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安管理当场处罚程序亟待完善

治安管理当场处理程序的设置，有利于提高治安行政效率，维护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由于现行法律规定比较抽象，可操作性不强，使得当场处罚程序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当场处罚程序在适用条件、具体内容、适用权限等方面需要完善和改进。     

非刑罚处罚司法适用情况调查与法理研究

非刑罚处罚措施在实践中极少被适用。由于我国《刑法》第37条规定的非刑罚处罚方法并不丰富，“犯罪情节轻微不需要判处刑罚”、“可以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等条件设置缺乏量化内容，导致非刑罚处罚的标准非常模糊。检察机关是非刑罚处罚刑事适用的当然主体。非刑罚处罚适用条件包括犯罪情节轻微性、刑罚处罚豁免性、非刑罚处罚必要性等三方面内容。非刑罚处罚适用范围应按照合法性原则界定，只有刑法规定应当或者可以免除刑罚的情形，才能予以适用。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下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的新出路

作为刑罚的必要补充或替代．非刑罚处罚措施具备了防治犯罪应有的功能，体现了刑法公正、谦抑、人道的价值和刑罚个别化原则。满足了两极化刑事政策的需求。我国的非刑罚处罚措施主要体现在刑法第37条。具体包括训诫、责令具结悔过、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行政处罚和行政处分六种方式。但由于我国立法上对非刑罚处罚措施的种类和具体适用方式规定不足，司法工作中存在轻视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倾向，使其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应在对我国非刑罚处罚措施进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借鉴国外的相美制度，在完善我国原有非刑罚处罚措施的同时，增加其种类，扩大其适用范围．并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从而有效地发挥非刑罚处罚措施应有的功能，更好地惩治与预防犯罪。     

行政刑法视域下我国单位犯罪处罚制度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中的单位犯罪大多是行政犯罪,而由于单位自身的组织性与意志由集体决策的特性,对单位犯罪处罚制度的研究,就不能仅局限于在刑法领域进行探讨,而应该在刑罚措施适用的基础上,从单位内部的制度完善及外界的配套监督等方面,探寻预防单位违法犯罪的新思路。因此,从行政刑法的角度研究单位犯罪的处罚制度,既是一个崭新的研究视角,也有利于立足单位的自身特征,明确处罚单位犯罪的价值目标,完善我国相关制度设计,从而有效预防单位犯罪。     

对刑罚减轻处罚若干问题的思考

现行《刑法》第63条确立了我国减轻处罚的量刑制度,但对如何减轻、减轻的幅度等问题未作出细化规定,由此带来适用中的诸多困难与问题。1.减轻处罚能否变更刑种;2.减轻处罚能否及于附加刑;3.附加刑附加适用时减轻处罚的操作问题;4.减轻处罚能否由刑事罚减为行政罚。     

“暂扣款”合法化的正当性追问——兼论治安管理处罚担保

《治安管理处罚法》设立的担保制度突出体现了行政法的精神,它既维护了法律的严肃性,又充分保障了被处罚人的合法权益。但该制度仅能适用于拘留的暂缓执行,而且要符合一定的条件,不能随意地扩大适用到罚款处罚以使“暂扣款”合法化。     

赌博犯罪处罚的比较分析

由于赌博行为的严重危害性,各国和地区均从刑事法层面加以规制,并规定了各具特色的处罚制度。我国刑法中赌博罪的刑罚相对粗糙,有必要在批判性借鉴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基础上,建构完善的处罚体系和运作机制。文章通过比较研究各国和地区的规范与实践,从刑罚体系构造、刑罚实现方式、特别犯和累犯的加重处罚以及非刑罚的保安处分和行政制裁的具体科处等方面详细论述赌博犯罪的处罚体系。     

我国刑法从宽处罚规范化研究

从宽处罚是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具体体现之一,更是在具体案件的量刑中法官不可避免应考虑的基本问题。我国刑法规定了从宽处罚的具体情节和方式,但这些规定仍不够完善和规范,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量刑实践中的一系列问题。完善我国刑法从宽处罚的有关规定,对从宽处罚适用进行规范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免予刑事处罚适用去“身份化”探析

平等适用刑法是刑法的基本原则,但司法实践中公务员成为犯罪主体时,往往因为其特殊身份而受到"优待",尤其是在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上。由于《刑法》第三十七条定位不明确、免予刑事处罚适用条件模糊以及公务员的身份特殊,免予刑事处罚成为部分公务员犯罪后逃避刑事制裁的手段。因此,需要通过明确免予刑事处罚的适用条件、建立免刑监督机制等途径正确适用免予刑事处罚,才能更加符合刑罚发展轻刑化的趋势。     

