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联邦国家医疗侵权诉讼中因果关系之证明及评价

在因果关系的证明上，英联邦国家司法总体上贯彻了法律与科学有别、司法者与医学专家有别的观念。传统的因果关系证明规则在医疗诉讼中面临挑战和困境。在寻找解决此类困境的方法中．“举证负担转移”方法因其操作生硬、对传统规则的过于颠覆以及可能对医学、医疗诉讼和医疗保险产生不良影响而未能在英联邦司法中获得普遍认可：“风险的实质性增加”方法和“机会丧失”视为损害的方法能否适用于医疗侵权案件尚未得到确定。与前些方法相比，“因果关系的推断”在英联邦司法中获得了较大程度的认可。该方法的优势在于弹性强、对传统规则的偏离较为缓和且充分利用了法庭的事实认定过程。它进一步增加了法院的自由裁量．减弱了对医疗专家意见的依赖。     

医疗过失与因果关系之认定：英美法中的理论与具体规则

英美法在医疗过失之认定上,遵循着基本的＂合理医生＂标准。英美法中的Bolam测试标准和＂两种流派＂原则在贯彻＂合理医生＂标准的同时,提供了一个司法者有必要对医学行业观点给予极大尊重的场景。英美法在医疗诉讼中的因果关系认定上,强调法律上因果关系与科学因果关系之不同,法律上因果关系的推断规则进一步强化了法官的主观能动性。在技术层面,＂若无则不＂法则和＂实质诱发＂规则是获得一致认可的因果关系认定规则。＂风险之实质性增加＂规则和＂机会丧失＂理论在医疗诉讼中的应用存在诸多疑问。不管是医疗过失的认定,还是因果关系的认定,医疗诉讼中的知情同意案件均呈现了特殊的一面。     

医疗损害责任的因果关系证明及举证责任

因果关系是医疗损害责任构成的基本要件之一。在现行司法实践中,对医疗损害责任因果关系要件的证明采取完全的因果关系推定,实行举证责任倒置,违背了民事诉讼规则中双方的武器平等原则,给医疗机构造成了极大的诉讼压力。因此,对医疗损害责任应当实行有条件的因果关系推定,实行举证责任缓和,在受害患者一方的证明达到一定的程度时,才能够实行因果关系推定,由医疗机构举证证明自己的医疗行为与损害事实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能够证明者,推翻因果关系推定;不能推翻者,因果关系推定成立。     

大数据证据研析

司法活动正迈向数据化,传统的证据和证明活动已难以满足现实需要,利用大数据技术得到的大数据证据成为破解困境的关键.从犯罪的新变化、证明难度以及印证证明上看,大数据证据有着独特价值,其所具有的双重相关性有利于实现从"因果关系"到"相关关系"的跨越.鉴于我国要求证据形式法定,在审查判断规则的适用中将大数据证据归入鉴定意见为宜...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之缓和规则

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是指在诉讼中患方的举证达到一定的程度,无法达到法律要求的证明标准情况下,实行举证责任转换,由医方承担举证责任的一种举证责任规则。它是一种不同于举证责任倒置的,有效平衡医患双方当事人在诉讼中举证能力的,充分体现诉讼武器平等原则的举证责任制度。在患方的证明具有相当程度因果关系的可能性、医方无法证明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及具备对此种因果关系推定的基础性条件的情况下,才能适用医疗损害举证责任缓和规则。在我国现行立法规定的举证责任规则不能完全保护患方权益的情况下,为了提高诉讼效率,公正、合理地裁判医疗损害纠纷案件,有必要在法律上引入和构建举证责任缓和规则。     

论不作为医疗侵权因果关系——以低治愈率疾病为视角

因果关系是侵权成立的要件之一,能否证明侵权行为与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关系到原告能否主张损害赔偿。但在低治愈率疾病的不作为医疗侵权上,根据传统因果关系理论,因果关系的证明存在困难,本文就低治愈率疾病的不作为医疗侵权的因果关系做了论证,并借鉴国外新理论,希冀对我国该类侵权找出解决办法。     

医疗损害案件中的机会丧失理论

本文通过介绍机会丧失理论在比较法上的发展,分析机会利益保护的权利基础,并阐述机会丧失案件中损害的确定和因果关系的证明,力求突破传统理论的束缚,寻求新的利益平衡点。机会丧失理论并不是要颠覆传统的因果关系,仅为适应司法实践的发展而作出的例外安排,建议在我国广泛存在医患纠纷的医疗损害案件中适用机会丧失理论。     

问题奶粉损害赔偿中的因果关系研究

含有三聚氰胺的三鹿等品牌奶粉致人损害事件的受害人,要成功获得损害赔偿,就必需证明其损害同食用被告奶粉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必要条件说可以作为因果关系判断的一般规则.但对于加害人是复数的情形,需要灵活多样的判断标准.充分条件之必要因素说、协同一致方法、证明责任转移、市场份额方法等都可针对特定情况.帮助受害人走出证明困境,获得赔偿.     

