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纠纷解决机制作为征地制度改革的突破口

一、征地制度改革迫在眉睫2009年12月7日,北大五学者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进行合法性审查的建议。2011年1月19日《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以下简称“房屋征收条例”）施行,取代《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可以说是社会参与推动制度变迁的成功典范。新条例的重大变化中的首要变化就是将城市房屋拆迁更名为“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城市房屋征收的属性更为明确,而且对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主体、程序、法律责任都做了更为全面、细致的规定。但是,房屋征收条例颁布实施之后已经一年又九个月,各地暴力拆迁、拆迁自焚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房屋征收条例还取消了原《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行政机关自行强制拆迁的规定,将征收补偿决定的强制执行权交给法院行使,由法院负责强制执行被赋予期望,但是一些拆迁恶性事件正是在法院强拆时发生,以至于最高人民法院于2011年9月9日发出《关于坚决防止土地征收、房屋拆迁强制执行引发恶性事件的紧急通知》。     

城市房屋拆迁立法思考

国务院于2011年1月21日出台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与《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相比有明显进步,但仍有一定不足:立法位阶上违反上位法,适用范围过于狭窄,救济机制的规定不健全。解决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立法问题的思路是:制定统一的关于房屋征收拆迁方面的法律,扩大城市房屋拆迁法律的适用范围,完善房屋拆迁救济的规定。     

市场引导拆迁安置

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为提高城市品位,改善居住环境,浙江省温岭市不断对城区进行旧城改造,对城郊结合处进行旧村改造,在各次拆迁工作中,影响较大的是拆迁安置政策的制定和实施。2001年11月1日起施行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出台以后,拆迁工作思路与以往有了根本性的区别。     

浅析新《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立法缺陷

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审议通过，自2001年11月1日开始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对国务院于1991年3月22日公布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91年《条例》)，作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在拆迁补偿的对象、补偿的方式、补偿的标准、补偿安置基金的监督管理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调整。毋庸讳言，任何立法都不可能完美无缺。从进一步完善该《条例》的角度出发，笔者试就该条例的立法缺陷做初步的分析。     

关于修改《203号令》的几个问题

自国务院颁布了新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之后，各地政府均据此重新制定或修订了有关城市房屋拆迁的实施办法。据悉，南京市政府也正在组织有关部门对《203号令》进行修改，并积极鼓励公众民主参与这一立法过程。本文作者以自己多年从事房地产法律实务的经验，比较深刻地分析了《203号令》存在的瑕疵，并对如何修改、完善这一规章，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     

试论房屋征收争议的司法化解——法院对《房屋征收补偿条例》的司法应对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就房屋征收补偿主体、征收范围、补偿标准、征收程序、强制拆迁主体等诸多方面,做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修改,其中最引人关注的是由司法强制拆迁取代了行政强制拆迁,强化了由人民法院行使司法权来化解拆迁争议的职权。为使该条例得到有效实施,就需要人民法院以保障人权、服务大局为指导,树立法律的权威、不受外来干扰、增强司法民主、善于统筹兼顾,多途径解决纠纷。     

搬迁变拆迁:不管怎么变都要公民权利优先

<正>1月20日,8位学者获邀参加国务院再次组织的座谈会,讨论的条例草案名称也由去年12月16日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和拆迁补偿条例》,更名为《     

城市房屋征收中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

2011年1月21日,国务院公布并施行了《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这是我国关于房屋征收制度的一次改革和进步,修改和删除了已废止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广为诟病之处,首次明确区分了公益征收和商业拆迁之间的界限,对公权力的滥用予以明确的制约。然而,该条例的规定相对于中国复杂的房屋征收现象,显得格外单薄和无力,对公民财产权利的保护并不完备,公民合法的财产权利成了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牺牲品。为此,应正确界定公共利益的含义;完善房屋征收补偿制度;完善房屋征收司法解决机制;提高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修路期间无上访”有感

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最近修好了一条长达170公里的乡间公路。修路期间,涉及沿途22处的乡、镇(街道)占地,被拆迁的农户上千家,但没有发生一起上访或治安事件(据《工人日报》)。与耳闻的一些地方因占地、拆迁纠纷引发群体上访事件相比,真犹如寒冬里吹来的一股暖风,令人备感舒坦,不禁生出许多感慨,也悟出一点道理。     

