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搜查扣押与私有财产权利保障——美国博伊德案的启示

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历史上,博伊德案是最重要的宪法第四修正案源头判例之一。博伊德案确立了以财产权为中心的第四修正案分析方法。在博伊德案中,最高法院指出,第四修正案违法行为的实质"不在于破门而入,也不在于翻箱倒柜,而在于侵犯了个人对于人身安全、人身自由以及私人财产所享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自博伊德案以后,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控方行为是否构成"搜查扣押",取决于该行为是否对个人财产构成了"侵害"。对于中国来说,该判例关于财产利益的分析颇具启发意义。如果承认拟扣押的"证据"有可能是"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那么,即使扣押证据承载着追诉犯罪的公共利益,我们依然需要为个人私有财产不受不合理干预设定一个规则或底线。     

人类胚胎干细胞技术的可专利性——欧洲法院Brüstle v. Greenpeace e.V.专利案述评

对人类胚胎的保护,其本身就关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根据德国《专利法》与《欧盟生物技术发明法律保护指令》的规定,基于工商业目的的对人类胚胎的利用,不能授予专利。但对于什么是人类胚胎未作解释。而德国《刑法典》只保护着床(受精卵附着在子宫壁上)之后的人类胚胎。随着生物医学的现代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胚胎在胚胎移植中被丢弃与毁坏,引发了体外胚胎的保护问题。欧洲法院就德国联邦最高法院提交的Brüstle v.Greenpeace e.V.案所作出裁决,从宪法角度阐明了人类胚胎的概念,将人类胚胎的保护延展至体外胚胎,使得相关的发明不能获得专利保护。     

观往知来：美国第四修正案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新发展对中国的启示

美国联邦宪法第四修正案的证据排除规则是一项饱受争议的排除规则,曾经历过从严格适用到不断受限的发展过程,赫灵案的判决进一步削弱了该规则的基础。在未来,对该规则进行限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仍是一种主流趋势,其例外规则的适用范围将进一步得到扩张,而该规则本身的适用范围也将被进一步缩小。中国目前初步建立起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具体...     

SMITH V.VAN GORKOM案对商业判断原则的影响

商业判断原则是由美国法院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关于董事注意义务的判例法规则。本文首先介绍了SMITH V.VAN GORKOM案,其次重点分析了该案对商业判断原则的影响。     

宪政中国道路论——对第四次宪法修正案的宪政解读

现行宪法第四次修正案的最大功绩不在于它的零星规定,而在于它创设了宪政中国的生成 道路,即走政治文明建设之路。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关于政治文明建设的根本要求与具体任务都与宪政密 不可分,应将它们纳入宪政中国的生成轨道,作为新时期宪政建设的主要内容。     

从“限制权力”到“未列举权利”——时代变迁中的《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

对于《美国联邦宪法第九修正案》的含义有“限制权力派”和“未列举权利派”的争议,双方各自从历史、语境和文本论证自己观点的正当性。前者更接近制宪者的“原意”,后者则体现了对第九修正案的当前理解。在宪法实践中,二元联邦制终结前,大法官们把《第九修正案》理解为限制联邦权力的解释规则;二元联邦制终结后至今,随着联邦权力的扩张而逐渐将其理解为保护个人未列举权利规范依据。这一变化是大法官们立足于现实,以实用主义的态度运用司法技术回应时代转型和社会需求的结果。     

试从GATS第6条与第16条的关系角度评“美国博彩案”

《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第6条国内监管与第16条市场准入之间的关系一直是理解GATS文本中的一个重要问题,直接关系到成员方如何在遵守GATS有关贸易自由化义务的前提下,确保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通过分析WTO争端解决机构近来裁决的“美国博彩案”的专家组报告和上诉机构报告,作者指出,鉴于服务业的特殊性及成员方在服务贸易发展方面所存在的巨大差异,可以通过对第16条市场准入限制进行严格限定的方式,维护成员方对服务业的国内监管自主权。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由此,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归责原     

美国证据排除规则的衰变及其启示——以Herring v. United States案为主线的考察

2009年1月的Herring v.United States案判决是近年来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关于证据排除规则方面影响最大的判决,它确立了＂过失行为所得非法证据不适用证据排除＂的新规则。该判决以其不同以往任何案例的特殊性引发了关于证据排除的存在必要性、适用范围、审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理论探讨和实务争议。以该判决前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态度转变和学界回应为鉴,我国证据排除规则的确立应定位于阻吓违法行为,以过错原则为判断标准,并配合职务监督方式施行。     

2004第四次修宪——中国现行宪法的三次修改

宪法乃国家之磐石，九鼎之重器，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它的贯彻执行对于一个国家维护统一，保持政权稳固，保障人民的权利与自由，发展民主政治，完善法治以及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起到重要作用。修改宪法，是一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中国现行宪法已经历了三次修改，而此次修宪，更是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修宪建议的形成过程也比以前更加广泛，充分地发扬了民主，修改更加慎重，修改内容亮点多多。完善土地征用制度，保护私有财产权，强调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以“紧急状态”取代“戒严”……这次修宪突出了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也体现了宪法学强调的人权保护的原则。2004年4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经过投票表决，以2863票赞成，10票反对，17票弃权，高票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     

《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第20条与“议定书”的法律关系辨析——理性看待“中国原材料案”裁决

"中国原材料案"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均裁决中国不得援引GATT第20条作为违反"议定书"第11.3条的抗辩,国内实务界和理论界对此普遍持批评态度和担忧情绪。其实,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关于GATT第20条是否适用"议定书"第11.3条的裁决符合《维也纳条约法公约》所规定的条约解释规则。该案有关GATT第20条不适用"议定书"第11.3条的裁决对将来涉"议定书"争端的负面影响不大,因为除极个别承诺外,"议定书"中绝大部分条款都通过纳入的方式可援引GATT第20条。该案中更应深入思考的法律问题是,假设中国有权援引GATT第20条,中国采取的资源出口限制措施为何不被专家组认定为是"与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有关"的措施?中国宜以该案败诉为契机,采取既符合WTO规则同时又能真正有效保护国内资源的合理措施。     

浅议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及其完善——以美国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的"相当理由"为视角

证明标准是逮捕条件的核心要素,但我国的刑事诉讼法和司法解释均未对这一问题作出明确界定,给实践中的操作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在美国,逮捕的证明标准"相当理由"经历了由交叉法则到综合判断法则的变迁,并将逐渐为多元化的证明标准所取代。本文指出这对完善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有不容忽视的借鉴作用,文中认为我国逮捕的证明标准不仅要明确界定,也要走向多元化。     

国际投资仲裁中公共健康保护的条约解释进路——以Philip Morris v.Uruguay案中VCLT第31条第3款c项的适用为视角

各国烟草控制措施引发了关于外国投资保护与东道国公共健康管制权冲突与协调的重大争议.老一代投资条约片面规定了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不利于东道国行使正当公共健康管制权.Philip Morris v.Uruguay案仲裁庭适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VCLT)第31条第3款c项,援引习惯国际法解释和适用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认定东道国善意、合理、非歧视、合比例地行使公共健康管制权不违反投资条约中不受限制的公平公正待遇和间接征收条款.这表明,即使面对老一代投资条约,仲裁庭也能够通过条约解释平衡保护投资者私人权益和东道国公共健康.但是,通过条约解释保护公共健康的进路是不稳定的和不可预测的,各国应在投资条约中明确限定公平公正待遇的内容和间接征收的概念,加强保障东道国正当行使的公共利益管制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