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平台涉用户数据不正当竞争的中国典型司法实践分析

涉用户数据在互联网平台间流动的正当性边界,已经成为当前中国司法领域的重要课题之一,并在司法实践中呈现出差异化的特征.在对中国关于数据的法律规定以及基于用户公开发布的内容数据、基于用户个人信息数据、基于用户数据加工而成的衍生数据这三类涉用户数据平台间不正当竞争典型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可以发现,针对在先平台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权益范围边界,尚未有明确的司法规则定论,仍需结合个案因素进行利益平衡.具体应区分考虑数据公开或非公开的状态、数据原始或衍生的属性,且对在先平台合法权益的边界判定时需要综合考虑在先平台的投入程度与回报、在后平台使用数据的数量、在先平台被实质替代的程度等因素,从而在互联网数据合理流通与合理保护中实现平衡与双赢.     

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经济学分析

现实中不存在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的帕累托最优,只能寻找较优的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目标;在刑事司法资源的边界上存在着有效率的刑事司法活动,也就是刑事司法资源功能的最大化和理想状态;在刑事诉讼中,各方总要考虑和比较获取刑事司法资源所花费的对价中包括的各种机会成本,这表明刑事司法资源配置中也存在着替代效应。刑事司法资源配置经济学分析的目的,是提高刑事司法效率和减少刑事司法成本,可以从节约刑事司法成本、简化刑事司法程序、建立刑事诉讼成本分担制度、减少国家成本支出入手。     

指明商标权人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以美国法为中心的比较分析

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制度是由美国司法判例创设的,它不同于传统商标合理使用制度.在判断是否构成指明商标权人的合理使用中,我们除了要考虑使用商标是否必要外,还要判断商标使用方式是否超出了商标权应该受到限制的范围,使用商标的结果是否会带来消费者就商品来源之间存在赞助或者许可关系发生误认.我国商标法律制度中对指明商标权人的商标合理使用制度规定不充分,关于其构成要件的认识不足.司法实践亟待法律法规对指明商标权人的商标合理使用类型进行总结,对其构成要件进行明确.     

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公权说再论

从宪法与民法之别、权利与权力之别以及宪法第9条的完整表述来看,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公权性确定无疑.作为国家对于公共资源的一种“公权性支配”,资源国家所有权的实质是对资源利用的“积极干预”权,内容在于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通过立法、行政和司法加以行使,并为这三种权力施加规范与限制.在实践层面,资源国家所有权只有衍生出以资源实际利用者为主体、以对资源物的合理利用为内容的私权性的“资源利用权”,才能真正形成资源利用秩序.日常生活中在民法层面使用的“国家所有权”的本质是“公共法人所有权”,其并非严谨的法律概念,其成立须一系列条件支撑,范围较窄,其与“宪法国家所有权”的区别是划分“国有私物”与“国有公物”的前提.资源国家所有权来源于主权但不等于主权,其为资源主权的积极行使创设权力载体和概念装置,具有重要意义.     

法律解释如何统一——关于司法解释权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的思考

目前我国宪法解释权以及法律统一解释权处于一种权力真空状态,人们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填补这一权力空白.然而根据我国宪法所规范的国家权力结构,最高人民法院是无力承担起这一重任的.最高人民法院的法律统一解释功能是有限的,只能统一各级法院的审判解释.我国的司法改革应着眼于通过构建合理的审判制度、判例制度以及合理划分最高人民法院与各级法院解释范围,完善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统一解释功能.     

列宁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构想及其实践

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缔造者,列宁所阐发的司法思想影响了整个社会主叉阵营的司法体制建构和司法制度的形成.虽然列宁所创立的前苏联已经解体,但是他所创立的社会主义阵营仍然存在.今天,正确评价和认识列宁对社会主义司法体制的构想,与时俱进地借鉴列宁社会主义司法体制构想的合理成分,对于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国家司法体制,仍然富有时代意义和理论价值.     

