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13:城市基层党建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

以1993-2013年中国知识资源总库和读秀中文学术搜索中城市基层党建1556篇研究文献为分析样本,采用内容分析法对城市基层党建研究文献的数量特征、研究者类别特点、知识层面的信息特性以及经验研究的个案特色进行统计分析,试图从文献数量和文献信息两方面对城市基层党建研究进行归纳和总结。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统计分析——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为分析对象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是近年来学界研究的一个热点,围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文章以中国期刊网篇名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献作为分析对象,通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文献的总体分析和具体分析,展现改革开放以来学术界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的整体状况,罗列研究成绩,找出研究不足,提出深化思考的具体意见。从而,为今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提供参考。     

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报告（1998-2008）——以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著作为研究对象

长时间的"城乡分治,一国两策"使得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公共治理及其学术研究的两个必然横截面。城市和乡村成为中国地方治理与公共管理实践的两个不同范本,但乡村治理远比城市社区治理多样而复杂,因而乡村治理的研究也更富有吸引力和挑战性。在分析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演进的基础上,以1998至2008年间的CSSCI检索论文与主要论著为研究对象,多学科揭示乡村治理研究的基本论域、主要内容与发展趋势,从而展现十年来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思维场域与学术景观。乡土中国的"学术井喷"成了最近十年来中国的学界盛景,反映出国家政策变迁过程中的学术张力以及问题意识、底层关怀和公共精神的弘扬,同时亦隐喻着地方治理中"乡村问题"的持续性逻辑。在新农村建设的政策语境下,中国乡村公共治理研究的学术盘点、理论推进与实践指导值得进一步诠释和深入。     

以时间换空间：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时空适配”机制——对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的考察

时间是政策创新的重要因素和资源,既有研究重在考察政策创新的共时性因素,疏于考察“政策主张转化为政策执行”的时序过程。令人感兴趣的是,一项时间上较新的政策,为何能够超越现有空间的限制被成功导入？本文以成都市信托制物业治理政策实践为例,引入“时间-空间”线索,对基层治理政策创新的机制展开研究。研究发现,在条件相对受限的现实空间,地方政府采取“时间先行的行动策略”,为新政策的导入扩散锻造条件。这种“因时造势、依势利导、以利蓄能”的“时空适配机制”,是新政策成功导入的关键。政策主体的“组织统合、前置营造”统一了价值认同,“还权增利”重塑了现有空间的利益结构,“试点示范”则降低了政策执行的成本。“时空适配机制”超越政策创新线性演进的思维,强调政策主体“以时间换空间”的主动作为,形成了政策创新的新解释。     

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研究——以天津“吹哨报到”为例

以天津基层治理创新实践为例,研究发现“吹哨报到”的基层治理创新对条块关系的影响体现在：冲击了传统的“行政发包”模式、倒逼“整体政府”的构建与发展、助推“伙伴型”条块部门间关系的建立、一定程度上破解条块间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创新机制作为载体桥接技术治理与条块部门等方面。基层治理创新增强了条块关系的灵活性和“整体政府”解决“一线”治理问题的能力,但对条块关系影响,具有难以实现自下而上的扩散和无法撬动整体条块框架的调整等限度。以机制创新推动体制改革,在基层治理创新中推动理顺条块关系,或可成为理顺条块关系的可行路径。     

接点聚合与稳态运作：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以“云享乌镇”为研究对象

在充满不确定性、复杂性、差异性的基层,如何借助数字平台推进基层敏捷治理成为当下基层治理创新的重要命题。既有研究大多局限于宏观层面的理论阐述或微观层面的经验分析,对于中观层面的作用机制语焉不详。文章基于数字平台及敏捷治理的特性,建构了数字平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的机理框架,并结合“云享乌镇”数字平台的案例分析发现,数字平台在治理方式上,以链接机制促进主体互动和资源集约;在治理结构上,以融合机制持续性激励而实现主体利益包容;在治理过程上,以动员机制确保秩序与活力的统一。其中,前两者凸显了“接点聚合”逻辑,而后者则彰显了“稳态运作”逻辑。更有效、更合理地助推基层敏捷治理,仍需要强化数字平台合法性、增强数字平台在基层复杂场景应用中的人本价值、推行全时性的分布服务以及寻求高效透明的前置管理。     

