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波、匈关于企业党组织地位与活动方式的理论

1953年南共联盟六大基于工人自治的理论,对党在社会主义自治中的地位、职能与活动方式进行了重新认识并作出决定,改变党的职能与活动方式。认为党是一种指导力量,在社会生活中,在群众中“起引导作用”。铁托认为:“引导作用的实质:在实行自治和代表团制的情况下鼓励千百万劳动人民发挥创造力,并加强他们的自治意识”。这就是说,所谓引导作用就是引导人民群众实行自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使人民群众自主地管理国家、管理经济、管理企业以及其他社会事务。党“不包揽属于劳动者、属于他们联合劳动组织和自治机构的事务、权利和责任”,以通过各种自治机构来实现自己的领导作     

什么是“非营利机构”

１９９３年联合国、世界银行、经合 组织等共同编写的《国民经济核算 体系（ＳＮＡ）》中，把社会实体主要分 为四类：一是公司；二是准公司；三是非营利机构（英文名 ｎｏｎ－ ｐｒｏｆｉｔ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缩写 ＮＰＩ）；四是政府机构。 非营利性机构具有如下的主要性质和特点： １、向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 ２、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不以营利为目的。 ３、非营利性机构并不意味着其不能创造营运结余，但是其结余不得“分红”。捐赠者或投资者不能享受任何形式的经济回报。非营利性机构职员的待遇不得超过处于相似情况、履行相…     

权力监督: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村委会建设的关键环节

村委会作为村民自治制度的组织载体,在农村和谐社会的构建中起着引导与推动的关键作用,而实践当中村委会却存在着角色的失衡,学界对此问题的研究主要是基于“国家与社会”范式框架之下,分析村委会在“村民自治组织”和“附属政务执政者”之间的角色摇摆。若从“公”与“私”的关系分析村委会,判定其角色的失衡并不仅仅是“过度自治化”或“附属行政化”,而是偏离了“公”走向了“私”。因此,农村和谐社会构建中村委会建设的重要环节就是对村委会权力进行有效监督。     

联合国领地触角伸八方

联合国是个庞大的组织，它直属、联系及咨询的机构超过650个。联合国“主要机构”有六个：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秘书处，通称“总部”，除法院驻荷兰海牙外，均在纽约联合国城。总部以下设20多个“附属机构”，除粮食计划署在罗马，环境规划署在内罗华，亚太经社委员会在曼谷，联合国大学在东京外，都在三个联合国城（纽约、日内瓦、维也纳）。与联合国建立关系的政府间机构有15个，称“联合国专门机构”，各有自己的独立管理体系和预算，除教科文组织在巴黎，万国邮联在伯尔尼，粮农组织在罗马，民…     

神秘的银联

银联是什么机构？ 具有“国家队”背景的中国银联，此前极少公开披露关于自己的信息，其组织架构、经营数据更是难寻根据。     

国外电子化政府发展状况及启示

电子化政府发展最早并最为成熟的当首推美国。在美国，电子政府又被称为“虚拟政府”。虚拟政府的筹划和建设大体上是由美国联邦政府统一发起并组织和调控的。在联邦政府下面，共有自发组织、政府组织、公益性组织等组成10个监管政府信息化的组织机构，冠以一个总的全名叫做：政府技术推动组。     

发达国家如何保证食品安全（上）

美国：多层次“一揽子”监管 美国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分为联邦、州和地区3个层次，主要监管机构有20多个。在联邦层面上，负责食品安全的机构主要有：卫生与公众服务部下属的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以及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CDC），农业部下属的食品安全和检验局（FSIS）以及动植物卫生检验局，还有环境保护署（EPA）与全国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州和地区机构的职责是配合联邦机构执行各种法规，检查辖区内的食品生产和销售点。     

进入调整和完善时期的机构改革：建构高质量的政府

通过对政府组织体系、政府与外部组织关系两个层面的改革，前八次机构改革建构了一个政府治理体系和运作的基本架构。新一轮机构改革是在深入推进前八次机构改革基础上所做的调整和完善。研究认为，未来的机构改革应从政府治理体系、政府治理能力和政府治理模式等三个层面进一步加以调整和完善，具体在于政府组织体系的进一步完善、政府治理能力的进一步提升、机构改革与政府治理模式的同步演进。     

扎根合资企业发挥党的政治优势

中外合资企业如何开展党的工作、发挥党的政治优势，我们上海工业系统中外合资企业党委书记工作研究会，结合自己企业的实践，进行了专题研讨。一、当前中外合资企业党建工作基本概况和主要特点（－）由于中外投资比例不同，决定了党建工作在合资企业中组织机制的多样性。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大类：１、“机构全，人员精”。在由中方控股，并以中方为主管理的企业中，党组织往往是随合资企业的创建而同步建立，其主要党组织机构一应俱全，但人员精简。比如上海三菱电梯有限公司、上海日立电动工具有限公司等党组织设置机构全，人员精，强调工…     

元代以来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审视--结合“公共管理模型”与“地方行政史例”

基于Christopher Hood公共管理三重价值的视角，选取元以降（元、明、清、民国）四个历史单元为案例，审视和比较其地方行政的演化轨迹、横纵架构和运行成效。尝试一个“西方当代公共管理理论”和“中国古代地方行政实践”相结合的独特研究路径，结合“管理模型”和“史料分析”，构建一个地方行政价值实现的框架模型（LAVAM），探究地方行政的纵向组织层级、横向权力统分与公共管理三重价值——公正、效率、稳健之间的联系与规律，以现代公共管理理论和研究方法剖析元以降地方行政历史演化的客观规律和内在逻辑，启迪地方行政改革与央地关系探索“，以今审古”“、以古鉴今”。     

联合国与“国际家庭年”

