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法律拟制、法律虚拟与制度修辞

法律拟制和法律虚拟是两个不同的法学概念,作为立法和法律运用的重要方式,两者本身预示着法律的修辞属性。法律拟制和法律虚拟分别勾连着立法和司法,从而可以在概念体系中进一步划分为立法拟制和司法拟制,立法虚拟和司法虚拟。这些概念都表明法律不仅是科学的、理性的、逻辑的规则体系,而且同时也是诠释的、诗性的、修辞的预设体系。因此,对法律不仅需要从科学、理性、逻辑的观点看,而且也要从诠释、诗性和修辞的观点看。只有把法律作为制度修辞,法律的逻辑推论才有展开的前提条件。     

西部开发法律需求的经济学分析

中国社会之所以在本世纪做出西部开发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经济关系发展、变化的实然表现的客观要求.对这种实然关系中经实践检验认为是合理的那部分关系．需要法律予以确认.上升为法律关系.对其中被扭曲的、有违社会理想的实然社会关系则需要予以法律矫正.这种应然关系和实然关系的实际发生和客观存在都产生了对法律的直接需求.针对这种法律需求,最有效的法律供给就是制定西部开发法.在具体探讨实然社会关系时西部开发的法律需求时.本文着重于对其中被扭曲的需要加以法律矫正的实然关系的分析．而对其中需要予以法律确认的实然关系则存而不论.     

制度公正与博弈均衡——一种关于法律制度的博弈论分析

从汉语语义来看，公正至少应该包含公平、正义两个含义，而公正与公平、正义在多数情况下所表达的意思基本相同，相当于英文中的“Justice”。作为法律的基本价值之一的公正，固然是一个很抽象的范畴，但同时公正又是一个表达社会行为主体利益关系复杂博弈，进而形成均衡的实实在在的概念。     

论法律思想是法律制度的理论支撑——浅析儒家思想及秦朝的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影响

中国古代法律文化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纵观各个朝代的法律制度,无不与法律思想密切联系,以一定的法律思想为指导,一定的法律制度必定会直接或间接地反映一定的法律思想。因此,研究法律史时要同时涉及这两个方面.本文以儒家思想以及秦朝的法律思想对法律制度的大体影响进行研究。     

瑞士独特的全民公决制度、法律制度和登记制度

应瑞士外交部的邀请,作者率团对瑞士进行了访问,了解了瑞士有关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和登记制度,现将有关情况简介如下:一、瑞士的有关政治制度(一)宪法自治瑞士是个联邦制国家,700多万人口,国土面积4万多平方公里。行政区划上分为中央(联邦)、州和市镇三级,共26个州。1848年制     

政府采购法律制度初探

政府采购是当今世界各国政府管理社会经济生活的一种重要手段 ,既不同于一般的私人、企业采购 ,也不同于政府的一般行政行为。国际上重要的经济组织和发达国家 (或地区 )都制定了“政府采购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规制 ,取得了显著成效。我国的政府采购行为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地位显著 ,但相关立法尚不系统、完善 ,需要加强研究并加快建立健全 ,以实现政府采购行为的总体目标 ;充分发挥公共资金的经济效率 ;保护民族工业、扶植本国企业 ;最大限度内限制政府采购中的腐败行为 ;在互利互惠的原则下尽可能开放本国的政府采购市场、实现世界经济一体化。     

民主社会对法律的需求及其对法律功能的规制

民主社会是以权利为核心的社会建构,而权利的存在与运行,离不开法律的规范和保障。民主社会透过权利与法律的内在关联,规制了法律的功能和价值。     

澳门有关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摘取及移植的法律制度

随着现代医学的发展,器官移植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医疗手段已越来越多地应用于临床医学,无偿捐献器官在一些国家已被视为是一种社会进步和文明的表现, 但随之也出现了一些社会问题,如怎样尊重死者的遗愿和家属愿望等.同时,在一些非洲国家 ,人体器官的国际交易已成为危害当地社会安全的重要犯罪.我国内地这方面的立法还很不健全,但在澳门却有一套严密而细致地规范人体器官和组织捐献及移植的法律制度.澳门回归后,这一法律制度由于不抵触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已延伸到特别行政区有效,这一法律制度对内地的相关立法有一定的借鉴意义.澳门2/96/M号法律对器官捐献、摘取和移植规定了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基于内生博弈规则制度观的制度效率分析

制度差异与经济绩效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忽视制度的内生性特征和制度之间的相互依存性,是导致新制度效率低下的根源所在.青木昌彦提出的内生博弈规则制度观,阐明了制度差异和经济绩效的关系,揭示了制度之间应当如何相互协调和配合,可以帮助我们认识我国制度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基于内生博弈规则制度观,应当正确选择提高我国制度效率的有效路径.     

