点,使得网络话语权的行使具有传统媒体无可比拟的优势,成为公民问责和实践话语民主的重要形式。     

我国行政民主化发展的制度选择——从法治的视角

行政民主化已成为当今世界公共行政改革的潮流,也是我国行政改革和行政法发展的必然趋势。我国行政民主化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取得了较大进展,但制度化建设不高。在法治视野下,从程序法制建设、政务公开制度、行政参与制度、权力制约监督制度、政府责任机制建设等五个方面加强行政民主化的制度建设对于推动我国行政民主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浅谈我国行政问责的对象

2008年,伴随着一系列重大公共安全事故的发生,风暴般的行政问责再次进入人们的视线,公众一方面因雷厉风行的行政问责而欣慰,同时开始质疑：被问责的领导人是否真正做到了职责相当？问责程序不公开是否存在暗箱操作？为此,正在进行制度化建设的行政问责,必须在明确问责对象的基础上,确立清晰的职责权限范围,完善问责对象的责任认定与追究。     

责任性与避责:公共行政学研究的大问题

什么是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旨趣和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区别于私人部门管理,公共性是公共行政的本体论属性。公共行政的公共性使得公共行政管理问题归根到底都是责任性问题。回顾公共行政学的历史发展,责任性问题是公共行政研究的核心旨趣。与责任性一体两面的避责研究是目前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热点议题,对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有重大意义。通过对国内外避责研究文献的述评,本文探讨未来对这一议题进行研究的方向和路径,提出从避责问题研究出发,发展行动研究是中国公共行政学研究未来发展的重点。     

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困境与因应

政府信息公开法治化是民主和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是对知情权的法治保障。政府信息公开在实践中出现了从制度到运作的诸多问题,其原因来自制度的不完备以及公权主体的传统观念。政府信息公开的法治化一方面要不断完善规范体系,另一方面要建立完备的责任追究机制,这是建设法治政府的必然要求。     

协同治理视野下的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关系

协同治理是一种新的政府治理理论,它强调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等多元社会组织和行为者相互协调合作,共同治理社会公共事务。基于协同治理的视角实现地方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良性合作,应充分发挥地方政府、非营利组织和个体公民的主体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