征地制度改革亟需落实

近年来，由征地引发的冲突在各地频发。2012年12月16日的《财经》杂志援引国家信访局统计称，群体性上访事件60％与土地有关，每年因为征地拆迁引发的纠纷在400万件左右。     

借“拆迁条例”再谈公共利益

<正> "公共利益"的认定不但在立法中须明列类别,且须设置认定程序,规定必须公开认定理由《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正由国务院法制办第二次公开,限15日内"征求意见"。此前,先后有国务院于1991年和2001年颁布实施的《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     

建筑物短命关键要完善政绩评价机制

据《京华时报》报道，日前，网络上出现了多则曝光呼和浩特市明泽未来城建好不到3年就要拆迁的帖子，引发众多网民跟帖、议论，网友们又曝光了9岁被拆的海口“千年塔”等“短命建筑”。     

浅析城市房屋拆迁评估

城市建设涉及大量拆迁,拆迁被比喻为当今"天下第一难事"。难在何处?难在拆迁工作推进难、拆迁居民安置难、在拆迁矛盾的博弈中寻求工作的最佳平衡点难,说到底是利益问题。拆迁需要补偿,补偿离不开评估,目前拆迁评估中需要规范的问题很多,比如社会保障职能该不该在拆迁评估价中反映,违章建筑到底该不该补偿,本文试就拆迁评估中需规范的问题谈一点粗浅的认识。     

利益均衡导向:论城市拆迁中政府职能的重塑

现行房屋拆迁制度下,为保证城市拆迁顺利进行,合理定位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角色至关重要.目前城市拆迁矛盾中暴露出政府职能的错位.对此,首先应该通过严格界定"公共利益",在此基础上区分公益性拆迁和商业性拆迁两种不同类型的城市拆迁行为,进而达到重塑现代服务型政府在城市拆迁中的职能,具体表现为:公益性拆迁由政府主导;而对商业性拆迁,政府归位到"制度保障者、市场环境缔造者和公正仲裁者"的角色.     

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新探索

地处西安市城乡结合部的雁塔区,面对《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实施后农村出现的新形势,创造性地实施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的一系列办法,强化党在农村的执政地位,收到明显效果。在面临大量城市建设和拆迁任务的情况下,保证了农村社会的基本稳定。     

对房屋拆迁制度的几点理解

2011年开始实行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对我国以往的房屋拆迁制度进行了变革。新条例对房屋征收过程中的公共利益需要、征收补偿制度、司法最终裁决权等诸多问题作了明确界定,从而新条例对公民的不动产物权保护更加充分和完善。     

房屋拆迁纠纷在民事审判中的若干疑难问题——对徐州中院房屋拆迁安置补偿合同纠纷案件的调查

近年来房屋拆迁纠纷日益增多,基于房屋拆迁案件复杂的特点及民事与行政交叉的审判态势,使得法院审理房屋拆迁案件的难度加大,立足法院审判实践,就有房屋拆迁协议纠纷主要法律问题、拆迁协议的变更履行、替代履行、保全问题进行解析,并提出有关房屋拆迁的宏观应对措施.     

旧城改造强制拆迁中应注意的几个法律问题

旧城改造拆迁中，往往会遇到个别或少量拒不拆迁的“钉子户”。这些“钉子户”，成为影响拆迁建设大局的“拦路虎”，因而拆迁人、拆迁主管部门、当地人民政府往往将其列入强制拆迁范围。但是，在最终确定强制拆迁对象时，应当要考虑以下几个因素：首先，拆迁人依法办妥拆迁手续。     

物权法:将保护私有财产司法化

行政机关出于扩大和保护部门利益的动机,不断扩大自己的权限,从而加重了社会矛盾。在商品房买卖和城市土地的拆迁补偿过程中,很大一部分矛盾都是由于关于物权的五花八门的规定引起,且得不到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物权法》成为众望所归。     

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与公共利益界定——方法与路径

对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内涵、特征进行了重新梳理和辨析,在此基础上,探讨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界定方法及界定路径,为城市房屋拆迁中公共利益实体界定的重复性问题和程序界定的虚化性问题提出了解决方案.研究认为,在我国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缺乏制度层面的明确界定是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和产生拆迁纠纷的原因,表现在强制拆迁和在补偿安置问题上的对抗;基于城市拆迁中公共利益的性质和基本特征,需要综合运用逻辑演绎、要素甄别以及排除法来界定城市拆迁公共利益,并必须同时遵循形式上的程序判断路径和实质上的内容判断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