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法的本质的思考

法本质研究是法哲学的基本理论问题,对于法律现象的认识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法的本质是客观存在的,是确定的。法是体现国家意志的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手段的用以调整利益关系的社会规范。利益对法的产生及发展的决定性作用,进一步确定了法所作用的范围;法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并以国家强制力作为保障,这进一步划清了法与其他社会规范的本质区别。     

论自由的主体、本质及属性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的特性就是自由自觉的活动,而这些活动的主体包括个人主体和集体主体,人类自由的实现要依赖二者的和谐发展;这些处于具体社会关系中的主体的自由意志体现着自由的本质,但实在的自由只能是实践的产物,主体的意志自由也是随着实践自由的发展而发展;最后,现实的自由,是社会赋予的权利和主体自身的能力的统一,主体的权利自由和能力自由是自由的两个属性。     

卢梭对启蒙运动科学主义社会观的批判

卢梭揭示了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危机,指出启蒙思想家们的科学主义社会观导致政治的腐化、道德的衰败和人性的异化。他用自然来对抗启蒙运动的文明,用共和主义的道德概念来对抗启蒙运动的现代进步概念,其深刻洞见一直影响和启迪着各种反科学主义的思潮,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论认识的现代性批判

人是马克思一直研究的中心课题。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认识的现代性批判是通过实践原则确立的,从法哲学到以抽象劳动为核心,形成"自由自觉的劳动",再到深入劳动过程的内部,从社会关系中寻找人的现实本质,最后到具体的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出发形成"现实的个人"。正是在这一现代性批判的蜕变过程中,马克思不仅实现了其关于人的本质理论从不成熟到成熟的思想变革,也为人类社会现代化过程中所遭遇的现代性问题提供了新的指导。     

过错在现代侵权法上的重新定位

传统的过错心理状态说与实践中过错标准的客观化不相匹配。过错以自由意志为哲学基础,履行行为自由与道德评价的功能。过错的加害人本位破坏了当事人双方的平衡,背离了侵权责任损害补偿的基本功能。过错的本质是行为偏差,其决定者应当是社会共同体而不是法官。应当重新定位过错的地位,改变无过错,无责任的做法,缩小过错的适用范围,建立起平等对待的多元、多重的侵权责任归责体系规则。     

契约论思想的宗教之维

作为近代西方社会世俗化、理性化运动的产物，社会契约论思想在其产生时就表现为对传统基督教思想的颠覆，但是作为一种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两者所根植的政治文化却有着惊人的连续性和继承性。从宗教维度对社会契约论思想的追溯来看，近代社会契约论思想的理论基石是对个体自然平等的承认和自由意志的确立，这一预设与基督教思想中对个体灵魂独立性的承认和上帝之下人人平等的理念具有耦合性和一致性，社会契约论思想的理论预设和价值前提来自于基督教思想。     

对《对一般预防的否定论证》之否定论证——兼与李卫红教授商榷

李卫红老师在《对一般预防的否定论证》中,从价值、人性、认识和现象四个角度否定了刑罚的一般预防目的,体现了其对人的价值的尊重的人道主义情怀,值得肯定。但是其对刑罚适用的效果、人性的善恶以及人类认识的悲观态度值得商榷。因为刑罚追求一般预防的目的并不违反人道主义,相反,它是人道主义所要求的;人性的善恶虽然得不到证实或者证伪,但并不能以此否定一般预防,因为相对于人性的善恶,一个人的性格与法律的关系更为密切,而法律对于塑造人的性格显然是有影响的。认识的对象并不局限于经验,我们完全可以掌握客观规律。因此,一般预防并非无的放矢,它能够预防绝大部分犯罪,因此其与犯罪的不可避免性、价值相对性、犯罪控制的有限性等特征并不冲突。     

论普遍守法义务的政治前提——对苏格拉底之死的再诠释

国内主流法理学界将“苏格拉底之死”事件视为“恶法亦法”命题的萌芽或苏格拉底对“法律信仰”的殉道,这两种解释实际都将“苏格拉底之死”事件理解为苏格拉底对“形式正义”的遵守。通过对“苏格拉底之死”事件的再考察,可发现苏格拉底认为的“普遍的守法义务”并非基于“形式正义”,而是基于平等公民的民主政治。这一政治前提对于守法义务的成立是必要而非充分的。对“恶法亦法”命题的误解和对主体视角的忽视所造成的“问题误置”,国内主流法理学界误解了“苏格拉底之死”事件的理论内涵,进而忽视了这一重要的政治前提。     