累犯的刑事责任若干问题探讨

累犯中“应当从重处罚”的“从重”，是较初犯从重进行处罚；尽管刑法规定了累犯不得假释，但累犯却不应当排除适用假释；解决数罪累犯的处罚问题，单纯采用“先并罚后从重说”与“先从重后并罚说”中的一种不行，应当依据数罪累犯的类型将两者结合起来。对累犯完全有必要适用加重处罚原则，但通过司法解释增加盗窃累犯“加重处罚原则”不妥，有必要在立法上予以补充规定。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展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具有开放的空间,但需要立法者、司法者和执行者在刑法基本原则的制约之下展开其具体内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首先作为刑事立法政策指导刑事立法,而刑事立法政策、刑事司法政策和刑事执行政策应当放在整体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考察,在有关犯罪人人权保障和被害人被害补偿的刑事社会政策中进一步展开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理论再认定

我国现阶段强调实行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关于该政策若干基础理论问题,学界仍存在争议.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当被解读为刑事司法政策,其基本内涵应是宽严之“济”,区别对待.与其他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应当重构,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的修正和变革,同“严打”政策存在并存空间,也是刑事政策两极化发展的必然结果.     

暂缓起诉的刑事政策与制度构建

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的提出是我国刑事政策的重大调整，暂缓起诉制度符合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非刑罚化的刑罚结构、区别对待的核心要求和促进和谐的终极目的。今后对我国《刑事诉讼法》进行修改时，应从适用条件、运作流程和监督机制三个方面构建我国的暂缓起诉制度。     

论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视野下前科消灭制度的构建

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系国家出于促进社会和谐、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的考量。“一日行窃、终身是贼”的前科终身制度不利于促进行为人的积极再改造。前科消灭制度作为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普遍采用的一项制度,对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司法政策具有积极意义,有必要加以借鉴和应用。建立前科消灭制度,不仅有利于激励有前科的行为人积极改造,同时也有利于减少社会对立面,促进社会和谐。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检察机关查办贪污贿赂案件中的把握和运用

宽严相济是我国预防和控制犯罪的基本刑事政策，对刑事法律的制定和刑事司法实践都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在反贪办案过程中，积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司法政策，通过号召、鼓励犯罪嫌疑人投案自首，主动坦白交代罪行，争取从宽处理等方式，以感召愿意悔改者，孤立顽固者，分化瓦解犯罪营垒，缩短破案时间，节约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

刑事政策是国家针对犯罪而采取的防治方略,宽严相济是我国基本的刑事政策,从和谐社会的理念和要求出发,认真研究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公安机关中的运用,对于有效预防控制犯罪、高效服务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建立符合我国国情的沉默权制度

处于被司法机关审查状态的公民 ,可以自主地选择说话或不说话的方式表达其意志。沉默的表示应当视为以不作为的方式与司法机关合作 ,将正常行使沉默权纳入抗拒的范畴是不妥的。我国“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的传统政策应当修正为 :“坦白应当从宽 ,沉默受到保护 ,抗拒必须从严”。正确意义上的“坦白从宽 ,抗拒从严”与沉默权并不矛盾。在保护人权的同时 ,必须强化国家的司法权 ,根据我国的国情 ,对沉默权应当予以必要的限制。当前 ,应当审慎地对刑诉法第93条进行修改 ,明确规定沉默权只能有限行使     

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与短期自由刑改革

本文在探索我国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深厚历史渊源中寻求其近现代新内涵,并以之为视角,通过对其蕴涵的效益价值分析,来审视我国目前短期自由刑在立法和司法层面的弊端。笔者认为在保留短期自由刑的前提下,对其弊端可从立法、司法上的非犯罪化、非刑罚化及完善资格刑与短期自由刑裁量制度等方面来替代和完善。     

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及其对犯罪控制的影响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架构与两极化刑事政策一样,也是"重刑化的实体法"配合"微罪处分的程序法"。在犯罪控制的内化过程中,刑事政策也从国家本位转到国家.社会本位上来。国家的放权分责,既加强了对犯罪的打击和预防,也让民众承担了更多责任。     

刑罚轻缓化的理性思考

在刑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其发展的总体趋势趋于轻缓：由残酷走向人道,由野蛮走向文明,由严刑峻罚逐步趋于轻缓。刑罚轻缓化的背后蕴含着深厚的理论基础：刑罚人道主义、刑法的谦抑性和刑罚功能的有限性。以此理论为支撑,为了使刑罚轻缓化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应处理好与罪刑相适应原则、刑罚的本质和现阶段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之间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