构建统一刑事司法数据库的可行性及其路径选择

随着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刑事司法数据信息将成为评估司法实际运行效果、制定科学司法决策、完善司法管理体制和司法权力运行机制的重要客观依据.目前,由于数据管理机构分散、财政经费投入有限等掣肘,刑事司法数据信息具有的引领公正司法、规范司法行为、监督司法活动、实现司法为民等功能未得到充分的发挥.为改变这一局面,我国部分司法机关已经通过公开裁判文书、与金融系统共享数据等方式开始了建立刑事司法数据库的探索.因此,需要基于既有实践成果,构建统一刑事司法数据库,以实现严格司法并节约司法成本,提高司法公信力并维护社会稳定的目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谈恢复性司法在我国的运用

司法是一项高成本的事业,随着刑事立法的完善和诉讼程序的细化,一起刑事案件,从最初的立案到最后的执行,需投入大量的司法成本。如何缓解司法压力成为目前我国司法实务界不断研讨和探索的课题。面对相同问题,我们可以将目光投向实践良好的西方和日本等国家,在考虑我国现实情况之下,在适当的范围内实现犯罪者和受害人的对话、沟通,实施审前分流,或许能为合理司法资源的配置找到一个良性的解决方法。     

论司法资源配置与司法公正

司法资源是保证公正司法的重要物质基础,我国现阶段的司法资源有限,加上司法资源配置不合理,形成了司法资源有限与司法需求之间的矛盾。随着这个矛盾的加剧,造成了大量案件程序与实体脱节,阻碍了司法公正的实现。为了保证司法公正地进行,我们必须合理地调配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     

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的社会支持体系

未成年人刑事司法具有较强的社会属性,其有效运行有赖于发达的社会支持体系。我国未成年人刑事司法面临的突出问题是社会参与程度低,司法机关与社会力量之间的信息共享及资源链接机制不健全、青少年司法社工力量不足以及政府资金支持缺位,导致社会支持难以体系化、规范化和常态化。厘清社会支持体系的内涵、结构、主体范围及其内容,为未成年人刑事司法社会支持体系建设奠定理论基础。通过建立信息共享及资源链接机制、实现未成年人刑事司法与社会工作相结合,以保障社会支持的有效性。通过制定社会参与规则、设立统筹社会支持体系建设的机构、探索多元化的资金支持途径,以实现社会支持的可持续发展。     

修正后刑事简易程序实务研究

为更好地配置司法资源,提高诉讼效率,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根据司法实践需要,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将适用简易程序审判的案件范围修改为基层人民法院管辖的"认罪"案件,即可能判处有期徒刑以下刑罚、被告人承认自己所犯罪行的案件。其中,对可能判     

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主体的界定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立法中,由于对犯罪主体的表述使用了“近亲属”、“关系密切人”等模糊性词语,所以理论研究部门及司法实践部门对该罪主体的范围的理解差异较大。“近亲属”的范围采用《刑事诉讼法》划定的范围比较妥当,“关系密切人”的判定必须考虑现实生活中关系密切的事实,且在实质上这种关系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施加影响力。     

论刑事公诉权的拓展 以与侦查权、审判权的关系为切入点

随着死刑上诉第二审案件开庭审理以来,因证据问题被发回重审案件呈逐年上升势头,其中部分案件被法院判无罪或被检察机关撤回起诉,这说明死刑案件的办理质量还存在一定的问题.检察机关公诉部门在确保案件质量中担负着重大责任,但由于实践中公诉权的有效行使受其权能范围、权力大小和行使方式、保障措施等的限制,职能作用发挥的还不是很理想,进而影响到公诉案件的质量提高.正确认识公诉权在刑事诉讼构造中的地位,准确理解拓展现行公诉权的意义,给予其在整个国家权力尤其是在国家刑事司法体制中的恰当定位,对于正确配置司法资源,提高案件质量,充分发挥公诉权的应有功能,保证国家权力的合理、健康和高效运行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论我国著作权法修订中“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

“合理使用”的立法技术是我国著作权法第三次修订中有争议的问题.“合理使用”的立法模式主要有三种:开放式、半开放式和封闭式.这三种模式各有其哲学和历史的背景,其实际的运行效果并不仅仅取决于立法本身,更取决于立法与司法的互动.在总体趋势上,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增加“合理使用”的立法弹性.基于我国的司法现状,著作权法应当改变现有的完全封闭式立法技术,但要谨慎地设计立法的表述,平衡立法的可预见性与灵活性.     

