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合同法中的过失相抵规则

我国《合同法》第120条被认为是关于过失相抵规则的规定,对过失相抵规则的理论依据、构成要件进行分析有助于在司法上准确地予以适用。特殊情形下的第三人与有过失行为应视为受害方过失而适用过失相抵规则。本文认为过失相抵规则与减损规则关注受害方行为的时间点不同、适用的法律效果不同,有必要在适用上对两个规则予以区分。过失相抵规则可由法官主动适用,在决定违约方赔偿减额时应对过失、原因力综合考虑。     

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规则实施的实证研究

通过对网络用户和网络服务提供者进行问卷调查方式,了解和分析《侵权责任法》第36条实施的影响:从规则实施对网络用户表达自由的影响、网络用户具体保护权利途径选择和受侵害权利三个方面调查了规则实施对网络用户的影响;从处理网络侵权的成本和承担风险两个方面考察了规则实施对网络服务提供者的作用;接着调查的问题是程序性规则的实施情况,分别为通知规则、侵权行为判断和反通知三方面。通过对调查问卷分析得出结论,需要在规则实施中注重表达自由的保护,实施中应该平衡保护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利益,并进一步完善网络服务提供者侵权规则实施体系。     

试论法律原则的功能

法律原则的存在是已然的事实,对其功能的探讨有助于我们更好的发挥其作用。法律原则可以把不同的法律条文组合成一个系统化的有机整体,并能彰显其意义脉络;法律原则可以为法律规则的适用提供指导,对法律规则乃至整个实在法进行评价,填补法律规则漏洞;还可以为法院处理各种法律纠纷提供标准,并对法官的自由裁量作出合理的限定;最终能维护法治统一,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布坎南宪政规则理论研究

立宪民主是宪法性规则约束下的一种有限民主,立宪规则理论是布坎南宪政民主理论的核心内容.布坎南相信一套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宪法性规则可以有效约束政府行为.但是由于布坎南的规则理论太过理想化而招致很多批评,使得布坎南不得不对其规则理论进行不断修正,其规则理论经过了一致同意规则、超多数裁定规则、普遍性原则等几种形式流变.通过对布坎南的规则内容及规则形式流变的研究,有利于我们进一步看清布坎南规则理论的困境和乌托邦色彩,有助于我们深入地把握其立宪民主理论的内容实质.     

论“规则”

规则不仅是个人行动的准则,也是组织活动的基础,当然也是组织内个人行动的准则。本文先讨论不同类型规则共有的四个特点,然后从规则的约束基础和约束范围出发把规则区分为技术规则、游戏规则和道德规则。在肯定实际的规则(如法律规则)大多是上述这些规则的不同程度的混合的同时,本文强调在概念上把不同类型规则区分开来,这对我们要构建什么样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具有重要意义。     

如何建立我国鉴定结论采纳规则——以美国专家证言判断标准为参照

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官不够重视对鉴定结论的可靠性进行实质审查。美国专家证言采纳规则的先进性启示我们有必要对我国鉴定结论的审查认证进行反思。确立我国鉴定结论的采纳规则,尤其是确立鉴定结论可靠性的采纳规则,有助于防止某些伪科学进入法庭,防止法官滥用自由裁量权,从而对正确认证鉴定结论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鹿特丹规则》对港口经营人的影响

对目前中国港口经营人法律地位的三种不同认识进行归纳,介绍《鹿特丹规则》下＂海运履约方＂的概念,认为在一定条件下港口经营人属于《鹿特丹规则》下的＂海运履约方＂;并对《鹿特丹规则》＂海运履约方＂制度对港口经营人的利弊影响进行分析。     

评中美汽车零部件案

WTO上诉机构最终裁定"中国汽车零部件进口管理措施案"中方败诉,但是该案件的争论始终围绕着中国是否违反了WTO相关规则展开。本文认为对WTO相关规则的具体分析,将有助于我们对该案件有更清晰的判断,有助于丰富我国研究WTO制度的相关理论体系。     