基层治理新趋势：以系统化改革破解基层治理的难题

随着我国走向现代化发展新阶段,基层治理也面临着现代化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要突破基层治理在认知性、结构性和功能性方面的困境,全面深化改革“必须坚持系统观念”。为此,基层治理改革要加强党政统筹的顶层设计,通过优化治理系统结构、明确系统主体职责和推进数字化治理等改革措施,实现由“要素管理”向“系统治理”转变,以求增强基层治理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从而全面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基层治理生态的失衡与调适——以“黑砖窑事件”为例

山西"黑砖窑事件"表明,基层治理生态出现了结构性和体制性的失衡:政府监管缺位,公共性丧失,基层社会自治组织发育不良。基层治理生态之所以失衡,是与利益、权力、社会以及文化等要素分不开的。要调适基层治理生态,这就需要再造基层政府,提高公共服务能力,凸显公共性;再造公民社会,培育非政府组织,提高社会自治水平;再塑公众个人,培养参与型政治文化,促进公民参与治理。     

数字赋能基层治理的“有限性”及超越：基于适配困境的考察

迈向数字秩序的基层治理,如何应对从物理空间到数字空间的秩序与规则转变,如何进行多主体参与的确权与履责重塑,以超越数字赋能的“有限性”,是基层治理面临的又一难题与挑战。通过基层数字治理中“价值有限性”“结构有限性”以及“功能有限性”的理论性解读,深入剖析实践中基于“目标价值—业务标准—技术应用”的三维适配分析框架,发现技术驱动与赋能延伸在“人与数”“管与治”“整与碎”方面造成了多方供需失衡与规则失配,导致数字赋能基层治理向“数字负担”演化。应通过理念上重构数字生态价值规范、制度上构建标准化体系、业务上完善系统保障对接、技术上优化基础数据回流共享机制的多维协同耦合策略,不断完善“价值”与“技术”同频的基层数字治理。     

政府城市基层治理研究综述

城市基层是政府行使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最直接的场所,它既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础性环节,也关系着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提升。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双转轨的关键时期,社会流动性增大,社会异质性增强,社会事务增多,社会风险高发,城市基层也成了社会问题与社会矛盾堆积的主要场所。显然,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已无法适应这些特殊要求。本文基于公共管理的视角,通过梳理国内外学者的相关研究,以城市社区作为切入点,从理论探讨和实践探索两个层面,对政府基层治理的相关内容作一综述,以期对该领域的研究有所裨益。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的文化路径

推进中国基层治理创新,应在制度与法治硬约束的背后,形成文化的柔性引导,这主要是因为"文化"渗透于治理的推进者、治理的承受者、治理的纽带、治理的绩效以及治理的环境之中,可谓治理的精神内核。基于"基层"之治理现状,要积极采取诸如情感共鸣、价值引领、仁孝博施、教育沁润和互助共荣等举措。还应从制度实施奠基于文化之上、文化发展不能为文化而文化、核心价值日常化为行动信条等三大文化发展战略来改进基层治理。     

协作互嵌：基层治理改革中的条块关系重塑——以深圳市宝安区“治理重心下移”改革为例

治理重心下移、做实做强基层是基层治理改革的重要内容。其中,重塑条块关系,提升基层治理效能是关键。当下,条块权责结构失衡,治理资源配置失衡,以及条块协同不够与张力不足等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基层治理效能提升的阻滞性因素。为此,基层治理改革亟需从处理好重心下移与条块分工、资源配置与权责分配、职责分工与整体协同三大关系入手,通过条块结构互嵌、资源互嵌与过程互嵌改革,依托于条管块统、条抓块管等治理形式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提升基层治理的整体质效。深圳市宝安区在充分考虑基层治理环境与制度环境的基础上,对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关系进行差异化、系统性调整,实现基层治理中的条块协作互嵌,其改革经验和未尽事宜为我国基层治理改革的深入推进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分析样本。     

