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

婚姻家庭立法的完善张芳１９５０年５月１日，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这是我国建国以来颁布的第一部重要法律。毛泽东在颁布此法时，语重心长地说：“婚姻法的普遍性仅次于宪法。”《婚姻法》的颁布是对几千年婚姻当事人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婚姻的...     

陈舒：具有时代意义的议案——农民工进工会

3月2日，是全国人大广东团前往北京出席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的时间。临行前，陈舒代表收到了一份200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计划。当看到全国人大常委会27次会议上要进行审议的《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时，她眼前一亮，“这部法律与我准备向大会提交的一个立法议案不谋而合”。陈舒代表的喜悦溢于言表。陈舒代表说的“不谋而合”，指的是她在本次“两会”中提交的关于制定《劳动人事争议处理法》的议案。     

广东8篇侵权责任法文章入选《全国人大图书馆立法专题资料汇编》

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侵权责任法》已列入本届立法项目，为配合常委会及机关有关部门的立法工作，《全国人大图书馆立法专题资料汇编》2006年第4、5、6期（总第9、10、11期）搜集了近年来报刊上部分有关《侵权责任法》立法讨论的文章共40篇，分《理论综述》、《相关领域侵权责任问题研究》、《外国侵权法介绍》三个专辑编成《侵权责任法立法专题资料汇编》之一、之二、之三于2006年11月出版，作为“内部资料”“全文提供给读者进行参考”。广东法学界有8篇侵权责任法文章分别入选上述三个专辑，其中杜传鹏律师的《知识产权共同侵权问题研究》一文原载《广东法学》2006年第4期。     

政府信息公开法制的若干现实问题-以《公开条例》的认知和实施马研讨样本

一、政府信息公开是一场行政管理和行政法制革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下称《公开条例》）的颁行，在中国的行政法治进程中具有裹程碑意义。但对如此重要的法律文件，人们尚未形成充分的共识。例如，2009年8月在湖南省长沙市召开的全国行政法学年会上，与会专家学者对于政府信息公开是不是《公开条例》的一项立法原则就众说纷纭，抱持“公开原则说”、“保密原则说”或“具体情况说”的专家学者都有。     

期待更多的“具体法治”

傅达标在2010年1月1日的《检察日报》上著文《2010：期待更多“具体法治”》说，回顾2009年的法治进程，不乏新中国成立60周年法治回顾这样的宏大叙事，也不乏回应民意、关注民生、开门立法结下的制度硕果：而更为贴近生活，更加可感观触摸的乃是一种“具体法治”、“微观法治”。     

浅论地方性立法中的委托立法

2000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该法第五条规定：“立法应当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立法活动。”但多年来，各级地方性立法机关的立法过程始终是政府部门、人大机关的“专栏”，很少能有来自民间的力量参与。近年来，作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的重要立法形式，委托立法渐渐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强奸罪的本质特征与立法模式之反思

受女权运动的影响，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将以“暴力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转变为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刑法理论中有关强奸罪本质特征的强制手段说、违背妇女意志说、强制手段加违背妇女意志说等几种观点都不合时宜，我国《刑法》保留以“暴力为基础”的传统强奸罪立法模式正面临着挑战。采纳以“不同意为基础”的强奸罪立法模式是世界的潮流，将“未经被害人同意”作为强奸罪的本质特征是时代的要求。关于强奸罪中同意的认定方式，西方存在肯定模式、否定模式和协商模式，但只有肯定模式反映了权利行使的特点，体现了对性自主权的充分尊重，应为我国所借鉴。     

物权法：公产、私产平等保护

《物权法》立法的帷幕即将落下，在中国人大的立法史上，《物权法》起草创下了诸多的第一：起草时间之长第一，审议次数最多第一，社会关注程度之高第一，立法中的争论之激烈第一。之所以如此，与我国的国情密切关联。中国民族工作者开放近40年，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从遍地的无产阶级，到制造出新的有产阶层，人们对财产权关注的程度从未像今天这样。如何分清“私”与“公”的财产关系，如何划出“我”和“你”的财产界限，人们都寄希望于《物权法》，可见《物权法》承载了公民太多的期望与要求。     

关于职业病防治立法的几个问题

《中国卫生法制》杂志93年第5期发表了卫生部《职业病防治法》起草小组“职业病防治立法若干问题的讨论”(以下简称《讨论》)，文中论述了立法的必要性、立法所具备的条件、立法构思和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从而对《职业病防治浩》（草稿）轮廓有了大致了解。在此基础上谈几点个人看法，希望能对职业病防治方面的立法有所裨益。     

朱元璋“重典治吏”的启示

清末著名法学家沈家本说:“为政之道,首在立法典民。”(《寄簃文存》)这句话应该说是中国两千年封建统治的经验之谈。历代王朝在取得政权之后,立法往往是一项首要任务,因为他们深深懂得,法制同其政权的存亡休戚相关。《明史·刑法志》载:“盖太祖之于律令也,草创于吴元年,更定于洪武六年,整齐于二十二年,至三十年始颁示天下”。这里说的是《大明律》的制定过程,从中窥见,朱元璋不愧为重视立法工作的封建帝王,一部《大明律》,四百六十条,却经过数次修改,不断增损,历时三十余年才颁布施行。但是,立法是为了执法。一部法典制订之后,要发挥它的真正效用,关键在于能否     

