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立与统一: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比较

以企业家政府理论为核心的新公共管理与以公民为中心的新公共服务理论在主要观点和价值取向上表现出较大的差异.但通过对两者的主要观点进行说明和比较,可以得出新公共服务与新公共管理实质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两者的对立表现在顾客与公民、掌舵与服务、企业家精神与公共利益、效率与公平上;两者的统一表现在公共行政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统一,公共行政的实践意义与价值意义的统一,强调在公共行政实践中做到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之整合统一,在批判地继承新公共管理与新公共服务的“合理内核”基础上,以丰富和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公共行政理论.     

“第三条道路”理论与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构建策略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第三条道路”理论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政治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第三条道路”与参与式政府治理模式的构建

参与式治理强调政府与公民社会建立良性的合作互动关系，鼓励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倡导权力中心多元化和公民社会的主体性。而“第三条道路”政治从经济观和社会观两个维度回应了参与式治理的核心内容。参与式治理模式的提出顺应了新公共行政和新公共管理的理念和要求，并具有构建的现实基础。只有培育公共精神，提高公民参与意识；积极培育公民社会，鼓励支持民间组织发展；改革传统的行政管理体制，建设“善治”政府，才能缓解政府治理合法性危机，建立政民合作治理公共事务，超越传统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新型政府治理模式。     

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论“效率”与“民主”的行政学博弈

效率与民主及其关系的问题是经典社会学难题 ,同时也是公共行政学的难题。不管是在“效率至上”的传统官僚制时代 ,还是在强调“社会公平、民主”的后官僚制时代 ,“效率”和“民主”一直是行政学关注的焦点。从官僚制到后官僚制这一范式转换就是“效率—民主”的博弈过程。尽管两者矛盾的最终解决还存在实际的困难 ,但是现代公共行政学的实践变革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曙光”。     

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统一

在新公共行政学看来 ,效率有机械性效率和社会性效率之分。传统公共行政下的效率至上观 ,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效率观 ,它把效率与民主等社会价值对立起来 ,科层制组织就是上述理念的产物。社会性效率则主张效率与社会公平、民主等社会价值统合起来。应该说 ,前者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 ,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科层制日益显示其弊端。这说明公共行政中由于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质 ,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不能为效率而效率 ,效率必须与民主、公平、质量等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统一

在新公共行政学看来,效率有机械性效率和社会性效率之分.传统公共行政下的效率至上观,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效率观,它把效率与民主等社会价值对立起来,科层制组织就是上述理念的产物.社会性效率则主张效率与社会公平、民主等社会价值统合起来.应该说,前者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层制日益显示其弊端.这说明公共行政中由于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质,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不能为效率而效率,效率必须与民主、公平、质量等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公共行政中民主与效率的统一

在新公共行政学看来,效率有机械性效率和社会性效率之分.传统公共行政下的效率至上观,实际上是一种机械效率观,它把效率与民主等社会价值对立起来,科层制组织就是上述理念的产物.社会性效率则主张效率与社会公平、民主等社会价值统合起来.应该说,前者作为工业社会的产物,曾经在历史上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信息社会和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科层制日益显示其弊端.这说明公共行政中由于公共部门的公共性质,对行政效率的追求不能为效率而效率,效率必须与民主、公平、质量等社会价值统一起来.     

官僚行政模式的危机及其启示意义

官僚行政模式是现代化的产物，它强调行政集权，并在价值上秉持“效率主义”。新公共管理本质上与官僚行政一致，它也强调官僚集权和效率导向。官僚行政虽在工业化中前期能够有效促进政府效率，但是进入工业化中后期后却成为行政低效的根源。官僚行政包括新公共管理，还对国家民主造成了损害。民主行政是传统官僚行政的有效替代模式，它强调参与、合作与网络治理。官僚行政的危机与民主行政的兴起对我国有一定启示意义。     

行政传统与行政改革——法国与意大利行政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行政传统对行政改革的价值重塑、改革路径选择以及改革效果等都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拿破仑行政传统作为欧洲公共行政的四大传统之一，其理念与欧洲近三十年来开展的以新公共管理为模式的行政改革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法国是拿破仑行政传统的典型代表，意大利深受拿破仑行政传统的影响，这两个国家分别开展了以新公共管理为主的行政改革，由于选择了不同的改革路径，得到了不同的改革效果。其行政改革的经验和教训值得我们思考和重视。     

西方新公共管理理论述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伴随全球化、信息化、市场化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西方各国进入了公共部门管理尤其是政府管理改革的时代,作为这场改革运动的标签与口号,新公共管理迅速成为公共行政学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在借鉴中外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总结和概述了“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主要内容以及对其的评价。     

公共管理与公共管理中国化

随着公共管理专业硕士 (MPA)学位教育在中国的开展 ,更多的人们开始关注和了解公共管理这个学科及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公共管理是公共行政的新范式 ,公共管理与公共行政是包容与被包容的关系 ,公共管理的实践与理论必须中国化     