反歧视的经济法路径分析

歧视问题凸显出市场调节失灵与政府管制缺陷的两难境地,体现国家渗透市场理念的经济法恰好是以市场与政府的互动结构作为自身分析和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的通常路径。因此,运用经济法的这一分析路径来解决歧视问题无疑是一个很好的方案。而建立起符合现代经济法本质要求的反歧视双向联动调节机制将成为解决歧视问题的理想路径选择。     

科级干部成长规律及其需求探析——以烟台为例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科级干部工作在基层，一方面掌握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一方面又直接面对民众，参与社会基层活动，是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宣传者与执行者。因此，研究分析科级干部的成长规律．是造就干部队伍的基础性工作。本文从科级干部的特点、成长的一般规律及成长需求等方面进行了初步探讨，以期比较准确地把握科级干部的职能定位，了解科级干部队伍各个方面的现状，更好地促进科级干部队伍建设。     

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法治路径——从党的十九大报告到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

现代化进程是一个从传统农业社会迈向现代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产生和不断被解决的转型治理过程。其中,从效率优先转向公平正义优先体现了现代化背景下的社会转型与法律治理的一般规律。党的十九大报告和四中全会决定体现了我们党对现代化建设和社会转型治理规律的深刻认识,也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治理的法治路径。具体表现为:明确提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体现对社会现代化和转型治理基本规律的自觉把握;健全党的全面领导制度和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的制度,完善以法律法规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治理体系的整体构建;坚持经济发展、民生保障与社会治理相结合,在法治轨道上实现社会转型问题的系统治理;把公平正义作为坚持完善法治体系、基本经济制度和民生保障制度的逻辑主线,科学把握现代化后期转型治理的重要内容;坚持法律治理和道德治理相结合,展示了中国社会转型治理的社会主义风貌。     

An Analysis of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stitutional change is guided by rul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these rules are given by Art. 250–252 of the Treaty of Amsterdam. We analyze these articles as games in extensive form and characterize and compare the equilibria of these games. The analysis identifies the decisive actors and the conditions under which it comes to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the European Union. In addition we analyze the tendencies for centralization inherent in these decision procedures as well as their ability to guarantee conflict-minimizing compromises between the institutional actors. We show that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from Art. 250 over Art. 252 to Art. 251 implies an improved posi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Contrary to part of the literature we show that the move from Art. 250 to Art. 252 may have important consequences for the policies to be implemented and that the move from Art. 252 to Art. 251 improved the position of the European Parliament. Hence, our model is able to resolve the empirical anomalies resulting in conditional-agenda setting model by Tsebelis and therefore points to the importance of the sequential structure of the decision procedures.     

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

刑法的整体机能是由刑法的诸多构成要素共同相互作用的结果,但是,对于刑法的每一种具体机能来说,其产生却分别由刑法不同的构成要素所决定。考察刑法机能产生的制度基础,其实践上的意义在于:我们可以在对刑法机能与刑法构成要素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了解的基础上,通过优化刑法的结构而建构刑法机能的良性机制;以技术手段增加刑法的有效性,使刑法真正成为有目的的社会控制手段。     

论作为"制度"的法学院

法律职业为限制性的职业,目前两大法系主要国家都在制度上将法学院教育作为进入法律职业的第一道门槛;法律的技艺性、智识性和一定的神秘性及其规范特征决定了法律职业必须具备共同的职业素养,凭借法学教授、法学图书资科和法学院的社区生活三要件,制度性法学院而非仅仅作为场所的法学院培育这些素养并促使法律职业共同体形成。我国现实呼唤在制度上确立法学院教育的门槛地位,建设胜任于培育法律人的制度性法学院。     

论中国制度建构的实践原则和学理基础

新中国成立60年来,经历了"转化性制度建构"、"超越性制度建构"、"返正性制度重构"、"创新性制度重构"的过程.历史证明,中国制度的建构、重构应遵循"务实原则"、"范导原则"、"选择原则"、"实践检验原则"和"把握规律原则".为此需要研究生产结构的可能性空间学理,科学与人文二重取向学理,制度中介性建构学理,制度演变相对规律学理.当代中国制度建构的成果--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合规律的.相反,否定中介过渡规律的公有化试验(1958年之后的人民公社化)和某些人力求要做的私有化都是反规律的.     

中国法理学的研究路径

各个时代的法理学是针对各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的一种思考和回答。近代西方法理学的发展进路 ,即从自然法学到法实证主义再到法社会学 ,是西方法学家对西方社会近代以来所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思考和回答。中国法理学研究也应该是围绕中国法制进程中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断的展开。当今中国法制实践中的主要问题是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 ,即法的实施领域中的问题而不是立法领域中的问题。因此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主要应该围绕着怎样保证国家的法律在社会中得到合理地、正当地实施的问题而进行。从法理学研究的谱系上来说 ,当今中国法理学的研究方向主要是法实证主义     

公共利益法律化：理论、路径与制度完善

在多元社会背景下,为了整合各种形态的特殊利益,代表公共利益的国家借助法律的形式,建立起一种法律秩序,使其对社会的控制和管理合法化。公共利益也表现出从法律外的抽象政治理念到具有实质内容法律概念的现代转向,公共利益法律化的主要内容在于寻求公共利益的确定法律内涵。从实体和程序两个角度探讨公共利益的法律化忽视了公共利益作为法律概念与非法律概念的区分。将公共利益视为一个不确定法律概念,围绕着其规范目的进行具体化研究是公共利益法律化的有效路径。因而,公共利益的法律化不应停留在立法对公共利益概念的表述,更应当完善确定公共利益法律内涵的法律界定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