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后现代法学研究及其前景

后现代法学是继现代西方法学三大流派之后又一独具特色的法学思潮。中国法学要创新发展不能不注意吸收后现代法学的合理内核。“非本质主义法学”、“人文主义法学”、“视角主义法学”等后现代法律思维方式能够使我们对中国法学诸多基本问题进行深刻的反省。     

西方话语与中国法理——法学研究中的鬼话、童话与神话

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法东渐的产物，故而受西方影响极大。在全球化时代背景下，不同法律文化之间的交流与碰撞本属常态。然而，由于西方文明的强势地位，西方话语对中国法学渐有从“影响”转变为“宰制”之虞。考察五百年以来西方话语在中国知识界——尤其是政法学界的兴衰沉浮与话语嬗变，我们可以隐约发现一个从“鬼话”到“童话”再到“神话”的轨迹，值得深思。在文化自觉、文化自强与文化自信开始成为知识界愿景的今天，我们应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更为清醒和开放的心态来看待西方话语：抛弃鬼话，认清童话，破除神话。既要反对盲目排外，也要反对妄自菲薄，而应以翔实的实证研究和比较研究认清真正的西方与中国，将西话变成真话，助力“中国法理”的构建及中国法学的国际话语权争夺，最终确立其在人类政法智慧版图上的应有地位。     

从空间意识形态藩篱中突围——法律理想图景的“中西”辨正

20世纪是中国社会发生转型的重要时期,也是中国法学发生、发展的时期。去岁正来老师的长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现已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石激起千重浪,引发了学界无数的思考、论争。邓老师以“中国为什么会缺失自己的法律理想图景”诘问开始,以“必须结束这个受‘西方现代化范式’支配的法学旧时代,并在此基础上开启一个自觉研究‘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法学新时代”的呼喊为终。被邓老师作为“判准”的“法律理想图景”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语境下该如何理解?笔者不揣浅陋,将自己的粗浅想法录于此,求教方家指正。如果将中国法学的现代…     

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从1980年代以后的“西方评介”看

1 98 0年代以后 ,作为西方法学理论的“中国表达”的一种重要方式 ,“西方思想评介”涉及了复杂的西方法学理论的“建构”、“想像”等问题。“建构”、“想像”中所包含的诸如“学术推进的目标缺席”、“知识评介者的学术权力支配”、“权威导引的单面作用”等又是应予细致剖解的学术机制。更为重要的问题也许在于在理解西方法学理论的过程中的背景知识的差异。通过对这些学术机制和背景知识的差异的理解 ,我们也许可以发现 ,为了实现西方法学理论的“真正中国进入” ,从而推进中国法学研究 ,首先实现中国法学背景知识的变化涌动才是一个关键。     

缘何不是法律方法——原本法学的探源

中国法学界对在汉语中到底是使用“法学方法”还是“法律方法”存在着争议。之所以会产生这种争议是因为人们对德国法学中“法学方法论”一词中的“法学”的蕴涵不太清楚。德语的“法学方法论”中的“法学”有特定的内涵和意义,而不是中国法学界所普遍理解的法学。前者是由西方法律文明的创造者——古罗马人所创立的一门独立的科学或实践智慧,是西方两千多年法律文明中绵延不绝的伟大传统。这种传统意义的法学称为原本法学。相对于原本法学来说,现在所谓的其他法学学科如法社会学、法经济学、法史学、甚至法哲学,都是一种交叉或边缘学科。在这种意义下,在汉语中还是使用“法学方法”一词较为合理。     

中国法律史学史——一个学科史问题的透视

本文立足于对中国法律史学在二十世纪的发展历史,从史学史的角度提出了建立中国法律史学史的学术构想,认为悠久而独具特色的中华法制文明决定了法律史学在近代中国法学学科发展史中所起到的“母学科”的作用,并进而提出对学科本身的史学回顾,旨在促使中国法律史学在研究主体、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对象和学科创新等方面寻找新的突破。     

寻求“自我”——中国法律思想史的传承与趋向

从中国法律思想史教材的变化来看,自法学在祖国大陆复兴以来,这一学科的成长过程可以划分为创建、探索、发展三期,虽然各期各有不同的特点,但“寻求‘自我’”是其总特征。这一总特征体现在四个方面:明确研究对象;摆脱机械地以“五种社会形态”来设置篇章体例;摆脱以西方法学概念诠释中国古代法的模式;揭示中国法律思想史的发展规律。破译法的文化遗传密码、注重实证研究、重视礼和礼制研究,是中国法律史和中国法律思想史研究中值得关注的趋向。     

再论法的概念

对法的概念的理解,决定着法学研究的内容和方法。汉字古体字“法”透出的古人对法的理解贯穿传统中国社会,法家和儒家都将法视为工具。西方三大法学流派提出的法的概念都有其自身的缺陷,是西方价值中心主义的产物。法人类学关于法的理解可以为中国的法学研究本土化和少数民族法律文化研究提供一条路径。     

