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客与罪犯同罪

鉴于人们见死不救，对公开犯罪行为熟视无睹．埃及通过一项议案：对有能力而拒绝向危难者提供帮助的人，处以一年监禁和罚款最少1于埃镑，对有某项专业技术的人，如医生、警察、消防人员、打捞人员、汽车司机等，如果需要利用他们的专长救援危难者，而他丁却有意避开，则对他们加倍惩罚，对自己不帮别人，行在得到政府机关的命令后，仍不执行者，或有意妨碍他入救援行动者，则判为与罪犯同罪。看客与罪犯同罪     

“读书得问”值得重提

裴伟在2006年5月25日的《中国教育报》上撰文说，“读书得问”是旧时老师教诲弟子的惯用语。‘‘读书得问”是清以来特别是乾嘉学者读书治学的传统。清代学者苏微保认为，死搬教条与离经叛道同罪，读书最重要的任务是从书中读自己的空间。     

“买拐同罪”,标本兼治的护苗行动

2015年,央视公益行动“守护明天”,关注被拐儿童.从最近五年最高人民法院判处儿童拐卖案件的重刑率看,在惩处人贩、打击拐卖行为方面不断加码,情节严重的已经被判处死刑;但就整体而言,打拐形势依然严峻.一部分法学界人士包括部分被拐儿童亲属则认为,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是因为现行法律对买家惩处过轻,他们呼吁应该修改相关法律对买家“定罪”,实现“买卖同罪”,这样才能有效遏制儿童拐卖.     

民国奇人“东帝”与“西帝”

时人多称赞章太炎的学问，章太炎十分不满，自认为政治胜于学术。他的弟子周作人在《谢本师》里就说，先生“自己以为政治是其专长，学问文艺只是失意时的消遣”。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反驳康有为的保皇理论，拥护民族民主革命，其中有句话是“载游小丑，未辨菽麦”。点名道姓地将皇帝称作是小丑，在当时无异于一枚重磅炸弹。     

关于吴敬梓的“治经”问题

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说:《儒林外史》作者是敬梓,“与余族祖绵庄(程廷祚)为至契,绵庄好治经,先生(吴敬梓)晚年亦治经”(《勉行堂文集》卷六),首先提出吴敬梓的“治经”问题。但对于吴敬梓“治经”的成绩,却未置一词,而在《怀人诗》“全椒吴敬梓”一首中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春帆集》)。这不仅表明了对吴敬梓仅以小说传世的悲惋,也透露了吴敬梓的“治经”并无足称     

唯独“总教练”聪明

我打开《南方周末》“实验特刊”，读完了《没完没了之海灯案》一文。该文调查对象共五人，各执其辞。唯独海灯的养子兼弟子范应经的谈话耐人寻味。范氏咒骂作家张扬，公然说：“他是一个流氓作家0我永远不会见他，也不会告他，和这样的人打官司有辱我的人格，也有污法师的阴灵。”我读过张著《海灯神话》，根据张扬先生在该书中对范氏的态度，根本不可能有与范氏相见一面的愿望，更不可能有谋面子范氏的表示。可是，范氏的“我永远不会见他”缘何而发？此事还美关系到张扬是否是作家之中的流氓问题。于是我与张扬先生通了电话。当我谈到范…     

“耳顺”与“顺耳”

“耳顺”,是孔夫子的名言。何谓“耳顺”?南怀瑾先生是这样诠释的:“好话坏话尽管人家去说,自己都听得进去……不生气,你骂我,我也听得进去,做到心里平静。”(见《论语别裁》一书)看来,“耳顺”是很高的精神境界,既要能听得进“顺耳”的话,也要能听得进“逆耳”的话。     

审视“二丑”

过去,我对鲁迅先生笔下的浙东“二丑”缺乏感性认识,所以只能囫囵吞枣地粗读《二丑艺术》,甚感遗憾。最近,在报纸看到《圈点浙江四大“腐败名托儿”》(3月21日《服务导报》),觉得像鲁迅先生刻画的“二丑”角色,翻出鲁迅先生的作品来重读,我真对鲁迅先生佩服至极———这四个“腐败名托儿”早就被鲁迅先生脸谱化了,这四个“二丑”给世人上演了一场浙江的地方戏!鲁迅先生说,“二丑”和小丑不同,身份比小丑高,而性格却比小丑坏。看看这四大名“托儿”,果然如此,身份因贪官而鸡升,干的都是坏到骨子里的事儿:臭名昭著的瑞安“地下组织部长”陈时…     

“过关”与“把关”

“过关”与“把关”钱长来说到关，就容易联想到“三国”时期的关羽，这个过五关斩六将的关云长，竞也过不了“情关”，《三国演义》第五十回“诸葛亮智算华容，关云长义释曹操”讲的是：诸葛亮派关羽“把关”华容道以逸代劳。此刻，曹操及残兵败将如惊弓之乌，统统拿下乃...     