论录像证据可采的基本法理

录像材料再现案件事实能力的优势和劣势都同样明显,这决定了录像证据有着较为特殊的可采性规则。美国、英国、加拿大和日本的立法例表明,录像证据可采有三个基本法理,即录像证据与录音证据的可采性规则不一致;影响录像证据可采性的特定因素是形式真实性要件;不同表现形式的录像证据可采性规则不同。我国有关录像证据的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应当按照上述法理加以完善。     

法律救济的规则选择:财产规则、责任规则与卡梅框架的法律经济学重构

法律经济学上的"卡-梅框架",是从法益保护的效果模式出发,对法律规则做出的一个类型划分。其原初结构是以法益的转移自由和定价意愿为标准划分的"财产规则"、"责任规则"和"禁易规则"。通过引入法益的初始归属和限价方式两个新的划分标准,可以增添"管制规则"和"无为规则"两个新的类型,扩展和重构"卡-梅框架"的救济分类和规则结构。这五类规则构成了法律经济学上可供选择的一个"规则菜单"。一个社会在特定领域的规则选择,对应着国家权力干涉社会生活的不同程度,体现了法律背后的观念变化和权力博弈。对于法律救济规则分类与效率比较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深化对中国现行法律的学术理解和制度完善。     

论拟制信托的衡平法理论基础

围绕法律将财产所有人拟制为受托人的正当性问题,衡平法建立发展起了各种不同的法学理论。本文指出探讨拟制信托的衡平法理论基础,不仅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这一独特的法律制度,也为我国信托法在发展过程中能否引进相关规则提供了法律理论基础层面的思考与论证。     

论行政处罚决定有限公开规则

《行政处罚法》第48条第1款吸纳《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之规定，在法律层面设定了行政处罚决定有限公开规则，但却面临严峻的适用困境。行政处罚决定兼具政府信息、相对人负面信息和公共信用信息三重属性，其广泛公开规则已然覆盖各层级规范，且与及时公开、多渠道公开等规则相衔接。为释放有限公开规则的作用空间，有权机关应当明确否定并清理以不同面貌出现的广泛公开规则，厘清有限公开规则在政府信息公开、声誉制裁、信用监管等不同维度的核心要求。同时，客观呈现公开内容、限制公开载体与方式、适当予以暂缓公开等审慎公开规则亦应与有限公开规则相衔接。有限公开规则须以行政裁量和听取意见程序为支撑，无法以自动化方式展开，但建构行政裁量模型仍有益于解决其被架空的难题。“违法行为主体—违法行为客体—违法行为严重程度”三维裁量框架有助于增强公开标准的明确性，矫正实践对“具有一定社会影响”标准的普遍背离。     

公司法现代化：适应性改进的理论框架

公司法现代化的根本目标，在於创建一套适宜於特定社会的公司制度。公司制度最终由一系列规则构成，公司法现代化最终要表现为规则的变动与选择，即用一种规则体系代替另外一种规则体系，或者增加某个规则体系。在这里．我们必须面对三个基本追问：什麽是适宜的公司法？规则的替代或者选择的路径是什麽？这些适宜的公司法规则到底该如何展开？2005年《公司法》的颁布，只是中国公司法运动的开端，远非终结。这三个追问，将一直是中国公司法法理论研究的核心课题。在此，我们将简单讨论这三个问题．试图从相对宏观的视角建立起一个有关公司法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并审视中国公司法法制实践中的某些问题。     

国际规则协同与农产品贸易逆差:兼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农业安全

在我国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背景下,基于农业外循环"失衡"、内外循环"失调"的典型事实,探讨了国际规则协同对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及农业安全的影响。以中国与自由贸易协定伙伴国家之间产品层面数据开展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规则协同能够显著地促进中国农产品贸易逆差改善,农业生产率的调节效应也是存在的。国际规则协同对农产品贸易净值影响存在规则、产品及国别三个维度的异质性。特别是,原产地规则、SPS规则及环境保护规则等三种代表性国际规则并非均能改善农产品贸易逆差。基于此,文章从提高中国在全球经贸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统筹构建"区域统一""标准适当"的规则体系、提升农业生产率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事实认定“难题”与法官独立审判责任落实

