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近代国际法观念的肇兴

在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之后 ,伴随着国际法的译介和传播以及对外交涉的需要 ,中国传统的国际观念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近代意义的国际法观念开始萌生。在此基础上 ,近代开明的士人官僚形成了较为明确的国家主权意识和国家主权平等观念。并以国际法为依据开展对外交涉 ,创建近代外交机制。     

简论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的影响

19世纪40年代,近代国际法伴随西方列强对中国的武力侵略而传入中国,也使中国被迫纳入国际法律秩序。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究竞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一直是人们关心的问题,迄今为止依然有不同的争论。笔者认为,客观地评价近代国际法对中国的影响至少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应该考察近代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如何;二是应该考察当时的国际环境和中国的社会实际现状如何。     

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诞生与成长

本文通过对清末与民国时期我国国际法文献的系统梳理,对该时期国际法研究领域中若干代表作品的评述,以及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科诞生与成长过程中之基本特征的分析,阐述了中国近代国际法学的发展是中国近代外交史的一个缩影,国际法学科的成长与进步既是国家综合国力发展的结果,也与学术界的自强不息紧密相关.     

论中国国际法心态的构成因素

中国的国际法观念是国际关系中行为体自身状况和国际社会环境互构的心理映射,是国际政治结构、国际法局面与中国自身状况的共同作用的结果。其表现在中国国际法的理论研究和各实践环节,最终形成心理的认知和判断。中国对国际法持敬而远之的态度,这是国际法自身大国强权与中国近代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环境共同决定的,具体表现为国际法对中国的负反馈和中国国际法知识和能力的不足。预期加强中国的国际法立场、提升中国参与国际立法和对国际法实施的监督、国际司法的积极程度,必须改善国际法心态,其途径则是强化中国国际法律知识积淀、增加自身的法律参与和应用能力。     

国际法学在中国的成长

国际法学作为近代欧洲国际关系的产物于鸦片战争后传入中国。由于国际法学和中国近代国情的特殊性,国际法学在中国近代的成长缓慢而艰难;随着民族运动的高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国际法主体,国际法学在中国的成长迈出了新的步伐,逐渐有了自己的国际法学体系,并对国际法学的理论做出了贡献。     

明末清初国际法“曲高和寡”原因析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其著述中介绍了欧洲法律,并将拉丁文国际法著作《法律及神作为立法者》译成中文,开启了国际法在华的星火传播。1689年中俄订立《中俄尼布楚条约》,西方国际法得到了某种程度的运用。但总体而言国际法在当时的中国曲高和寡,反映出国际法输入中国并非一个单向的过程,而是传统中国以天下观为中心的对外秩序与西方国家主导的近代世界秩序碰撞和消长的过程。     

清代后期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新论

自1864年丁韪良翻译《万国公法》后,近代国际法开始大规模地传入中国。但国际法在近代中国的传播,不止翻译一途,学堂教学也起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清末新政期间留日学生对国际法的翻译及其在新式学堂的教学,更使国际法的影响扩展到广大普通知识分子阶层。概括说来,国际法在中国的传播,其内容具有显著的实用性,其过程分为明显的两个阶段。而中国政府和人民对国际法的接受则有一个从被动到主动的转变过程,其接受程度受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中外关系状况的严重制约。     

晚清“公法中源”说初探

"公法中源"说滥觞于19世纪60年代,绵延至20世纪初,相继得到了洋务思想家、美国传教士丁韪良和维新思想家的推磨和倡扬,经历了从萌芽到鼎盛再到衰退的演变历程。它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层面:第一,早在千余年前中国就已经产生国际法。洋务思想家和丁韪良分别探讨了中国古代国际法的实体基础和历史实践。第二,中国古代国际法具有普世价值。维新思想家进一步把孔子及《春秋》说成是近代国际法的直接渊源,把"公法中源"说推向极致。"公法中源"说在晚清的出现与发展深受历史、现实、理论三重因素的共同制约与作用。作为近代一种会通中西公法文化的理论学说,"公法中源"说有其独到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同时也存在由于方法错误和理论缺陷而导致的若干消极影响。     

国际法的人文关怀

国际法从产生以来一直没有中断过其人文关怀，本文从国际法的起源、国际法的发展、近代国际法学的产生和国际法的内容四个方面来具体论述国际法所体现的人文关怀。格老秀斯将国际法从神学中解脱出来，以人文主义作为其法学基础，创立了国际法学。当今社会，人文主义已贯穿于现代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领域。在未来的道路上，国际法将继续以其人文关怀进一步完善国际人权立法，更全面、具体地保护世界人民的基本权利。     

林则徐与国际法

中国近代史上,林则徐是一个杰出的民族英雄。他最先从封建的闭关自守的昏睡状态中觉醒,以全新的态度睁眼看世界;以巨大的爱国热忱努力学习并介绍了“国际法”这门新学科;并以“国际法”作为锐利的外交武器,与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中国近代外交史写下了光荣的一页。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西法律文化

梁启超的法律思想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近代法律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因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他认同了某些传统的法文化观念；因受西方近代法律文化的影响，他又接受了其中的许多观念，并以之为武器，对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糟粕进行了批判。下面，笔者拟就中西...     