浅议《刑法》第133条“因逃逸致人死亡”涉及的法律问题

《刑法》第133条规定的“囚逃逸致人死亡”的含义既包括交通肇事的结果加重犯，也包括交通肇事中同罪数罚的情况，客观表现为消极地不履行救助义务的不作为，其罪过形式在《刑法》现有规定的前提下，过失是因逃逸致人死亡的主要罪过形式，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故意亦属此情形下的罪过形式之一，至于定罪问题，主要涉及罪名的确定与犯罪的定性。     

“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

“中国古代无自然法”说平议崔永东龙文茂＊自梁启超先生１９０４年发表的《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提出儒家法思想即为自然法说以来，许多学者服膺之。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力主“中国古代无自然法”，否定了中国古代有自然法的说法。这种观点似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学者的赞...     

从“佛袈裟”到“胎盘宴”

这时说“佛袈裟”，可不是和尚披的法衣，而是一味中药，什么药？胎盘是也。胎盘“胎儿与母体交换物质的器官”（《辞海》）。是“介于母体子宫内壁和胎儿之产蝗饼状组织”（《现代汉语辞典》）。说得俗一点儿，是人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而已。     

“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妥否

《人民网——中国人大新闻网》2009年6月4日刊登郑家林先生撰写的题为《“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为好》的文章，主张应将“人大代表”改称为“人民代表”。此文引发了广大读者和人大工作者对这一话题的热烈探讨，“人大代表”改称“人民代表”到底妥否？有人认为，称谓应靠相关法律的规定来判定；有人认为，“人大代表”不宜改称“人民代表”，还是沿用“人大代表”较妥。     

“种子”与“土地”

说到干部和群众、党与人民的关系，毛泽东同志深情地说过：“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每到一个地方就要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把共产党和老百姓的关系比喻为种子与土地，是再恰当不过了。六中全会《决定》强调指出，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核心问题是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无论是在过去战争年代，还是在今天现代化建设的征途中，都永恒地证明：党离不开人民。人民这片“土地”，孕育出无数优秀的“种子”。许许多多个王进喜、时传祥、焦裕禄、孔繁森、汪洋湖扎根于人民这片“土地”上，…     

犯罪动机如何影响量刑——兼论同罪亦当不同罚

同罪同罚的基础是罪责,这是量刑均衡之稳定性的体现;同罪异罚的缘由是刑罚目的之考量,这是量刑均衡之变易性使然。可以比较的是前者,经常变化的是后者。司法实践中只有在罪责的基础上顺序考量犯罪动机等影响量刑的具体化与个性化因素,才能实现真正的司法正义。     

司马迁创造“中国人民”

先秦时还没有“中国人民”这个词，当时“中国”和“人民”都是单独使用，词义也不同于今天。“中国”本意是指京城，《诗经》中就说“惠此中国，以绥四方”，后来也引申为中原地区、天下之中心等。而“人”与“民”，在先秦也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说文解字》说：“人，天地之性最责者也……民，众萌也。”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说比较

中国“法自然”观与西方“自然法”说比较罗昶中国法文化体系源远流长、独树一帜，而支撑这个体系的内在精神就是萌芽于《周易》的“法自然”的法哲学观。在西方法文化体系中，与中国“法自然”观处于相同地位的便是“自然法”观念，同样属于影响深远的基本观念。“法自然...     

“安之若命”新解

“安之若命”在《庄子》中共出现两次，历来论者都将它释为“听从命运安排”，故认为《庄子》有宿命论思想。但仔细分析，此处的“命”当作“自然之性”解，且《庄子》中出现的“命”，很多可作此解，因而不能说《庄子》有宿命论思想。     

明代典例法律体系的确立与令的变迁 ——“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修正

传统的明代“律例法律体系”说、“无令”说应当修正。明代建立的新法律体系是按照“以典为纲、以例为目”的框架构建的，应总称或简称为“典例法律体系”。“律例法律体系”说忽视了《明会典》系“大经大法”和洪武年间颁行的《大明令》等十一种法律并非刑事法律这一基本史实，因而失之偏颇。明初在变革传统律令法律体系时，把单行“令”的称谓变换为“事例”，二者名异而实同；《大明令》不仅在明开国后百余年间被奉为必须遵行的成法，即使正德、万历两朝《明会典》融《大明令》入典后，其有效条款仍在行用；明人以诏令颁布国家重大事项、把“制例”称为“著为令”的传统，直至明末未变，所谓“明代无令”说不能成立。     

周海婴与最高法院商榷鲁迅的“公民私权” 区区“县级教委”怎可擅自给民营企业批“鲁迅”字号？

近日，鲁迅之子周海婴写的《我与鲁迅七十年》一书畅销，全国各地有数十家媒体争相连载，为此，２００１年１１月１５日，中央电视台“聊天”节目播出了半小时对周海婴的专题访谈。节目中间有一段，周海婴说：“我打官司不是为了钱。”主持人倪萍问：“关于鲁迅的后人，社会上人们有所传说是很自然的，有一种传说是关于鲁迅的后人为鲁迅著作版权打官司的事。有人说鲁迅先生的后人都比较爱钱，这样的话你听到过吗？”周海婴答“：这个传闻已有很多年，从１９８０年以后一直到现在。我背的这个不叫‘黑锅’而叫‘钱锅’已有２０年……那次我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