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中“第三人”的特性

契约相对性原则是契约法的基本原则.它曾经严格限定了契约责任的范围.随着契约相对性原则被突破,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力度得以加强.无论是德国法上的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还是美国商法典中的利益第三人担保责任,都扩大了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效力,从而使契约对第三人的保护问题有了新的发展.如何界定第三人的范围问题成为热点中的焦点,本文从附保护第三人作用之契约是对合同相对性挑战开始论述,认为分析第三人范围的前提是明白此种制度建立的目的、意义和基础,并在比较德国和美国立法的基础之上论述了确定第三人范围的要件,最后强调此制度中的第三人与其他第三人制度中的第三人应当严格区别.     

论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

为了强化董事责任，绝大多数国家立法确立了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而我国立法上并未规定此项制度，这不利于对第三人利益的保护。为顺应国际潮流，我国未来董事对第三人民事责任制度在责任的认定上应当采用主观标准。在责任主体上，应当把高级管理人员纳入责任主体范畴。在第三人范围选择上，将公司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也纳入到保护范围之中。在责任承担方式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职务中因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第三人损失时，应对第三人与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行政许可侵权及其责任初探

行政许可侵权是指行政主体违法行使行政许可权侵犯行政相对人、相关第三人的合法权益或公共利益的行为。这类侵权行为责任的认定应当符合一般行政侵权行为的构成要件 ,它遵循的是过错责任原则。行政许可侵权行为的法定责任方式主要有国家赔偿、改正和退还非法收取费用三种     

关注权力与权利

《行政许可法》的立法工作在进行中。从保护相对人权利和规范行政许可的视角分析 ,其草案至少应完善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对于行政权利 ,应严格许可权与经营权的分离 ,严格收与支的分离 ;对相对人的程序权利 ,应加强第三人的程序权利 ,应以申辩不影响实体权利来保障申辩权。     

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程序适用及制度完善

新修改的《民事诉讼法》增设了第三人撤销之诉制度,用以规制虚假诉讼和恶意诉讼,保护第三人的利益。为了更好地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功能,有效保护案外人的利益,应当在现有条文的基础上对之加以完善。在第三人撤销之诉与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的适用选择上,应当视案外人的诉讼请求状况决定适用顺序;为了保护案外人的程序利益,应当在起诉条件上作适当放宽;为了有效发挥第三人撤销之诉的作用,在起诉主体方面应当有所突破;出于制度设计的合理性考虑,应当不允许对生效裁定提起撤销之诉,且要限制对特殊类型案件提起撤销之诉;此外,还应当允许当事人就第三人撤销之诉的结果提起上诉。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研究

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已经纳入刑事保护范围。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本身的技术性和复杂性,要求必须对刑法定罪范围和量刑尺度做出适当规定。而我国刑法关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主观要件的规定容易产生歧义,就其中“应知”主观要件的规定本身而言,应当属于过失犯罪。但是,对于侵犯商业秘密犯罪和整个知识产权犯罪体系来说,在第三人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中规定过失犯罪则有失公允。建议将过失犯罪排除在侵犯商业秘密犯罪之外,以维护知识产权刑法保护体系的完整性。     

论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

确定第三人披露证据的义务可以大大节约诉讼资源,有利于诉讼真实的发现,有利于我国的审判模式从职权主义向当事人主义的转变。英美法系国家通过证据开示程序要求第三人披露证据;大陆法系国家是通过规定第三人的协助义务予以确认。我国关于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法律规定条款极少且不完善。完善我国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基本思路：坚持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立法原则,把第三人证据披露义务的范围限于文书证据的范畴,请求第三人披露证据的阶段应当限制在举证时效之内,如果第三人违背披露证据的义务就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     

行政诉讼第三人类型化研究

第三人制度是行政诉讼中的重要制度。由于相关法律规定过于原则模糊,实践中存在的大量第三人缺乏理论的归类,导致了对第三人的研究也浮于表面。对第三人的类型化研究应该建立在第三人范围相对确定的前提上。据此确定行政诉讼第三人资格后,可以围绕第三人制度的目标功能,对第三人类型化。诉讼第三人的分类应采取利害关系和诉讼地位的二元标准,分为独立第三人、准独立第三人和事实关系第三人。     

行政许可设定中的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

行政许可的设定是行政许可制度的源头和基础。为有效保护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的合法权益，本文提出设定行政许可应遵循公益标准，平等对待利害关系人和被许可人，全面权衡各方利益，以正当程序作为支配行政许可设定的程序性规则。而这种对实质理性的追求应当建立在程序制度的建设上。     

对完善行政指导诉讼范围的思考

行政指导的性质决定着行政指导被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一种必然的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完善相关立法,明确将内容违法、程序违法、职权违法、违背信赖保护、侵害第三人利益以及不作为的行政指导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的功能主义新释——以“绿大地虚假陈述索赔案”为例

董事对第三人责任制度的基础并不在于信义义务扩张,双重身份说也无法提供合理依据。从功能主义的视角来看,董事对第三人责任正是为了回应董事会中心主义的客观发展趋势,同时契合第三人利益保护的制度设计。这一责任在性质上应当界定为特别法定责任而非侵权责任,这样既可以避免与基本公司法理相冲突,又能够圆满地说明董事与第三人的责任关系。在责任范围上,应以直接损失为限,不包括反射性地给第三人造成的间接损失;在责任形式上,以直接责任为限,排除以公司为中介的、形式上的间接责任。同时,可以考虑将股东、债权人以外的一般民事主体纳入第三人范域,以更好地分担风险,保护相关主体利益。     