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困境及其纾解

加强对人工智能司法发展及风险的研究是时代课题,其中人工智能司法的可解释性困境尤为关键。人工智能司法可解释性指的是司法决策或行为的可理解与透明性,涉及基础数据、目标任务、算法模型以及人的认知这四类关键要素。不可解释困境主要是由数据失效、算法黑箱、智能技术局限、决策程序和价值缺失等因素所致。但是,人工智能司法的不可解释困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可解释性具备认知层面和制度层面两方面基础。纾解困境的具体策略包括：构建司法信息公开共享制度,提高有用数据的甄别与利用效率;从软硬法结合视角建构司法系统的运行标准与制度规则;从全过程视角强化主体之间的协同治理;通过指导性案例和司法解释赋权法官的司法解释空间,提高法律解释技术;强化交叉学科人才建设,提高对人工智能司法决策模型的引领;发挥法官的自律与能动性,实现司法智能决策的人机协同。未来,不仅需要把握司法价值与技术理性的平衡,还需考虑人工智能对司法的差异化介入,推动人工智能司法战略目标实现。     

集体林地流转限制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分析——基于林农生存保障和生态保护的思考

集体林地资源承载着多重的社会、经济和生态价值。以集体林地资源所赋有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为价值坐标,集体林权改革中,集体林地的流转应当通过国家立法和政策对集体林地流转的范围、流转主体、流转期限和流转之后的经营活动进行合理的限制,以真正发挥集体林地在提高林农生活水平和增强国家生态效益方面的双重功能。     

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保护问题研究

刑事司法中海量收集使用数据必然带来数据安全保护的问题,现有法律对于此问题的规定存在不足,新出台的数据安全法对于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保护之规定亦过于粗疏,加之司法信息化加剧了刑事司法中的数据安全风险,有必要予以充分关注.刑事司法中应当以保障公民权利为数据安全保护的重要价值取向,确定国家承担数据安全保护的主要义务,进而对刑事诉讼全程进行数据安全监管.具体而言,应当通过建立数据分类和分级制度、尊重和发挥数据主体在数据安全保护中的作用、明确数据控制者和处理者的数据安全保护职责、将检察机关设置为专门的数据监管机构并赋予其相应职能,从而构建起相对完整的刑事司法领域数据安全保护制度.     

数字时代下知识创新与传播的解决方案

知识共享许可协议的目的是在现有法律框架下,实现知识创造成果的合法分享、再使用与演绎.该协议既符合网络环境下对规则统一的要求,又具备在本司法管辖区受到法院支持的基本条件.对中国社会而言,知识共享模式可以帮助培育一种全社会自觉分享的意识与态度,并利用对知识产权的平衡保护更好地促进自身的文化发展.同时,作为开放许可的法律工具,知识共享许可支持从合法共享中发展起来的替代性的权利实现方式或者商业运作模式.     

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以权利保障为视角

技术侦查是侦查机关通过特殊技术手段合法地"侵入"个人私密空间以搜集犯罪证据、获得侦查线索、抓捕犯罪嫌疑人的一种侦查活动,具有技术性、秘密性与隐私侵入性.为保护公民基本权利、防止私人生活被过度搅扰,法治国家均采取了严格的程序性控制和实体性控制.我国也应当完善对技术侦查的法律控制,实行双重审批、明确必要性标准、划定合理隐私范围、加强司法监督、设立年度报告或者检查制度,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与提高犯罪侦查效率间寻求恰当的平衡.     

美国的震慑缓刑制度及其借鉴

目前的犯罪形势使得改革刑罚执行制度以提高司法资源的利用效率与更好地发挥刑罚威慑犯罪、矫正犯罪人成为必要。美国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逐渐发展完善的震慑缓刑制度虽然在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但是瑕不掩瑜,其在节省司法资源、促进犯罪人回归社会、缓和社会矛盾方面所取得的成效表明其所蕴涵的合理因素仍然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介绍了震慑缓刑制度的产生、发展以及目前的适用情况,论述了该制度适用的条件与具体程序,并对在现行刑法规定的一般缓刑制度框架内借鉴其合理因素进行了构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