法学中国化的夙愿

一百多年前,在我所居住的城市———威海附近发生了甲午海战,号称世界第四强的北洋海军被我们视为倭寇的军队打得惨败。至此,我们再也不能用船坚炮利来搪塞失败的原因,事事不如人,处处不如人的观念随之产生。于是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向西方从技术、制度到思想文化的全面学习。经过百余年自觉不自觉的演化,中国固有的法律传统开始瓦解,甚至出现了与传统法律文化的断裂现象。从法律形式到法学的教科书,基本上都变成了用汉字表述的西方法律或法学。面对西方法学在中国的这种情形,大体出现了三种关于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     

后现代主义法学理论述评

本文重点评析了后现代主义“法学”在学术研究范式上的转变及其对传统法律理论的挑战,并就我们在依法治国的伟大征程中如何扬弃西方法学理论,繁荣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法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作品被转载引发的权利困境及对策研究

该文首先研究了作品被转载过程中引发的相关权利人的作品权利实际所面临的种种权利被漠视和被侵犯的表现。其次,分析了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在此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保护的原创作品的作者权利和首发原创作品媒体的在转载过程中权利的对策。     

论“弱势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消费者明显处于市场交易中的弱者地位,法律应对消费者给予特殊保护。但消费者又可分为一般消费者与“弱势消费者”,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缺乏明确系统的规定,使得在现实生活中许多消费者不知道如何去正确地依法实现自己的知情权。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尤其是“弱势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方式的研究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海域使用管理法》的修订与海域使用权制度的完善

我国《海域法》实施九年多来成绩斐然,但该法与其他法律之间仍然存在冲突,尤其是《物权法》颁布实施之后,《海域法》与现代物权法理论的矛盾更加突显,因此,有必要在《物权法》的架构下,全面梳理与完善《海域法》中对海域使用权制度的规定,修订内容主要涉及海域使用权的取得方式、登记制度、流转制度、海域使用权的终止与收回,以及与海域使用有关的其他权利类型等。     

领导干部如何提高新闻执政力

在媒体事件发生频率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的网络时代,领导干部作为执政者,要切实尊重新闻舆论的传播规律,把舆论引导作为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真正实现善待媒体、善用媒体、善管媒体,进而提高新闻执政能力。     

危险驾驶罪立法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八）》中增设了危险驾驶罪,这主要是为了应对风险社会的挑战而在刑法上做出的调整,以加强对公共交通安全的保护。本罪在行为上包括竞驰型和醉酒型两种危险驾驶行为,主观上为故意,在性质上属于危险犯。对本罪的认定要注意与交通肇事罪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此外,本罪的立法仍然存在不完善之处,如行为方式范围较窄,入罪门槛过低,资格刑缺失等,有必要在今后的立法中进一步完善。     

论我国环境知情权的发展完善

环境知情权是一项新兴的环境法律权利,并随着社会的发展得到不断的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虽然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但还存在具体的缺陷,对环境知情权存在的问题做出分析后,借鉴国外的经验和教训,提出完善我国环境知情权应做出的努力。针对目前环境知情权制度,要求加强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明确政府职责,注重加强公众参与机制,推动相关立法的不断完善,不断完善环境知情权的法律规范,创建符合我国具体国情的法律机制。     

论刑事政策对刑法解释的意义

从实证研究的角度看,我国存在着两种具有法律意义的刑法解释体系:刑法有权解释体系和刑法适用解释体系。刑法适用解释对定罪量刑有着更加现实和重要的意义。刑事政策是刑法定罪量刑的基础。无论是刑法有权解释还是刑法适用解释,其内容都必须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     

保险利益的概念分析

保险利益应译为可保利益;其主体应是被保险人或受益人,而不是投保人;其对应的客体是具体的财产或被保险人;主体与客体之间关系的性质是一种合法的经济利害关系。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探讨

立法的社会接受能力就是立法本身所具有的品性以及与既存制度的兼容性等所决定的法律能够在社会上得以实现的能力 ,主要有 :社会主体的认同能力 ,这是社会主体对立法的自觉体认能力 ;与既存制度环境的兼容能力 ,社会存在的正式制度以及非正式制度是立法产生的先在条件 ;法律本身的激励能力 ,它能对人的行为产生有效的激励作用 ;社会的成本支付能力 ,是社会具备制定法律和实施法律的各种条件     

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的刑法适用

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不构成我国刑法中的传播性病罪,在当代的医疗水平下,可以认为该行为构成故意杀人罪。在审判时,被害人没有死亡的,只能追究行为人故意杀人未遂的刑事责任。经被害人承诺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也构成故意杀人罪。危及公共安全的故意传播艾滋病行为则会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