受基督教"血罪"观念影响,中世纪及近代普通法法院的英国法官与欧洲大陆的刑事法官一样,往往为了避免地狱之灾而遵循"规则依赖"的行为逻辑,"依证据裁判"而不是"依良心或确信的真相裁判"。当下中国的法官,在遇有压力和涉及到职业风险的案件中,也往往遵循"规则依赖"、"机构依赖"和"制度依赖"的行为逻辑进行裁判,这不仅造成人为的错案,还导致审委会制度、上诉制度扭曲。十八大以来实施的司法改革措施,有助于克服和消解法官的"依赖惰性"。但是,三大诉讼中大量的证明力规则和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制定的《关于完善人民法院司法责任制的若干意见》的两个条款,不仅构成了"谁裁判谁负责"的制度性障碍,还可能让法官重回"规则依赖"的旧途。因此,废止或改造证明力规则、修改司法责任制中的相关条款就成为当务之急。     

试析民事诉讼程序安定制度

在民事诉讼方面 ,从程序理念和程序规则方面考察程序安定 ,对程序安定的内涵及其本质进行探索 ,有助于进一步完善程序规则 ,有助于实现程序公正这一基本的诉讼价值。     

刍议律师执业中的利益冲突规则

文章通过论理分析的方法,对律师执业中的利益冲突规则进行了分析,认为利益冲突规则应该指向律师和委托人,而不应该仅仅局限于规范律师的行为,同时提出＂制定利益冲突规则的目的是维护律师和委托人之间的合作关系＂。在此基础上,文章分析了利益冲突规则的三个组成部分,即查知规则、告知规则和容忍规则。     

论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于婚后所生利益的归属

夫妻一方婚前财产于婚后所生利益的归属历来较有争议。本文首先将这些利益划分为孳息、投资收益和增值三个种类;然后对国内学者的不同观点进行了总结;在此基础上提出确定其归属的一般规则和补充规则:一般规则是如果婚后利益的产生体现对方协力则作为共同财产,否则仍为个人财产;补充规则是如果一方仅以婚前财产所生利益为唯一收入来源,则将其中一部分视为共同财产;最后提出完善我国婚姻立法的条文设计方案。     

论中国公司法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论中国公司法的“服务型”转向

无论是从公司合同主义的理论解说路径出发,还是从优化营商环境改革的实践背景切入,甚或是从商主体治理的制度诉求出发,公司法的基本定位都应当是"服务型"的。以"服务品质"为标准重新检视中国公司法,我们会发现其至少存在"知识源"供给不均衡、公司合同范本"老化"以及过于依赖后置型公司合同"漏洞"填补机制三个层面的问题。这意味着中国公司法需要进行一场深入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引入与更新立法"知识源"、缺省性规范增量扩容、公司法规范的清单式指引设计、程序性规则体系化完善,以及构建创新导向型公司法基础规则、以信息信用为核心统筹公司信用监管体系、打造有助于投资而非投机的公司金融规则等举措,提升中国公司法在私人治理和国家战略两个维度上的服务品质。     

论不足额保险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

保险代位求偿权制度是保险法中的一项基本制度,其反映了被保险人、保险人与第三人三方的利益平衡。不足额保险项下保险人的代位求偿权与被保险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行使受第三人责任范围、第三人清偿能力的影响而出现了不同处理规则,反映了以不同主体为本位的价值取向。此外,我国在保险代位求偿权的立法上过于单薄,四个条款不足以囊括基本理论和具体操作问题,应参考海商法与国外保险立法等进行补充和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