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以构建和谐社会为视角

恢复性司法以其特有的冲突解决方式实现了传统刑事司法很难实现的社会效果,得到联合国的肯定与推广,也十分契合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但由于采取非诉讼和非刑罚的方式,加害人与受害人在冲突的解决中居于主导地位,颠覆了传统司法的国家主导及刑罚为主的模式,尽管具有良好的社会效果,但其公平与正义性却遭到质疑,成为在我国确立推行的障碍。辨析体现公平正义的传统刑事司法基本原则,恢复性司法的正义价值不容置疑。     

论不认罪案件量刑程序的合理构建

目前的交叉式程序和分离式程序由于忽视了我国不认罪案件审理的实践特点,因而存在着某些难以克服的缺陷.我国不认罪案件审理的实践具有证据信息展示的相对全面性、法官庭后阅卷的审慎性、庭审与判决宣判的时间间隔性等特点.合理构建不认罪案件的量刑程序应当利用这些特点,在充分认识这些特点的基础上,可因势制宜地将判决宣判程序改造成一种...     

论中国式量刑模式之构建——以规范化量刑为视角

在司法审判活动中,如何设计与构建科学、合理的量刑制度、制定规范的量刑标准、减少量刑偏差和量刑失衡,不仅直接关乎到实体正义的实现与否,是保证法的衡平与权威的根本,更是世界各国刑事法学研究与刑事司法实践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通过考察、借鉴域外法律的相关量刑模式,我国未来的量刑程序模式应当是层次式和分解式相结合的一个整体,即以...     

论正义观对犯罪人刑事责任的影响——以正义观内涵的非恒定性为视角

社会关系决定下的正义具有主观性、具体性和变动性等特征,它在一个社会立法、司法、执法全过程中起着根本的指导作用,并直接决定着对法律的解释和对事实的认定,决定着定罪和量刑。正视正义的动态特征,对于正确处理案件,实现社会利益的平衡具有重要理论和现实意义。     

论刑民交错案件司法处理的具体规则

在司法实务中,对于刑民交错案件是否适用刑事优先原则存在不同的观点,这就导致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在对待刑民交错案件的司法处理上出现不一致。针对这一问题,如何根据现有的法律规定并结合司法实践得出一种比较合理的具体规则是一项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刑法修正案（八）》将醉酒驾驶犯罪行为规定为危险驾驶罪予以刑事处罚,为打击惩处醉酒驾驶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据。有效地遏制了醉酒驾驶事故的发生,有力地保障了道路交通安全。但是。在司法实践中,对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并无统一的量刑规范。导致本罪在量刑适用上存在不规范、不统一、不均衡的问题。因此,如何准确适用量刑,确保罚当其罪,是审判实践中必须解决的问题。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适用研究——基于浙江高院五起典型案件的分析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在2011年公布的五起危险驾驶犯罪案件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和指导性意义,通过对上述案件的比较分析,结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罪责刑相适应、体现宽严相济和确保量刑均衡的量刑原则,最终以细化醉酒驾驶犯罪的量刑情节来规范、统一、均衡本罪的量刑适用.     

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量刑程序的理论分析 ——基于新司法改革背景

我国当前实行的是相对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尽管该模式在被告人认罪案件中具有可行性,但在不认罪案件中却存在着较多的局限性,独立的量刑程序模式则可有效避免现有模式的弊端。独立的量刑程序更符合定罪与量刑之间的差异性要求,也更有利于实现程序价值和落实庭审实质化。此外,在案件繁简分流、认罪认罚从宽等新的司法改革背景下,不认罪案件中适用独立的量刑程序已经逐步具备了可行性。     

“轻罪从宽”之质疑——结合轻伤案件的审视

基层司法机关对轻伤案件的处理目前普遍实行“从宽”政策，但片面强调一宽到底，甚至无原则地放弃司法机关对相关案件的实质性处断，有悖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设立的初衷，并且可能造成受害人创伤难以抚平、私力救济需求旺盛和社会治安隐患增加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司法机关在轻伤案件处理过程中应实现轻伤案件与轻微伤案件处理结果的相协调，对轻伤案件首先着眼于从宽处理，切实做到尺度松紧有别，将致人轻微伤纳入轻伤案件被告人的“前科”范畴作为从严惩处的依据。     

论新型毒品犯罪的刑法规制

新型毒品指主要依靠化学合成的毒品。新型毒品犯罪即指以新型毒品为犯罪对象的毒品犯罪行为。我国新型毒品犯罪具有生产消费本土化、涉案人员高知化和消费群体白领化的特征。我国刑事立法及司法应当：在对制毒技术和制毒原料的刑法管制上,严格限制相关犯罪认定的标准,防止过度入罪;严格监管含有精神药物的处方药,在刑法上设立＂非法出具处方罪＂和＂非法提供处方药罪＂;创新与探索戒毒领域的制度,而不是匆忙地将吸毒行为犯罪化,以更好地规制新型毒品犯罪。     

