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自组织建设: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思维

通过发展社区自组织,有助于充分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降低各种组织、动员和管理的成本,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同时发动村民自主参与、自主选择、协商互助,有效地兼顾社区公共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因而成为推动农村社区服务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思维。     

社区自组织建设:乡村治理的一种新思维

通过发展社区自组织,有助于充分调动和运用社区资源,降低各种组织、动员和管理的成本,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给效率,同时发动村民自主参与、自主选择、协商互助,有效地兼顾社区公共需求和个性化需求,因而成为推动农村社区服务发展的新动力和新思维.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的创新路径

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是特定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并随着整个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环境的变化而调整。从国际经验和我国实践看,目前,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治理结构主要是在优化资源配置、创新权利结构,衔接外部结构、搭建网络体系等方面进行制度创新。     

自组织视野下网络志愿行为治理模式的构建

网络为志愿服务的发展培育了良好的土壤,但是网络志愿组织的发展遇到了诸多困境。网络志愿组织的行为呈现出"去中心化"的自组织特性,利用其自组织特性可以对网络志愿组织的发展进行治理:从外部而言,应赋予其合法身份,并采用平台战略鼓励其竞争;从内部而言,应协助其建立治理机制、激励机制,并通过改变环境参量进行进程诱导。     

发挥社会组织作用 推进社区治理创新——以南京市花神庙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情况为例

本文以南京市雨花台区雨花街道花神庙社区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情况为研究视角,对花神庙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成效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据此对社区社会组织的发展提出相关的思考建议。     

社区基层治理的东城模式

北京市东城区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早在2010年就作为全国及北京市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区,此后通过推动建立各利益相关方相互合作的公众参与社区治理机制,启动社区社会组织孵化培育工程,有效整合了社区建设的多方力量,初步构建起"以街道工委为领导核心、街道办事处为责任主体、社区居委会为共治载体、社区各利益方为参与主体"的社区协商共治体系,目前已形成了具有东城特色的社区治理实践经验与发展模式。     

温州市创新环境公共治理模式的调查与思考

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环境保护中的作用,是创新环境公共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水平,推进国家生态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建设美丽浙江、创造美好生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温州市从实际出发,顺势而为。大胆实践,在改进环境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环保社会组织活力、拓展环保公众参与渠道、发挥基层社会自治作用等方面,探索出了一条具有温州特色的环境公共治理模式．为我们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党建+”:社区治理的创新模式

社区作为国家治理的基本单元,其治理模式在根本上由国家与社会关系决定并体现了权力在基层治理格局中的分布结构。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国家对政治和经济等领域的体制机制改革,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也逐渐由纵向管控向横向互动转变。党组织作为基层社会政治权力结构的核心,所具有的引领作用是我国国家治理体系的显著优势之一。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落实于新时期社区治理便形成了“党建+”社区治理模式。该模式承继了党组织在以往社区治理中的经验与智慧,遵循了新时期的社区治理逻辑并契合了社区治理目标,赋予社区治理中党组织建设以新的时代意蕴,是对社区治理模式的开拓与创新,是基层治理走向科学化、现代化的生成产物。可以说,“党建+”社区治理模式的生成具有历史必然性,同时也表明社区治理已经进入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从社区管理到社区治理有多远?——基于体制创新的视角

<正>"治理"理念的提出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以"社会治理"替代"社会管理"。由此,标志着"治理"理念正在从学术层面向公共政策层面转换。在治理语境下,社区作为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基本依托,如何实现从社区     

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创新——基于某省Z镇党建示范区的实证研究

党的建设是农村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党建通过乡村治理发挥引领作用。随着乡村社会的剧烈变迁和基层治理的现代化转向,基层党建的组织路径陷入"悬浮化"困境,难以突破组织建设的"内卷化"难题。调查研究表明,以区域化党建重塑整合资源的组织结构、以党员联户激活群众动员的组织过程、以治理导向再造党建嵌入乡村治理的组织路径,最终使党建成为转型期国家与社会互动的黏合剂。"嵌入式"的组织路径不仅激活了基层党建,并且从治理责任、治理方式和治理属性三个方面重塑了乡村治理,产生了积极的社会治理效应,释放了塑造乡村公共秩序的持久力量。     

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变迁：单位管理模式转向社区治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社区建设目标模式、制度创新及可行性研究

社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替代已经失效的单位管理模式。武汉市江汉区利用国家民政部社区建设实验的机遇,探索出一种社区治理模式,并取得了初步的社会效益。     

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初探——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

本文以乡村治理与农民组织化为分析框架,讨论了缺乏分层与缺失记忆型村庄的农民互助合作问题.分析了农民互助合作的特点、作用与局限.以此为基础,展望了此类村庄在实现以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为方向的乡村治理中农民组织化未来的发展,并提出政策性建议.     

“村居型”社区多元共治模式的构建——以治理理论为分析范式

在“村居型”社区内部存在的街道办事处、社区居委会、村民委员会三大治理主体,在参与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形成了一个以各自利益为结点的网络。本文分析了社区内外不同性质权力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以及这些冲突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建构并维持社区内外的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有效协调与合作,从而实现中国城市基层社会的稳定秩序与和谐。     

参与式发展：草根组织生长与农村社区综合发展的路径选择——蒙城县岳东村实验观察

草根组织是目前农村社会发展中被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草根组织的生长对于我国农村社区的综合发展以及农村和谐社会的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考察我国当前农村草根组织生长和农村社区发展的现实环境和条件出发,参照被国内外社区发展项目广泛借鉴参与式发展理论,对“参与式社区综合发展实验”进行了观察,然后对实验的实际绩效作出了评估。本文认为,参与式发展正是面向中国广大农村草根组织发育和成长、农村社区实现稳定而持续的内源式全面发展的路径选择,而这也正是乡村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源泉。     

“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机制的创新及其内在逻辑——基于山东省R市C镇“3+10”制度的考察

党领乡村治理是新时代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乡村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形成了不同类型的党领乡村治理机制,每一种党领乡村治理机制都是党组织基于不同时代发展要求对领导乡村治理具体实践机制的创新与发展。在新时代党领乡村治理实践探索中逐步形成了更加突出政治引领统合、价值观塑造与培育统合、治理网络支撑的这一新机制是新时代的“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即在党的领导下,在继承动员、吸纳、统领机制基础上,通过政治引领统合、价值引领统合、治理网络统合强化党组织对乡村各种资源的有效整合机制。“执政党组织统合机制”将党组织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轴,将基层党建与社会治理深度融合,构建了新型乡村社会有机团结机制,凝聚合力推动了“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形成。     

邻里网络:自组织的社会结构——解读城市社区自治的一种分析框架

城市社区自治应该包括社区内组织间的自组织网络、社区内邻里间的自组织网络。但目前,社区内各种组织之间的权利关系处于被组织阶段,社区邻里网络处于自组织发育阶段。社区发展取决于政府改革,政府适应国家、市场、社区之间功能分化的需要,才能走出全能政府模式的困境。     

社区机制创新——百步亭和谐社区模式的调查

百步亭花园社区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岸区后湖居住新区南端，占地2平方公里，已入住8万多人。     

加强社会组织建设 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宜昌市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调查

根据湖北省民政厅集中调研方案统一部署，日前，调查组赴宜昌市及宜都市、夷陵区对社会组织建设与管理工作进行了调查。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再造温州模式：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实践——八大社会组织创新工程助推“三生融合·幸福温州”

日前,浙江省副省长、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在温州市第十一次党代会上指出：以公共服务为取向推进政府转型,科学界定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边界,形成政府组织、市场经济组织、社会组织既责任明确又配合协调的现代社会治理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