关于人权与国际法若干问题的初步思考

<正> 一、国际法与国内法在人权问题上的历史联系 可以说,近代国际法理论从一开始就和近代人权思想有过缘分。世人皆知,被称为近代国际法之父的荷兰人格劳秀斯(Hugo Grotius),同时也是近代人权理论基础——自然法理论的奠基人。正是格劳秀斯将政治哲学从与神学相结合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而为近代自然法理论奠定了人文主义的基础。 但是,19世纪以后,一方面由于在国际关系中帝国主义和欧洲殖民主义的扩张,另一方面由于在国际法学中实在法学派、二元论的兴盛,国际法不仅未能在个人权利保护方面与国内法相互促进,反而处于一种相互隔绝的状态。     

传统宗法文化与近代中国立宪

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是强调宗法伦理,属于宗法文化。因此在宗法文化的基础上构建起来的社会秩序只能是宗法秩序。这与西方的宪政文化与宪法秩序具有质的差异。正是这种差异性,导致西方宪法在近代传入我国后被重构,从而致使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走向失败。由于近现代中国的社会秩序仍然是宗法秩序,而非宪法秩序,因此近代中国的宪法和法律必将缺乏自由精神,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无法得到有效保障。既然传统的宗法文化阻滞了近代中国的宪政运动,并导致其走向失败,这就启示我们在今后的宪政建设中,必须摒弃宗法文化,实现传统文化的转型,并培育宪法得以生成的文化基础,即宪政文化。     

沈家本与中国近代法治文化

无论是从对中国传统律学的批评总结角度,还是就中国近代法律体系的创设视角,抑或是从中国近代法学理论的开拓而言,沈家本都对中国近代法治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全面系统地梳理沈家本对近代法治文化的贡献的同时,我们也应对沈氏的功绩进行实事求是的评价。     

国际法的西方传统与中国观念

当代国际法仍然由西方文明主导的现实,使得在中国国际法学界存在着是否必要、是否可能建立起国际法中国观念的疑问。对历史事实进行分析可以看出,国际法虽然具有很强的西方文化烙印,但并不局限于西方文化,其既有的发展轨迹上已经有了非西方文化的印记。在未来变革的进程中,国际法有可能受到积极参与者的立场和观念的影响,呈现出新的格局和趋势。因而,非西方的国际法理论既具有客观上的必要性,也具有现实的可行性。倡导并建构国际法的中国观念,在方法上意味着要更充分注重定性研究和规范分析,在路径上要求通过观念的批判和建构,在元理论方面提出国际法认知和运行的新概念、新因素、新论断,从而有利于在具体规则和外交策略上提升中国的形象、维护中国的利益。     

晚清在华美国传教士与近代西方国际法的传入——以伯驾为中心的考察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由于种种原因,外国传教士成为重要媒介。在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的过程中,晚清寓华美国传教士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第一位来华医学传教士伯驾翻译国际法的活动为中心,兼及丁韪良,论述了寓华美国传教士对近代西方国际法传入中国所作的重要贡献及其对晚清外交和中国国际法学发展的影响。     

国际法的存在与遵守义务的根据--作为探究刑法制定根据的一点成果

与刑法相同,国际法也面临着"为什么需要国际法"这一根本性问题。刑法与刑罚的最深层次的存在根据是人"对所有的欲求",由于国内法与国际法的本质区别在于适用对象的不同,因而这一理念可以同样适用于以"主权国家"为适用对象的国际法。亦即,国际法的存在根据是"各个主权国家对利益保护的欲求"。在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时代,我们可以以该理论为基础在东亚确立新的国际法秩序,并尝试以中国的思想为中心,创建能够替代"西洋近代"价值观的新的世界观。     

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问题与改进

一、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研讨中国特色国际法理论的必要性,需要树立一种正确的国际法观,也就是认识和分析国际法的妥当方式、看待和审视国际法的正确心态。国际法观有多个维度,从国家立场、国家利益、民族文化的角度看,可以作这样的论断:不唯可以拥有一国特色的国际法理论,而且,国际法源自国家实践,国家的单边、双边、多边等不同层面的实践,还构造了具有一国或     

法律文化的更新与近代中国传统法律的现代化

西方现代法律文化的冲击和中国社会精英阶层所具有的现代性观念的变迁,是20世纪初中国传统法律走向现代化的最初动因,但社会精英阶层观念的变迁只是为中国传统法律现代化提供了一种可变的契机,其发展的路向决定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现代化转换的程度,而近代社会的社会历史环境并不能为传统法律现代化的转换提供良性的条件,这也决定了中国近代社会传统法律现代化的最终命运。     

从人权保护谈个人的国际法地位

国际法上的个人究竟处于何种地位,理论界一直众说纷纭。但近代以来越来越多的人都逐渐接受个人可以成为国际法的主体的观点。本文主要从对人权的保护方面,分两个部分对个人的国际法地位做一下简单的论述:第一部分,从对传统主权观的批判来说明人权与主权的关系;第二部分,从国际或区际公约入手来说明为了保护个人的权利,应当使个人在有限的范围内享有主体的资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