组织出卖、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犯罪的刑法规制

非法买卖、摘取人体器官行为现已形成复杂的利益链条,并且衍生了大量关联犯罪,不仅严重侵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且严重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道德风尚。《刑法修正案（八）》第37条针对组织他人出卖人体器官的行为专设罪名予以处罚,并且规定对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关联犯罪予以定罪处罚,有利于依法打击该类犯罪的利益链条,进而有效惩治组织出卖人体器官和非法摘取人体器官的犯罪行为。     

论网络诽谤犯罪的刑法规制

涉及"网络言论自由"的案件如今已屡见不鲜,纵观我国现行立法,在有关网络诽谤犯罪的预防与惩治过程中暴露出理论研究滞后、司法实践尺度混乱、司法解释缺失以及监管秩序不完善等漏洞。由于法律的滞后性,互联网犯罪日益猖獗的现象使人束手无策,刑法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必须及时介入、充分保障网络环境有序发展,维护网络用户的合法权益。     

海洋刑法学的提出与国际海上犯罪的立法规制

随着人类社会对海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涉海领域的犯罪将愈演愈烈,直接危及作为海洋大国的中国的经济健康发展,加之我国刑事立法与刑事法学的严重滞后,迫切需要加强海洋刑法学的研究;海洋刑法学的研究对象是国际海上犯罪,其重点在于"国际"、"海上"犯罪,较之一般犯罪在法律适用、行为方式、行为时空等方面存在明显区隔;对于国际条约中所涉及的国际海上犯罪在国内的适用应采取转化的操作模式,可考虑在刑法典中独立设置章节对其进行规定。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与出路

刑法规制器官移植犯罪的困境主要是观念守旧、宣传力度不够，器官移植相关立法及刑法解释工作滞后。行政刑法与刑事刑法衔接不当。应完善器官移植犯罪刑事立法，一是在刑法中增加专门的有关器官移植犯罪的规定：二是利用刑法中的已有规定处理器官移植中遇到的法律问题。     

食品药品安全犯罪刑法规制的体系性思考

食品药品安全的刑法规制正在形成以风险控制为中心的三维立体模式并可进一步加以完善。法益保护的前置化着重于一般预防,主要是抽象危险犯的设置;资格刑的配置着重于特殊预防,从立法完善的角度,可增设禁止从事一定职业的资格刑;对监管责任的强调和特别规定,则旨在从制度上堵塞漏洞,及时发现和查处相关违法犯罪行为,控制犯罪风险。     

涉贷款犯罪的刑法规制——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高利转贷罪之比较研究

在研究涉贷款犯罪的刑法规判问题时,通过对贷款诈骗罪、骗取贷款罪与高利转贷罪这三种罪名演变历史的研究以及对立法意图的探寻,才能进一步弄清楚这种罪罪名各自的特点及相互间的关系。     

融资犯罪刑法规制路径优化探索

以融资犯罪的整体规范视角分析当前合法、非法或者构成犯罪的民间融资行为,有助于全面把握我国刑法规制各类直接或者间接融资犯罪的规范功能与结构,动态地考察与反思当前融资监管行政法律规范与融资市场机制刑法规范之间的缺位、越位、错位问题。解决融资犯罪刑事控制结构性失衡与紊乱的关键在于:在制度执行上实现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市场机制刑法平等保护,在规范适用上实现融资犯罪主观与客观构成要件证明压力分散与均衡。     

“冷战”时期之禁毒与美国外交取舍

冷战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社会,以联合国为舞台,借助新闻媒介之手,曾经展开过一场禁毒遏共外交活动。这既是当时特殊的冷战背景下美国遏制与孤立新中国的产物,更是美国对外政策实施过程中以话语权优势制衡对手的惯有手法,而由此助长了东南亚金三角毒品源地的坐大,则显然是以意识形态为标尺的冷战背景下禁毒外交取舍不当之苦果。唯有摒弃意识形态领域的偏见,保持禁毒的初衷不变,国际禁毒事业方能得以长足发展。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的刑法规制检视与调适

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既符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又侵犯了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所保护的法益。但在司法实践中将其直接认定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不符合罪刑相适应原则,而将其直接认定为集资诈骗罪或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又超出了社会公众的可预测范围。应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统一认定为同时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择一重罪论处;将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纯资本运作传销犯罪认定为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想象竞合,择一重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