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里德曼与他的《货币的祸害》

奥地利学派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曾说：货币太重要了,所以必须交给市场。但著名的经济学学者弗里德曼则说：货币太重要了,所以必须交给央行。从权力的视角看,将货币权力统一收归政府、并置于民众的监督之下,较之留放民间、由豪强据以相互倾轧,前者对普通大众而言恐怕会更好一些。说起米尔顿·弗里德曼,那可是在货币问题上最出类跋萃的一位经济学学者。由于他在货币数量论上的杰出贡献,还     

论“三个代表”与当代中国企业家的价值取向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指导中国当代企业家树立个人生存发展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统一、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人生的现实关切与理想追求的统一的价值取向,有着重要意义。     

一本别开生面的科学哲学入门读物——《科学哲学》译序

从1978年读研究生算起，我接触、关注、研究科学哲学已有三十个年头。文章和著作没少撰写，译文和译著没少适译，阅读的科学哲学书籍当然不会太少。但是，像手头这样通俗易懂、言简意赅、语句流畅的《科学哲学》书，我着实是第一次谋面。     

社会主义企业家理论研究的创新之作——《社会主义企业家》读后

搞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没有大批的企业家。企业家，可以说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中最活跃的要素之一。相对而言，我国理论界对企业家的理论研究又滞后于企业家发展的实践。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由邓国政任主编，陈昆满、尹良荣等任副主编的《社会主义企业家》一书出版了。该书的出版，对于深入学习党的十五届四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改革，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特别是对我国企业家理论研究将起着先行作用。     

谈民族文化资源开发中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的关系——以贵州部分民族村镇的个案为例

多年来,在包括贵州在内的广大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传统生活方式与现代化、民族文化的市场价值与审美价值等等之间,一直存在着张力。地方政府与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也是不尽相同的。本文通过对贵州具有典型意义的一些民族村寨的考察、分析,提出必须以高度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待这些问题,有所为有所不为;必须以实现贵州少数民族群众的脱贫致富奔小康为最大、最迫切的诉求,在此基础上,把少数民族文化的保护和创新推上新的台阶。     

胡适的宽容——《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序

张耀杰的《北大教授与〈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路线图》前后写作了10多年，称得上是呕心沥血的学术著作，其中的大部分篇章曾经与我反复交流过，所以我愿意借此机会谈一谈对于由《新青年》杂志开启的新文化运动的一些看法，算是为这本书抛砖引玉。     

创新之要义和创新过程——基于价值实现的现实阐释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社会为进一步明确创新的要义,对于创新的概念做了重新的定义。创新的最重要的含义概括下来主要有两层:一是创新最终必须落实到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上;二是必须把发明创造具体地形成产品、产业、市场和制度。创新实际上是个过程,是实现发明创造的经济和社会价值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多个环节组成,有多个行为主体的参与;这个过程往往是各种环节交错、多个行为主体交互作用的极其复杂的过程;是知识的传播、交换、综合集成和新知识生产的过程;是动态的学习的过程。     

寻路——《文明与法治--寻找一条通往未来的路》序

中国未来将有两个艰难的门槛必须要过：其一是中国的崛起终有一日要跨越超级强国的门槛，从当前的国际形势看，届时只怕是要有一场血与火的考验；其二是中国的发展终有一日要跨越民主法治的门槛，而从目前国内情况来看，这条中国的未来之路究竟又会通向何方？对于中国来说，这恐怕是两道绕不开躲不掉的历史门槛。这两个问题其实并非两条平行线，它们是相互纠缠交织的，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讲，前一个问题又是附属和取决于后一个问题的。     

《桂松案启示录》专题报道之三——桂松：一个民族企业家的浮与沉

从“有一等本事的工业企业家”到“中美两国的友好使者”,转而身陷图圄,再到至今仍然在为摆脱犯罪嫌疑人的身份而不懈抗争,桂松经历了过山车似的跌宕人生。这些戏剧性的变化,既缘于桂松强烈的欲望和张扬的个性,也凸显着这个时代诡谲的印迹。     

用数据见证成就——《中国科学技术国际地位与影响报告2008》序

隆重纪念中国实施开放政策30周年的庄严情景彷佛犹在眼前，今年全党全国人民又迎来了同样庄严隆重纪念的新中国建国60周年。     

数据要素市场的价值增值研究：理论构建与实施路径

近年来,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和制度规则不断健全,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新机遇。然而,我国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尚在起步阶段,数据价值远未充分释放,市场活力明显不足,数据要素市场价值增值路径亟待厘清。在系统回顾数据价值实现有关研究基础上,从经济规律、历史规律、市场规律三个维度归纳了土地、资本等传统要素市场价值增值的核心逻辑,构建了两级数据要素市场价值增值理论框架,并深入分析了数据要素的价值组成及其在一、二级市场中的增值过程。最后,提出要“管住一级,放开二级”,从产权制度、数据“收储”与“做市商”机制、规范引导交易场所发展等路径推进我国数据要素市场价值增值,有序培育超大规模数据要素市场。     