试论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明责任的分配

证明责任分配在诉讼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国现行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医疗损害赔偿诉讼中实行这一分配规则存在阻碍医学发展等五个方面的弊端。因此,完善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医、患双方之间的证明责任宜作如下分配:原告承担"损害结果"是否成立的证明责任,被告承担"医疗过错"、"违法行为"、"因果关系"是否成立的证明责任;当"医疗过错"成立而"因果关系"真伪不明时,医疗侵权真伪不明,此时由原告承担败诉的结果。同时,完善我国医疗损害赔偿诉讼证明责任分配规则,还应当建立健全包括医疗责任险、医疗科技险、基本医疗保险三位一体的医疗保险体系。     

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实证分析

以污染环境犯罪一审判决书为样本,对该犯罪因果关系证明进行实证分析发现,这种证明往往依赖于环保行政机构的监测报告和数据以及行政鉴定机构的鉴定等证据材料。法官往往通过将污染环境的排放、倾倒、处置等污染原因行为与最新司法解释规定的污染损害后果相结合,进而对污染物质运作的因果关系进行判定和确认。实证研究发现的具体难题主要表现为: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证明的证据空缺;证明责任的分配不合理与推定制度不完善;证明方法单一;环保监测数据、行政鉴定意见和专家辅助人在刑事诉讼中的应用不合理,以及法官的专业司法应对能力不足等。产生上述问题的原因主要是:污染环境犯罪因果关系的证明和认定错综复杂,相关刑事法规范中涉及因果关系证明及其认定的规则阙如,刑事司法具体应对措施缺少等。证明难题的应对方案包括:合理使用行政执法证据资源,通过对污染环境因果关系链条运行的对照分析来完善证据收集制度,改进和完善相关鉴定证据及环保监测报告在刑事诉讼中的使用,强调对逻辑推理、经验法则以及心证等证明方法的综合应用。     

《侵权责任法》视野下的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价值审视

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分配关系着医患双方的举证负担,是医患双方博弈的结果。《侵权责任法》改变了以往举证责任双重倒置的规定,加重了患方的举证责任。本文从秩序、正义、效益三个价值维度审视《侵权责任法》下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的变化和影响。     

论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

探讨医疗损害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的渊源和价值,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以下简称《侵权责任法》）中医疗损害举证责任进行分析,该法明确了医患双方承担的举证责任。     

环境侵权证明责任倒置合理性论证

为减轻环境侵权诉讼中原告证明损害和被告加害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困难,发达国家发展出了多种形态的因果关系推定学说、判例和立法。中国现行法确立的因果关系举证责任倒置规则,对环境侵权诉讼原告的举证困难减轻得更多。从促进信息供给、保护受害者、预防污染和惩戒污染、实质正义、利益平衡、立法难易度、司法可预测性、制度变迁成本等七个方面来看,在环境侵权诉讼中实行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较因果关系推定为优,因此我国环境侵权立法中应继续实行因果关系证明责任倒置原则,没有必要退回到适用因果关系推定。     

域外医疗损害之举证责任分配比较与我国的策略

举证责任,是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它直接规划着民事诉讼的构造形态,在民事诉讼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举证责任的分配,又是举证责任制度的核心,也是理论研究最有争议的问题。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在举证责任和举证责任分配上各有特点,美国、德国、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医疗损害的举证责任分配规则也各有千秋,作者建议,我国现阶段医疗损害举证责任分配的规则应当进行相应改造。     

解读无人领会的语言——医疗侵权诉讼举证责任分配规则评析

我国通说对《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关于医疗侵权诉讼案件举证责任的规定存在重大误解。医疗侵权诉讼的证明责任只能由患方承担,对此类案件证明的困境应参照西方国家通过使证明责任负担与提供证据责任负担分离的机制及特定要件事实的证明责任与特定证明标准相挂钩的机制来加以化解。     

医疗侵权证明责任的价值取向——兼评我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

针对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的特殊性,无论是英美法系的美国还是大陆法系的德国和日本都采取相关措施和方法,以减轻甚至免除患者对医方存在过错以及损害与过错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的证明责任。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对医疗侵权实行双重证明责任倒置,在学界和社会公众中掀起了赞成和反对两种针锋相对观点的交锋,而2008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58条基本上废除了对医方过错的证明责任倒置。在医疗侵权证明责任分配立法价值取向问题上,存在着正义与自由的冲突、正义与效益的冲突。正义价值优先,应由医方承担自己不存在过错的证明责任。     

我国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分配

举证责任分配问题是整个医疗损害诉讼的核心问题,它关系到原被告双方在诉讼中各自承担哪些举证责任。我国医疗损害贡任举证规则经历了一个变迁过程,根据现行法律法规规定,本文试图从医疗损害责任构成要件、过错推定惰形、免责情形以及一些特殊的医疗侵权责任情形的角度,分析原被告双方在医疗损害诉讼中各自需要承担哪些举证责任,从而明确我国的医疗损害诉讼举证责任分配的基本原则,以期达到公正客观解决医疗纠纷的日的。     

精神疾病患者强制医疗的证明标准研究

证明标准是强制医疗程序中的关键问题。在美国,一般以“清晰和令人信服”标准作为非自愿治疗最低限度的证明标准,从而排除适用民事案件的“优势证据”标准。我国《精神卫生法》并未建立强制医疗司法审查模式,而是由精神卫生机构行使强制医疗的决定权,强制医疗决定程序中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问题均被淡化。在刑事强制医疗诉讼中,则应根据不同的证明内容设置不同的证明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