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代替笔录固定口供

录音录像资料与传统的文字笔录都属于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系被告人的庭前陈述,但前者可以使庭前陈述具有证据可采性,在翻供的情况下还可以转化为证明讯问过程合法的视听资料。当前检察机关在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时对口供的记录方式,采取以笔录为主以录音录像资料为辅的并用模式．这种并用模式在实践中不仅造成了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干扰了正常的讯问工作,应采用单独使用录音录像固定口供的模式。     

同步录音录像口供功能的证成及适用

作为一项口供证据,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在反映被告人口供内容的诉讼功能上并无不同,但相比主观化的讯问笔录,采用客观中立的同步录音录像显然更能顺应法院裁判对真实性偏好的选择,不应以其形式特殊一概否定同步录音录像口供功能的正当性。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构成诉讼案卷的组成部分,是讯问笔录的补充性证据载体,应当建立差异化随案移送和完备的开示规则。要发挥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需要从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的完整性要求出发确立一些证据能力规则,并明确强制性排除的违反法律后果,强化外在制度保障。同时,实质性差异的界分标准为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提供了不同的证明力规则,需要重视其在限制被告人翻供问题上的积极意义。     

论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

实践中,同步录音录像多用作视听资料,证明讯问笔录的合法性,从而忽略了它由于记录了口供及其非文字信息而具有的作为口供证据的功能。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包括通过查看同步录音录像,发现案件线索,找到案件侦查突破口,也包括作为口供证据直接证明犯罪事实。检察机关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口供使用可以更好地解决检察机关自侦案件证据缺乏的难题。为实现上述同步录音录像的口供功能,应当提高侦查人员分析判断同步录音录像的能力,积极将同步录音录像作为供述证据使用,避免法官在查看同步录音录像时的认知偏见等等。     

论职务犯罪侦查中的同步录音录像

同步录音录像目前被应用于公安机关和检察机关对犯罪的侦查过程中,由于公安机关在刑事犯罪侦查中应用信息化技术措施时间较长且比较先进,相比之下检察机关在对职务犯罪侦查时开展同步录音录像仅六年左右的时间,暴露出的问题较多,尤其是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后,检察机关在职务犯罪侦查的过程中实施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因而本文结合修改后的《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对同步录音录像所面临的困难进行阐述,并提出了解决措施,以期能够为检察机关的司法实践提供一点可借鉴的素材。     

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若干问题及建议

检察机关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业务起步时间不长,实践检验中也还存在着一些需要改进的方面,本文就此提出相应对策.     

浅谈讯问笔录面临的挑战及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资料的价值

讯问笔录是公安机关、检察机关的侦查人员、预审人员在侦查活动中,为了证实犯罪、查明犯罪事实,依法制作的用以记载和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和辩解,如实反映讯问情况的文字记录,具有法律效力.其在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在受贿案件中,因言词证据是对被告人定罪的比较重要的证据,“讯问笔录”在反对腐败的司法实践中立下了汗马功劳,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随着我国法治水平、人权保障意识的不断提高,尤其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引入司法领域后,“讯问笔录”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巨大挑战.     

论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与讯问笔录不一致

讯问笔录与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不一致可能导致整个职务犯罪侦查、审查起诉失败,因此,有必要严格限定不一致的范围,深入分析产生不一致的原因,进而探寻去＂不一致＂化之路径。     

侦查讯问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证据属性及其规范

检察机关讯问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在刑事诉讼中具有证据的属性，而且不会突破现行法定证据种类。赋予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证据资格，必须规范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制作过程，确立统一的技术规范、确定事前告知义务、完善始后全程和档案保存制度等。全程同步录音录像作为证据，基于其特殊性，应该在示证提请权、举示决定权、示证过程等方面作出特别规定。     

当前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探讨

为规范人民检察院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实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技术工作,全国检察机关逐步推行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全程同步录音录像,这是检察机关顺应法治进步的时代潮流、积极应对职务犯罪侦查工作面临的挑战的一项重大创举,在检察事业的发展历史上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同步录音录像工作是一项新兴的检察业务,实际工作中存在一些问题和不足,这些问题和不足制约了当前同步录音录像工作的长足发展.     

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工作问题及对策建议

讯问职务犯罪嫌疑人进行全程同步录音录像制度,对于保全、固定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杜绝翻供,规范检察人员的讯问行为,遏制刑讯逼供,促进文明执法观念的实现,体现对人权的尊重和保障均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但是检察机关在执行这一制度过程中存在种种滞后和问题,限制了同步录音录像进一步发挥更大的作用。本文拟从检察机关基层院工作现状出发,谈几点对全程同步录音录像的看法,以期对侦查实践有所帮助。     

侦查实验笔录简论

侦查实验是指侦查人员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按照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在模拟案件原有条件基础上所设计、实施的．旨在查明与案件有关的事实的存在、发生的可能性或其状态、过程的法科学活动。侦查实验笔录是侦查实验过程及结论的载体．是侦查人员按照法定格式制作的,用于描述和证明实验过程中发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事实状况的书面记录。在证据法学视野内...     