对国际贸易法中绿色贸易壁垒的再认识

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双重性质。我们不应只看到它阻碍贸易自由的消极方面,也要看到它存在的合理性,看到它对环境保护、推进可持续发展方面所起的积极作用。绿色贸易壁垒具有国际贸易法上的依据,其在国际争端解决中的实践也有新的发展。我们应在非歧视原则和比例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我国的绿色贸易壁垒。     

司法视野下的我国冲突法中经常居所地之界定

引入“经常居所地”是二战后国际私法中属人法制度演进的一大亮点.然而,其具体认定标准是国际私法学界的世界难题,其理论与实践意义均不可小觑.2011年生效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使我国成为了世界上首个大量采用经常居所地作为属人法连结点的国家.然而,该法的司法解释(一)对“经常居所地”的认定标准存在残缺构成要件,以及部分认定标准僵化刻板,部分内容模糊、可操作性差等问题.通过探讨我国当下对“经常居所地”规定的不足,分析各构成要件的认定标准,可为法官在涉外审判实践中认定“经常居所”提供可资借鉴的标准.     

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初探

划分罪过理论历史形态要符合一定的要求。罪过理论的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认识主义罪过理论、相对意志自由罪过理论和期待可能性罪过理论等四个历史阶段。情感因素的阙如情况是探索传统罪过理论历史沿革规律的一条重要线索,也是进一步了解罪过理论历史沿革原因的起点。     

刑法因果关系论之危机、反思与出路

刑法中研究因果关系是为了解决归责问题,因而不能用哲学因果关系的研究代替之。而事实因果关系根本不需要在刑法的领域探讨。刑法所要解决的只是法律因果关系的问题。为了与刑法的宗旨相连,并且坚持因果判断上的客观性,不如将法律因果关系的概念转化为客观可归责性的概念,并借鉴德日有关理论,创设具体的判断规则。     

民法与经济法规范型构技术的路径分析

规范型构技术 ,是指规范生成的技术规程。我国对此问题的研究尚有待深入。笔者认为 ,规范型构技术有两种 :一为演进理性主义 ,一为建构理性主义。这两种技术与民法、经济法的规范型构具有相应的历史和逻辑一致性。民法与经济法规范型构技术的分野 ,为探寻两者的区别、界定各自的规定性提供了新的分析理路。     

法与法律的概念辨析

作为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下社会经济关系的反映,法是以一种社会观念的形态出现的,表现为社会主体的诸种社会权利欲求;法律则是一种体现国家意志的制度化的、实在的规范体系,国家权力是其后盾。把握法和法律概念上的区别与联系,既是学理上的需要,也具有现实意义。     

刑法因果关系判断路径的选择简

刑法中的因果关系的理解与分析,应采取归因与归责的相分离模式,在归因阶段采取条件理论作为判断标准已达成共识,而在归责阶段则主要存在修正的条件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以及客观归责理论.本文认为在归因阶段应采取合法则的条件说,在归责阶段则通过对实行行为、违法性阻却事由等犯罪论理论的运用具体判断是否进行归责.同时认为,应在归因判断时强调事实存疑时有利于被告人的原则.     

法律语言是法律的精髓

文章从三个方面展示:法律语言是承载法律最有效的工具,"准确"是法律语言的核心价值,重视法律语言研究应该成为一种法律时尚。文章阐明两个重要观点:一是法的世界肇始于语言,立法者与司法者基于法律文本的沟通,法律语境的判断,只能借助法律语言的分析;二是法律语言不但对立法文本,而且对司法解释文本都具有特殊重要的作用。结论 :运用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检验立法者和司法者能力的重要标志。     

刑法中赌债的认定

刑法中的赌债行使时与合法债权一样构成排除一定刑事责任的正当化事由,具有合法债权消极意义上的功能,不同于民法上赌债不具有债的法律关系,即赌债非债的性质。刑法中赌债的认定应从赌博射悻法律行为的性质出发,必须具有参与赌博的意思表示,符合赌博本身的偶然性质,方才构成赌博,成立赌债。     

情感因素在自由意志罪过理论中缺失成因的多学科分析

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特定历史条件下,出于资产阶级反封建反专制制度的政治需要,在由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意识的熏陶和浸润下,以认肯理性为特征的自由意志罪过理论脱胎而出,而就历史发展的总体而言,情感因素却一直未能在罪过理论之中获得一席之地。     

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原则

结果加重犯是我国刑法中争议较大的一个问题。本文通过论述对结果加重犯处罚的客观与主观基础 ,认为我国刑法对结果加重犯的处罚应同时具备两个条件 :即客观上行为人的犯罪行为与加重结果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 ,主观上行为人对加重结果的发生具有过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