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消费者纠纷专门仲裁解决机制的构建

消费者纠纷属于民事纠纷的一种,但其有自己的特点.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规定,消费者纠纷可以通过多元化的解决方式得以化解,但多元化的解决途径其实并不多元化,尤其是具有迅速、便利和准司法性质特点的仲裁机制的作用没有被发掘出来.在分析消费者纠纷各种解决方式的基础上,提出建立消费者纠纷专门仲裁解决机制的若干措施、建议.     

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研究——基于过程与阶段视角的分析

走出"诉讼中心主义模式"的观念束缚,须认清社会转型、矛盾多发的现实景况下法律的稳定性尚不能为司法、行政及守法提供足够的可预测性,一味强调司法化解纠纷的主导作用并不能有效化解纠纷,反而极易输出劣质正义。当下开展法官"大调解"运动为时宜之举但非长久之计。于此过程与阶段国情之下,大力探索并扶持非诉讼纠纷化解机制是构建多元化纠纷化解机制的必要之举。     

台湾地区行政解纷机制研究及其借鉴--以行政调解与行政裁决为视角

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与高速发展期，由此引发的社会纠纷更富专业性、复杂性与多元性。传统的以司法为核心的纠纷解决机制已不再适应多元化社会发展的要求，化解社会纠纷、构建科学合理的纠纷解决机制，已成为每一个国家必须面对的课题。相较于大陆，台湾地区目前已形成一套较为成熟的行政解纷机制体系，客观、细致地梳理与分析台湾地区行政调解制度、行政调处制度在民事纠纷解决过程中的运用，汲取其有益经验并予以借鉴和发展，以期构建与完善大陆地区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     

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公安机关的职能定位与角色转换

公安机关为维护社会治安稳定,化解民事纠纷具有正当性,但公安机关化解的民事纠纷应当是可能或已经威胁到社会治安秩序的纠纷.当前我国公安机关在多元矛盾纠纷化解中处于主力军地位,形成了被动末端反应的警务模式,民事纠纷化解数量多与公安机关警力有限的困境阻碍了我国公安法治建设.公安机关要转换角色,必须在党政领导下建立以人民调解为中...     

人民调解“司法化”之反思——以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为视角

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民事纠纷的重要解决机制之一,人民调解制度的发展是影响多元化纠纷机制成功与否的重要因素。为此,本文从人民调解司法确认程序出发,探讨人民调解"司法化"趋势的实质,进而反思人民调解"司法化"与调解本质的关系。     

建设专业调解机制 化解行业矛盾纠纷

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矛盾纠纷的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特点日益突出。为更好地化解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司法行政机关开始着力加强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司法部与卫生部、公安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部门联合制定下发在相关行业和领域建立人民调解组织的意见,各地结合实际,积极推进,区域性、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得到了快速发展,并愈来愈凸显出其优势和作用。近期,司法部又发出了《关于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的意见》,要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以贯彻实施人民调解法为契机,大力加强行业性、专业性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完善人民调解制度,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为配合各地开展好工作,本期"人民调解"栏目选登江苏省《建设专业调解机制化解行业矛盾纠纷》、吉林省《突出"三个强化"构筑医患纠纷调解新机制》和山西省《引入人民调解实现道路交通事故纠纷"零上访"》三篇关于行业性、专业性矛盾纠纷调解工作的经验文章,供大家交流借鉴。     

全国首个金融案件 多元解纷一体化平台正式上线

12月15曰,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人行营管部、北京银保监局共同签署《金融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合作备忘录》,同步上线金融案件多元解纷一体化平台,为化解金融纠纷提供绿色通道。     

非讼民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程序若干问题研究——兼论《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第38、39条

为解决非讼调解协议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先后出台了多个司法解释。本次《民事诉讼法》修改将非讼调解协议纳入司法审查的范畴,不仅是对新形势下解决民事纠纷实践需求的回应,同时也从立法上促进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确保非诉讼纠纷解决方式的实效性。     

新农村建设中农村纠纷及其非讼化解决机制

本文从实证研究的角度,通过对宁波市鄞州区农村民事纠纷现状的考察,分析了当前农村民事纠纷解决机制运行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认为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是适合于农村民事纠纷解决需求的法律产品,能够产生诉讼解纷机制所无法实现的社会效应。主张应借鉴各国ADR中的合理做法,从促进当事人协商解决、完善人民调解,充分发挥行政调解与裁决作用等方面构建农村纠纷的非诉讼解决机制,及时预防矛盾,化解冲突,以确保新农村建设的顺利进行。     

粤港澳大湾区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研究——以推动《南沙方案》落地为实践基础

2022年6月,国务院出台《广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粤港澳全面合作总体方案》（以下简称《南沙方案》）,赋予了南沙新的发展定位,并对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健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等进行专门部署。当前,广州在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建设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仍存在诸如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衔接不畅、与港澳相关规则存在差异等问题,制约了商事资源在大湾区内的高效配置与便捷流动,这些问题值得进一步研究探讨。本文以推动《南沙方案》落地为契机,探索和健全公正便捷高效的商事纠纷多元化解机制,助力营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将南沙打造成为立足湾区、协同港澳、面向世界的重大战略性平台提供有力的法治服务和保障。     

最高人民法院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司法部就《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答记者问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司法部相关负责同志就《关于深入开展价格争议纠纷调解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制定和实施有关问题,回答了记者提问。问:请介绍一下《意见》出台的背景和意义?答:《意见》的出台是贯彻党的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落实中央关于完善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要求的重要举措。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工作体系""完善社会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综合机制,努力将矛盾化解在基层",对新时代进一步开展矛盾纠纷多元预防化解机制提出了进一步要求。价格争议纠纷是较为常见的纠纷类型,其他矛盾纠纷也会通过价格争议反映出来。     