住宅搜查的程序正义：美国最高法院伦道夫案述评

以伦道夫案为契机,美国最高法院宣示了其在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方面的最新立场,自由主义大法官完成了"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住宅"法律体系的建构,认为如果犯罪嫌疑人当场拒绝警方进入其私人住宅,即使合法的第三人同意无证搜查,警方的侦查行为对于犯罪嫌疑人来说仍然是无效的、不合理的。但保守主义大法官提出了强有力的反对意见,认为犯罪嫌疑人与他人分享住宅的事实意味着该特定空间内的所有权益均可由任意一方处分,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有罪证据是犯罪嫌疑人必须承担的风险。其刑事诉讼法律思想的合理内核可兹中国修改刑事诉讼法借鉴。我国刑事诉讼法应当规定,只要对住宅享有共同权利的第三人同意警方搜查犯罪嫌疑人的住宅,警方所获得的证据就能够对犯罪嫌疑人产生证据效力。     

论地方政府立法评估的第三人参与权利和保护

通过比较和实证的方法,对我国地方政府立法评估的基础理论、性质、第三人参与的权利内容以及权利保护等问题进行可分析,提出了立法评估的性质是立法,立法评估中第三人参与的权利应包括参政议政权、知情权、动议权、听证权、建议修改废除权、监督权等。对第三人参与权的保护应当有实体权的确认、程序权的完善。     

论第三人侵害婚姻关系行为之私法控制——建立以“请求权”为核心的二元保护机制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侵权案件呈逐年增多的趋势，要求加快制定侵权责任法的呼声日益强烈。2008年12月22目，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审议《侵权责任法草案》，对现实生活中迫切需要规范的侵权责任以及一些共性问题作出规定。婚姻关系也具有利益性，应当受到尊重和保护，但现行立法因缺乏对第三人侵害婚姻关系行为的有效制约机制，因此导致对第三人破坏性介入行为的放纵。只有确认婚姻关系具有对世性，明确第三人侵害行为的范围和类型，建立以配偶权请求权和侵权请求权为核心的二元保护机制，婚姻关系才能得到切实的维护。     

行政许可中政府失信的实证研究

无论是行政许可的合法变更或撤回,还是行政许可的撤销,都意味着行政机关对先前作出的行政许可的变动,可纳入广义"失信"的范畴。政府失信导致的后果分别为行政机关对受损利益承担补偿责任和赔偿责任。二者的区分主要在于对行政许可撤回和撤销时所依据的"公共利益"的界定,以及与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之间的权衡;而在赔偿或补偿要件上,二者大体上相同。在赔偿或补偿原则上,现有的直接损害赔偿标准限缩了相对人权益的保护,完全赔偿原则的采用是我国今后立法的发展趋势,间接损害应当纳入行政赔偿或行政补偿的范围。     

论“抢劫杀人”的性质与处罚

"抢劫杀人"并不是规范的刑法术语,而是一类案件的通俗说法。认定抢劫杀人的性质,应当结合刑法的规范保护目的和充分且不重复评价原则进行判断。抢劫罪中的暴力包括故意杀人行为;抢劫杀人的,应当以抢劫罪论处;抢劫杀人的原因行为,限于在抢劫机会中实施的,与抢劫具有密切的关联性、牵连性的行为;抢劫杀人中的"人"的范围不限于抢劫行为的被害人,包括第三人和抢劫犯的同伙在内。     

论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受益第三人

第三人利益合同之受益第三人须具备民事权利能力；应当是合同当事人赋予利益的意图所指向的人；是特定的人或是可以被“特定化”的人；还应当具备独立的诉讼地位。受益第三人享有给付请求权、给付受领权及债权保护请求权。受益第三人也负担一定义务，但不得超过其所享有的利益。     

行政许可利害关系人权益保护的必要性研究

行政行为的复效性要求行政许可主体在行使许可权时要遵守"顾及原则",即在行政许可中,政府应以同等的态度对待许可受领人和许可利害关系人。事实上,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权益应属于"法律保护的利益",其因许可行为受到损害的利益关系人有权寻求法律保护,而对这一权益的保护应当纳入到行政法律的救济中。另外,行政许可作为一种利益调整行为,在权益分配上应遵循公平正义的价值准则,充分保护许可利害关系人的既得利益和可期待利益不受非法侵害。     

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对边防检查行政许可的影响及其对策

行政许可法定原则的设定和实施对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于目前边防检查行政许可工作受到行政许可法定原则巨大冲击的严峻形势,边检机关既要采取有关应急措施,确保边防检查行政许可达到《行政许可法》的规定,又要考虑长远的应对措施,在今后出入境立法工作中科学设计行政许可制度。     

行政许可撤回、撤销与信赖保护

<行政许可法>第8、69条规定的行政许可撤回和撤销制度是行政法上信赖保护原则的具体体现.根据信赖保护原则的要求,行政机关在作出撤回或撤销行政许可决定前,必须对行政许可涉及的各种利益关系进行全面衡量.只有在不能给予被许可人存续保护时才会产生撤回或撤销行政许可的补偿和赔偿问题.从我国行政许可立法的现状来看,行政许可撤回和撤销的程序还是空白,需要加以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