新拆迁条例“闭门立法”恐有隐情

13日，北大法学院向全国人大递交关于审查《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五位学者就不动产征收与搬迁进行了研讨。五学者中的王锡锌和姜明安两位表示希望有关部门不要闭门立法。“一年过了，中国没有哪一个行政法规的草案公开征求意见将近一年时间没个说法的。”王锡锌说，举行研讨会也就是为了表达对现有立法进程的不满。     

论“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要“进一步完善民商法律”的决定，从词义上说是十分明确的，但理论界在认识论有歧议。一部分学者认为完善民商法律，就是民法、商法分别立法；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完善民商法律就是民法包括商法，民法、商法合一立法。今就此问题谈点意见。“进一步完善”就是民法、商法分立《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发布之前，国家已颁布了《民法通则》、《破产法》、《海商法》、《公司法》，并正在加紧制定《票据法》、《证券法》、《保险法》和着手修改《破产法》。从民法的…     

新《律师法》能否解决刑辩“三难”

2008年6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以下简称新《律师法》），在解决刑事案件辩护中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问题上，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做了新的规定。新《律师法》不仅在内容方面有所进步。而且在立法上在处理不同的部门法的法律冲突方面也有所突破，起码在立法层面上“会见难”、“阅卷难”、“取证难”的问题获得了一定的解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法律如果得不到有效实施，     

地方补充性立法与行政处罚设定权的配置

新修改的我国《行政处罚法》第12条第3款首次明确肯定了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法律地位,标志着国家立法机关对待行政处罚领域地方补充性立法态度的正式转变。我国《行政处罚法》的这一规定,在规范层面完善了行政处罚领域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关系的结构;在功能层面扩大了地方立法权限,提升了国家治理能力。在肯定其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当认真对待地方补充性立法所面临的合法性困境。这一困境在诸多现实情形中有着鲜明体现,需要进行细致梳理和分析。“领域说”“事项说”“行为说”试图廓清“作出行政处罚规定”的规范含义,进而纾解这一困境,但由于它们都持有形式化的标准,只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明确地方立法权限的作用,实际效果有限。明确地方补充性立法的权力边界,应当构建一种形式标准和实质标准相统一的合法性判断标准。     

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及其重构

与79年《刑法》的“反革命罪”相比．新《刑法》的“危害国家安全罪”是具有一定的科学性，但是．它仍然具有相当多的缺陷。如果要克服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存在的众多缺陷，那么，仅仅对其罪种的罪状、法定刑进行补充或修改是不够的．只有对其进行全面重构．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其立法缺陷。文章剖析了现行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缺陷，并提出了重构“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立法设想。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

也谈立法上的“法人犯罪”——与杨兴培同志商榷●周长军杨兴培同志的《对立法上“法人犯罪”的反思》一文（载《法学》１９９６年第７期，以下简称杨文），在对我国法人犯罪立法的合理性、必要性与适时性提出质疑和批判的基础上，主张立法应及时取消法人犯罪。通读之后，...     

论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

2005年我国加入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但我国并没有切实地履行公约的义务，在我国《刑法》中对于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还处于立法空白状态。通过分析贿赂外国公职人员犯罪的概念及其特征以及梗概阐述我国《刑法》中各种贿赂犯罪，由此总结出国外先进的相关立法，采用比较的方法与我国刑法比对，总结其长处，从中发现其立法优越性．为我国设立“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提供借鉴。同时，提出在我国《刑法》中应增设“单位对外国公职人员行贿罪”的具体建议，并阐述了其法定刑的设置原则；     

19世纪的国际私法立法拾遗

１９世纪的国际私法立法拾遗徐冬根说到二十世纪前的国际私法立法，人们很快会想到１７５６年《巴伐利亚法典》，１７９４年的《普鲁士法典》以及１８０４年的《法国民法典》中有关的国际私法规范。但是在１９世纪还有两项重要的国际私法立法在我国却鲜为人知晓，它们是１...     

改革开放30年经典立法盘点之三：市场法则篇 助推市场经济

“法治”与“市场经济”是改革开放最根本的两大诉求。30年来，市场经济改革与市场法制建设携手并进、共趋成熟，构成了一道意味深远的立法景观。横跨不同历史时期的《经济合同法》、《公司法》和《反垄断法》，就见证了市场法则精神的成长史。     

防卫过当不是正当防卫的转化

说到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的关系，目前比较一致的观点是：“防卫过当是由正当防卫转变成的”①（以下简称为“转化论”）。立法也充分体现了这一观点。１９７９年旧《刑法》第１７条第２款将防卫过当表述为：“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造成不应有的危害”；１９９７年新《刑法》第２０条第２款将其表述为“正当防卫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造成重大损害”。然而笔者认为，防卫过当与正当防卫不是一种转化关系，新旧《刑法》的表达都是不恰当的。一关于“转化”的含义，进一步的阐释是：“防卫过当是正当防卫的量变引起质变的结果。正当防卫超过必要限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