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对接联动之探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改革的不断深化,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诸多新情况、新特点,矛盾纠纷的多发性、复杂性和群体性使矛盾纠纷的化解难度越来越大,单一的调解制度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本文通过分析对比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优势与不足,找到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之间的互补性。并针对我国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功能优势及其存在的弊端,通过建立:"诉前引导"对接机制、"诉中委托、参与调解"对接机制、诉后联动对接机制、联合调解机制以及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机制,实现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的制度优化及资源整合,进一步发挥其功能优势,实现功能互补、资源共享,达到人民调解和司法调解的有机衔接。为有效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维护社会和谐稳定,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重要保障。     

辽宁:打造基层治理法治化“辽宁样板”

在过去的一年,辽宁省基层司法行政工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组织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活动,化解各类矛盾纠纷17.4万余件;以星级司法所创建活动为载体,打造业务用房面积180平方米、工作人员5人以上的五星司法所93个;建立公安派出所、司法所"两所联动"机制,有效预防极端案事件发生;建设"村(居)民评理说事点"1.6万余个,实现全省乡村、社区全覆盖,打通为民服务"最后一公里",打造了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辽宁样板"。     

“无比富有”的司法所长——记安徽省肥西县小庙司法所所长周典玉

他曾历时6年,成功调解一起老人婚姻纠纷,安徽电视台《周末断案》栏目特邀他与双方当事人到现场制作节目,播出后,引起强烈反响。合肥电视台《和事佬》栏目组也邀请他做"和事佬"调解员。他就是安徽省肥西县司法局小庙司法所所长周典玉,已在基层司法行政岗位了工作了26年。多年来,他调解     

调解促稳定 喜迎二十大--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积极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2022年新年伊始,全国各地司法行政机关积极谋划,全面部署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与前端化解各项工作,以担当作为的新姿态、守土有责的新业绩,防风险、促和谐、保稳定,营造政通人和、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北京:深入开展"服务冬奥和谐有我"行动全面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近日,北京市司法局印发《深入开展"服务冬奥和谐有我"行动全面做好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的实施方案》.     

司法调解的法社会学分析——以实证研究为视角

司法调解作为一种常规的纠纷解决机制,影响其解决纠纷的因素是多元的。本文以实证研究为视角,对当事人的关系距离、司法环境以及法官的偏好与特质、案件的类型等社会变量进行法社会学研究。司法调解的选择与适用是有客观规律可循的,盲目地适用司法调解进行纠纷解决并不见得比适用判决方式更为有效和合理。在司法政策上,目前各地法院调解结案率的要求缺乏科学性基础。在法律技术上,我国应确立司法调解民事纠纷解决适用的法定范围并建立转介调解制度。司法理论研究和制度建设应客观评估司法调解的真实价值,科学定位其在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中的角色。     

社会调解工作的新探索——基于西门街道“和好屋”调解组织的实证研究

"和好屋"调解组织在当前基层矛盾化解中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其调解工作的成功同一支出色的"老娘舅"队伍和有效的工作机制密切相关。这种新型纠纷调解模式,既是基层矛盾纠纷处理中司法和社会管理的创新之举,也保证了当事人纠纷自决意识的充分实现。     

鉴定纠纷及其解决机制——基于民事司法鉴定的实践逻辑

在当今民事司法实践中,当事人与为法院提供司法鉴定意见的社会鉴定机构及其鉴定人就相关鉴定问题频起纷争,一度还衍生出暴力事件.追根溯源,鉴定纠纷起源于民事司法,是民事庭审的鉴定争议解决机制功能失灵与民事纠纷的案件结构等多重因素共同诱导的结果.然而,国家提供的公力救济与当事人寻求的私力救济皆证明,脱离原审法院的鉴定纠纷解决机制,事实上都进退维谷,而且促使鉴定纠纷扩大化.鉴定纠纷不单反映民事司法问题与鉴定技术问题,它也是当事人双方深层社会矛盾的表现.所以,国家应对鉴定纠纷,就应树立"复合解决/治理"的理念与体系,但关键在于实现民事司法解决鉴定争议的制度功能;同时,基于当事人强烈的制度需求,国家也应重塑合理可行的鉴定纠纷解决机制.     

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纠纷 推动社会管理创新

在当前社会大变革、大调整的背景下,人民法院需要更新思维,勇于直面社会矛盾,主动进行角色转换,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深入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以"本溪经验"为代表的司法协理网络机制是因为人民群众有期待、人民法院有需要、党委政府有愿望才应运而生的。为总结"本溪经验",推动人民法院整合社会资源化解矛盾纠纷,推动社会管理创新,10月17-18日,《中国审判》杂志社在辽宁省本溪市召开了"人民法院构建社会矛盾化解司法协理网络机制研讨会"。人民法院出版社党委书记、社长、《中国审判》杂志社社长杨亚平出席会议并讲话,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高戈平,本溪市市委常委、市政法委书记史凤友,本溪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史明武等领导出席研讨会开幕式并致辞。来自全国近30家法院的代表在会上畅论合力化解社会矛盾、社会管理创新。现摘取代表在会议上的发言精要,以飨读者。     

现代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的合意

民事纠纷的多样性与复杂性，要求多元的纠纷解决机制。源于人之主体性要求的“意思自治”原则在各种民事纠纷解决机制中均有不同程度的体现。作为成长中的法治国家，在法治信仰、司法权威没有普遍确立的今天，构建“合意”优先的多元纠纷解决机制．以满足国民对公正司法日益增长的需求是当前较为现实可行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