政府与市场：读张维迎《市场的逻辑》的思考

张维迎的新书《市场的逻辑》引起我们对政府与市场关系问题的再一次关注。众所周知,自金融危机后,全世界都流行对市场加强监管,并用政府力量刺激经济,许多国家政府在推动经济增长,改善就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影响,中国四万亿的刺激措施使经济率先从危机中走出来,我们又一次看到了政府在国家经济宏观调控中不可或缺的作用,以及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主导型市场经济模式有了进一步的认可。在天平的两端：政府与市场,现实中是向政府一方倾斜的,尤其在危机中,政府理所当然地运用权力干预经济似乎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但一直有专家、学者怀疑这种超越市场干预的效果,张维迎就是当中的一个代表。本文针对张维迎的主要观点,结合我国当前实际进行一些思考,希望能更理性地认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为科学的宏观决策提供视角。     

《实践论》《矛盾论》的历史审视与价值探索

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基础,其理论原则指导我们踏出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第一步——实现民族独立,这是无产阶级政党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它们是中国现代社会革命经验的哲学概括,对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解读戴尔文化的现实价值——评《戴尔文化》一书

一个长期领先全球市场的企业，背后必然有着核心理念、企业精神等文化上强大优势的支持。想要真正了解一个优秀企业在营销、管理、创新等方面的种种成功秘诀，也非研究其企业文化不可。由毛世英撰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戴尔文化》一书，就为我们了解戴尔这样一个世界顶级大公司在各方面的成功理念和经验提供了一个窗口。     

科塞社会冲突理论对旅游市场建设的启示——《社会冲突的功能》有感

科塞是西方社会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其《社会冲突的功能》一书是其代表作。该著作选题重大,立论新颖,论据充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尤其是对当今世界社会中存在的重大社会问题具有指导意义。旅游市场建设中,科塞的冲突理论同样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旅游市场冲突是市场结构发展中的必然产物,涵盖着不平等的社会系统、不完善的法规体系以及个人、群体与组织之间的诚信度等。     

恩格斯的自然观及其当代价值——基于《反杜林论》的思考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是立足于“思存统一”原则对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科学诠释,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思想基础。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一书作为马克思主义环境哲学研究的重要理论来源,是在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现实进行认真考察以及对前人自然观思想进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产生的。恩格斯在承认自然“先在性”的前提下探究无机界与有机界的演化发展规律,揭示了事物的本质、物质与运动的关系以及时空的辩证关系,构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和思维都通用的辩证唯物主义自然观,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提供了现实路径,并开辟了人类文明的新境界。     

文学与科技的根性情缘——以《诗经》的科技价值为例

文学与科技有着相同的根,它们都根植于生活和生活的需要,都是人的存在方式。中国文学与科技的根性情缘更加浓厚,文学对科技发展的影响格外明显。《诗经》是中国历史上体现文学与科技根性情缘的经典之作,这部经典文学著作蕴含着丰富的科学技术知识,从文学层面反映了中国古代科技的精神特质。     

民生新闻的价值实践——浅谈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得与失

民生新闻是当今媒体报道的一种主要形式,其新闻价值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时新性、接近性、显赫性等方面。对其新闻价值的分析和实践运作的研究,有助于对民生新闻概念的理解。本文试通过对安徽电视台《第一时间》栏目的分析来说明这一问题。     

论《共产党宣言》的政治文化价值——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60周年

在长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乃至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都极大地影响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的政党建设理念、政治认知、政治信念、政治感情、政治立场、政治态度、政治价值观，因而其具有极其深刻的政治文化价值。它为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集体政治上成熟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思想路线；是一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教科书，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中提供了根本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是一部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奠基性经典著作，在我们共同的理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观形成和确立过程中提供了理论前提和基础；奠定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     

镇坪创新的重要价值——《县乡人大工作绩效管理实践与理论》序

<正>（一）2018年春,通过阅读资料、聆听介绍和应邀研讨,镇坪县人大工作绩效管理的探索与创新,引起了我浓厚的兴趣。绩效管理最早产生于企业,后来也被导入了政府等公共部门。据知,十多年前,有地方人大也开始试行这一管理模式,但主要是针对某一方面的工作（如预算监督）。而镇坪县从2012年起将绩效管理逐步引入两级人大的全面工作之中,这是在全国开了先河的。“为什么要走出这一步？”我特别关注镇坪探索与创新背后的驱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