公共行政学视野下官僚制理论的批判与启示

官僚制理论是西方公共行政学说的基本理论。官僚制寄希望于通过专业分工来保证组织效率。对官僚制的阐释、批判与修正几乎贯穿着公共行政学百年发展史。从新公共行政到公共选择理论,再到新公共管理,学者们围绕着官僚制展开了旷日持久的批判,认为官僚制禁锢效率、忽视公正、背离民主等。在对官僚制的批判中,我们也不能忽视其历史和现实贡献。对官僚制理论批判与启示的梳理,对于中国公共行政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还原论:公共管理理论变迁中的不变量

运用波普尔与库恩的“理论范式演进理论”和古巴的理论构成的三种主要变量,以及理论的模式变量,对公共管理的三种主要理论(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和治理理论)的方法论进行分析,其结果表明,这三种理论的方法论是完全相同的:本体论上的确定性;认识论上的线性决定性;知识主张上的近似于直接的“对反性”;以及理论演变或扩展过程中模式变量选取的“对反性”或并列性。这是典型的还原主义的方法论。由于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与当代公共管理的现实状态相冲突,因此,以这种方法论构建的理论必然面临危机。为了建构有效分析和理解公共管理本体性质的理论,必须改变公共管理理论建构的方法论。     

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与范式转换 --兼论公共选择与公益物品理论对官僚制的挑战

作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理论基奠,公共选择理论对于传统公共行政的理性批判最为深刻,它将政治行为纳入到经济分析的模式中,对公共领域中的投票效率和投票规则、代议制的弊病和寻租问题等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在此基础上,公益物品理论进而从提供和使用公益物品和公共服务的最优模式的考察出发,否定了政府干预方式的必然性。公共选择理论和公益物品理论对于传统的公共行政范式而言是有益的理性批判和研究视角的转换,但两者要在严格意义上动摇并且更替官僚制范式尚需更长期的实践检验和发展完善。     

公共选择理论与西方新公共管理的兴起

20世纪80年代开始,西方各国相继掀起了政府改革的热潮,改革促使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向新公共管理模式转变.而公共选择理论对西方新公共管理的产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作用.公共选择理论运用个人主义方法论、经济学的交易论以及经济人假说对政府失败做了深刻揭示,并提出了补救政府失败的政策主张.     

当代西方国家行政改革：概况与启示

几乎与我国开始改革开放伟大进程同时，英、美等西方国家，为了适应时代变革的需要．掀起了一股被称之为“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行政改革浪潮，其深刻性、广泛性、持续性十分引人注目。通过改革，西方各国公共管理部门发生了较大变化．公共行政效率明显改善，公共服务质量显著提高。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了解、分析西方国家的行政改革，对于搞好我国政府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有着现实的借鉴意义。     

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创新与“共谋”

协商民主与新公共服务理论的兴起是20世纪后半期两个富有意蕴的思想事件。协商民主寻求理想的民主模式，在现实政治实践中具有超越既有政治模式的意义；而新公共服务旨在强调政府善治从而达到了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一种扬弃。尽管各自分属于不同的学科领域．但两者之间具有深层的相关性，呈现出一种“共生”关系：以公共利益为基础，明确权利和责任，并通过积极参与和平等的协商对话，实现政府与公民以及公民之间的互动，达到一种治理“共谋”。     

借鉴"新公共管理"模式建设我国服务型政府

“新公共管理”在80年代的英美两国应运而生,并迅速扩展到西方各国。“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提高公共管理的效率、服务性的目标和按照私人部门管理模式改革国家公共管理部门的基本原则和具体措施,形成了它特有的内涵。首先,“新公共管理”改变了传统公共模式下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重新对政府职能及其与社会的关系进行定位。政府不再是高高在上、“自我服务”的官僚机构,政府公务人员应该是负责任的“企业经理和管理人员”,社会公众则是提供政府税收的“纳税人”和享受政府服务作为回报的“顾客”,政府服务应以顾客为导向,增强对社会公众…     

西方公共行政的新视野

从70年代末开始,西方各国出现了公共行政改革的浪潮,如重塑政府运动、再造政府运动、新公共管理运动等;推动西方公共行政改革的因素,除了丹尼尔·贝尔所预言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各国政府普遍面临的危机之外,政治学、管理学、经济学等前沿理论出现了相互融合、渗透,相得益彰的局面,影响较大的如公共选择理论、产权理论、新古典经济学理论、新制度经济学（组织经济学）、博弈论等;与此同时,热情洋溢的“真正创新的思想家”戴维·奥斯本和特德·盖布勒以及热衷于缔造“数字神经系统”的比尔·盖茨等大胆地预测了关于公共行政改革…     

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我国行政体制改革

新公共管理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兴盛于英、美等西方国家的公共行政理论和管理模式,它主张在政府等公共部门广泛采用私营部门成功的管理方法和竞争机制,重视公共服务的产出。新公共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共行政发展的规律和趋势,对我国行政管理的理论和实践不无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