我国证据能力制度的反思与完善

证据能力是证据制度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之一,其主要关注的是证据在刑事诉讼过程中的准入问题。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证据资格问题上都注重防止不符合法定条件的证据材料进入到诉讼过程中,以避免法官因此形成不恰当的心证。不同的是,大陆法系国家要求法官在严格证明程序的规制下行使自由裁量权,立法上对证据能力问题较少具有普适性的规定;而英美法系国家则设立专门的程序来解决证据的可采性.并根据大量的证据规则来约束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我国现行的证据能力制度存在诸多缺陷。在构建我国能力制度的时候.可以吸取国外的先进经验,一方面建立相应的证据能力规则,另一方面完善相关的程序,使证据能力制度真正发挥其制度功能,保障法官在审判过程免受不当因素的影响。     

论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

由于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直接关涉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因而,必须对审前重复供述的可采性做出规范。域外国家和地区有关判例在判断重复供述可采性时均是分析前次的非法取证行为是否对重复供述产生影响。此种分析严格来说不是“毒树之果”理论的运用．而是“非法讯问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我国应采用“非法取证行为持续影响效力”的分析方法,以便能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为法院排除重复供述提供法律依据。采用此种分析方法须综合考量个案中的具体因素。在我国,排除重复供述还面临着前次非法供述难以被排除以及法官自由裁量权过大两方面的困境,对此应进一步构建和完善相关制度．     

允许怀疑:科学证据的新标准

本文阐述了相关的法律判例和科学哲学原理,讨论了法律和科学中对待证据的不同方法,认为现行标准不能满足诉讼证据的目的。最后提出了完善可采性标准的建议,主张走向以相关性作为唯一根据的可采性标准,并辅以针对可靠性问题的陪审团指示,这样有助于事实的审判者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会减少那种支持某特定阶层诉讼当事人的偏见,并消除因将科学规范应用于诉讼证据而产生的困惑。     

英国法中司法认定作为证据的可采性分析-兼与美国证据法作比较

司法认定所依据的事实在随后发生的诉讼中有时会成为案件的争点问题,而将司法认定作为证据来证明争议的事实是否具有可采性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不仅需要考虑不同类型诉讼的审判方式、证明标准,还要考虑公正、程序滥用等公共政策。英国普通法实践最先通过Hollington案在这一问题上表明了立场,然而随着质疑的产生以及英国法对公正性日益重视,法律改革委员会和刑事法律修订委员会渐渐抛弃了普通法所确立的Hollington规则,对包括先前定罪在内的司法认定作为证明其所依据的事实之证据是否可采作出了具体细致的规定。在同为英美法系的美国,因普通法实践及政策考量等方面的差异,在这一问题上,《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的规定与英国证据法有所不同。     

论供述排除的目的与条件——中美供述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

供述排除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排除规则中排除供述的具体条件的设置,供述排除的目的是供述排除规则中的核心内容,排除的条件也很重要,它们决定了排除规则的适用效果.美国供述排除的目的经历了从"排除不可靠的供述以预防误判"到"排除违法取得的供述以保障权利"的转变,而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仍以预防错案为主.在排除供述的条件方面两国差异...     

论供述排除的目的与条件——中美供述排除规则的比较研究

供述排除的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决定排除规则中排除供述的具体条件的设置,供述排除的目的是供述排除规则中的核心内容,排除的条件也很重要,它们决定了排除规则的适用效果。美国供述排除的目的经历了从排除不可靠的供述以预防误判到排除违法取得的供述以保障权利的转变,而中国的司法实践中仍以预防错案为主。在排除供述的条件方面两国差异很大,这是由目的的不同所导致。中国目前的供述排除规则操作性不强,可能影响规则的施行效果。     

前科制度研究

前科消灭制度作为一项重要法律制度,为许多国家刑事法律所规定,理性审视我国刑法中的前科报告的规定,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我国现行的前科制度与实践中呼唤的 "前科消灭"要求之间存在严重脱节,既不符合刑事政策的要求,也不能更好地预防犯罪 ,我们应在认真研究前科消灭制度的基础上,改革我国的前科制度.     

允许怀疑：科学证据的新标准

本文阐述了相关的法律判例和科学哲学原理,讨论了法律和科学中对待证据的不同方法．认为现行标准不能满足诉讼证据的目的。最后提出了完善可采性标准的建议．主张走向以相关性作为唯一根据的可采性标准,并辅以针对可靠性问题的陪审团指示,这样有助于事实的审判者得到最准确的结果。会减少那种支持某特定阶层诉讼当事人的偏见,并消除因将科学规范应用于诉讼证据而产生的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