新时代传统农区基层治理现代化的组织形态选择 ——基于黔北、鲁西农村的考察

新时代面向未来的基层治理现代化,要求必须有合适的基层组织形态与之相匹配。既有基层治理现代化理论难以涵盖基层治理实践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基于黔北、鲁西两地农村的考察,发现:基层组织正规化组织成本高昂,与乡土社会治理事务不规整的治理基础不匹配,难以承载广大传统农区绝大多数普通村庄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未来;鲁西农村"正规社区制"+"简约村社制"这一创造性探索,在较好地承接了国家自上而下密集下沉的治理任务的同时,极大地节约了组织成本和对接成本,关键是与当前传统农区乡土社会简约灵活的社会基础和一线治理复杂灵活的实践要求高度匹配,创造性地解决了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国家进村"和群众需求反馈的"最后一公里"难题,或可成为新时代基层治理现代化中组织形态的普遍选择。     

基层领导干部要以过硬“政治三力”推进基层治理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民主生活会上指出,我们党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必须增强政治意识,善于从政治上看问题,善于把握政治大局,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国家治理体系的末梢在基层,“政治三力”是基层领导干部治理能力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政治三力”越往基层越要接地气,在新的发展阶段提升基层领导干部的“政治三力”,对实现基层治理创新意义重大。     

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何以可能?——以特大城市上海为例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场域表征为响应度低的流动人口、关系疏离的陌生人社会、网络业态的社会组织、阶层族群的理念分割、职能同构的科层压力、智慧社会的数据治理。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现代化的上海创新主要是顶层设计系统科学、社区委员会共建模式、"三元复合"共治模式、"1+1+X"共商模式、"老乡管老乡"维权模式。市域基层协商治理的上海经验主要在于:强化党建引领,转变政府职能;倡导协商民主,促进选举民主;培育社会力量,推进协商法治化;创新协商模式,完善基层共治;推进数字治理,提高协商能力;厚植协商文化,推动法德融合。     

适应型风险治理框架的构建与应用——以基层政府因应金融风险为例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依循"命令—控制"逻辑展开,但现实风险管理往往面临风险所具有的动态性和潜藏性带来的挑战,从而需要适应型风险治理模式。以基层政府面临的金融风险为基本风险情境,聚焦适应型风险治理的基本框架构建及其实现机制,提出需要革新风险管理的基本思维,在改变治理结构的基础上还应当进一步实现新结构的有效运转,整合大数据技术与传统研判方法便是基本路径。本文为基层政府在动态变化的外部条件下积极应对金融风险提供了方法路径。     

基层治理机制的“分立”与合力

针对当前我国基层社区类型多样、治理场景时常切换的特点,基层主体应注重储备治理工具,提升多元治理能力,发挥不同治理机制的相对优势,在治理分立基础上凝聚治理合力。     

“超行政治理”:党建引领的基层治理逻辑与工作路径

当前,行政化治理导致基层社会陷入“行政有效,治理无效”的治理危机,表现为治理碎片化、治理封闭化和治理等级化。需要打破行政科层组织的结构性壁垒,破解行政化治理造成的基层治理困境。执政党通过发挥政党的组织和政治优势,依托政党的政治整合功能和社会整合功能,促进治理与服务的有效融合,在基层治理场域形成了一种强调政党引领的“超行政治理”模式。与政府主导的行政化治理相比较,政党引领下的“超行政治理”以基础性权力为基础,依托政党权威,实现治理效能提升。具体而言,“超行政治理”通过三种治理机制展开运作。第一,运用党建的空间塑造功能推动组织整合,建构基层共治平台;第二,依靠政治引领功能促进价值整合,实现话语转换;第三,通过社会动员功能助推社会建构,再造社区团结。“超行政治理”以其政治整合和社会建构的工作逻辑,在基层治理场域推动了治理主体的跨组织协同、治理价值的共识维护以及治理权威的社会化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