联合国专电 1989年12月8日,第44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宣布1994年为“国际家庭年”,其主题是“变化世界中的动力与责任”。联大的这个决议反映了国际社会对家庭问题的普遍关注。 根据该决议,联合国及其机构组织的任务是协助各国或地方部门开展有关“国际家庭年”的活动。联合国系统内36个机构或专业组织,响应大会决议,围绕“家庭年”进行了筹备工作,并直接或间接地参加了“家庭年”的活动,主管部门联合国政策协调和可持续发展部还在维也纳设立了“国际家庭年”秘书处,负责各部门的协调和组织工作。     

城市社区建设与社区自治组织的发展

社会共同体的自治理念与现代宪政理论的发展是社区自治的理论与思想基础。在“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指导下的社区选举、社区财务、社区管理服务是社区自治组织自治性的具体体现。社区建设的发展对社区自治组织的自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社区居民委员会自治能力的提高成为社区建设与发展的关键所在。通过完善与改进社区选举制度提高社区居民自主推举社区管理的能力，同时，提高社区居民委员会的财务自主能力和自我管理与服务的能力以及加强居民委员会的自身建设，是推动社区自治组织发展的重要途径。     

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智库建设

在当今世界,各国各级政府或政党组织在处理国际、国内各项事务,推动社会发展过程中,“智库”（thinktank）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而一个政府或政党组织是否倚重智库的作用也逐渐成为衡量这个政府或政党组织是否科学决策的重要标准。所谓智库即“思想库”、“智囊团”,是指由各方面的专家组成,为决策者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研究机构。     

决策执行分开的思考与践行

深圳新一轮行政改革的亮点之一是借鉴了西方决策与执行分开的经验，成立了7个委员会，18个执行局，6个办公室，并明确规定，“委”是主要承担制定政策、规划、标准等职能的部门；“局”是主要承担执行和监管职能的机构；“办”是主要协助市长办理专门事项、不具有独立行政管理职能的机构。     

社区组织结构优化：城市社会管理体制创新的应然选择--以杭州“上城模式”为例

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建立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我管理和社会自治管理的有效对接、互动互补、多元协商的复合社会治理结构，为此需要理顺社区组织间关系，实现组织结构—功能的内在整合与机制优化。杭州市上城区通过搭建“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架构，尝试推动社区复合型管理体制创新的实践为我们提供了重要借鉴。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城市社会管理创新需要围绕顶层设计科学化、社会组织“紧密化”、参与主体多元化、社会管理智能化、运行机制长效化等几个方面来推进。     

“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国经中心

3月20日，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在北京宣布成立，它被外界称作“中国最高级别智库”。其最引人注目之处就是一个由122人组成的跨经济、学术、外交和政府高层官员的超豪华领导阵容，其理事长是前国务院副总理曾培炎，秘书长是商务部前副部长魏建国，副理事长和理事则囊括了一批高级别官员、     

在发展民主中实现村庄“善治”——对天津市武清区深化村级民主的研究

“善治”的本质特徵就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民主执政的理念体现了执政党对“善治”的追求，村民自治是民主执政理念的实践。天津市武清区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等一系列民主实践的基础上，针对一些村级党组织民主执政能力与村民自治发展不相匹配的问题，实行了村支书担任村民代表会议主席的制度；针对农民群众参与村务管理的广泛性要求与村级民主成本短缺之间的矛盾，推行了户代表会议制度。本文从武清区近期深化村级民主的实践分析入手，论述了村民自治与村党组织的民主执政方式形成良好的互动合作机制，是村民自治深化发展的必要条件；经过十几年的村级民主实践，村民自治与村级党内民主已初步形成良性互动的发展方向；为防止村民自治的异化，必须加强和改善党对村民自治的领导；两委矛盾的产生有其深层根源，其实质在于权力与利益之争；实现村庄“善治”需要村级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的互动与合作，在大力加强村级党组织建设，提高其民主执政能力的同时，必须不断完善科学的村民自治运行机制，并逐步建立村党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良性互动的合作机制。     

乡村“微自治”:实践检视与路径建构——基于“治理有效”的分析视角

“治理有效”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基础，也是对乡村治理提出的新的改革要求。将“微自治”置于“治理有效”的视域下进行检视，发现乡村“微自治”模式虽然在凝聚自治主体共识度、保障自治过程有序性、提升自治功能有效性等方面产生积极作用，但其实践机制也存在不利于多元主体有效参与、阻碍多元主体合作互动关系的建立、难以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等实践限度。基于实现“治理有效”的目标导向，乡村“微自治”需要立足其实践优势，从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换、推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有机结合、推动自治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等方面实施进一步优化。     

城市化与村民自治的变迁

在城市化进程中,村民自治,既表现为农村社会政治民主化的发展,又面临农村社会城市化的机遇与挑战.城市化带来村民自治主体条件、自治环境、自治方式与手段的变迁,赋予村民自治新的内涵与形式,其影响是深刻的和基础性的.在城市化的推动下,村民自治在农村社会关系、组织形式、村民生活方式和分配方式多样性的变动中生成、推进与发展,出现了由传统向现代转型,乃至农村社区向城市社区部分或整体转制,村民自治向城市居民自治转制的现象.     

村民自治制度安排与农村公共产品供给

村民自治制度在某种程度上是国家为解决农村公共事务与公益事业供给而作出的制度安排。近十多年来,村民自治制度参与了农村公共产品生产,并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因自治组织兼政务、村务于一身,决策与服务存在独立性、封闭性和排他性等,不少村民自治组织不愿意与村民同心共事,更乐意与乡镇权力“合谋”,致使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失效。不过,村民自治制度仍不失为村庄治理方面比较好的制度设计,只要我们进一步完善它,该制度就肯定能发挥其安排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