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与主权国家的外交：全球化时代的新发展

全球化趋势使得整个国际社会越来越向组织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方向发展,这对主权国家的外交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此有必要从国际法、国际社会和主权国家之间的互动的关系来考察外交变化和发展。但传统国际法对外交的理解和界定是比较狭隘的,这落后于急速变迁的国际政治现实。国际法既给国家的外交设定了很多限制,也拓宽了国家的外交空间;既增强了主权国家外交解决问题的能力,但同时在一些问题领域又弱化了主权国家的作用。     

论全球化时代的国际法与人权关系

国际法与人权关系研究长久陷入僵持,全球化的到来为此问题的讨论带来了新的契机。全球化时代经济环境使国际法适用的领域愈来愈广,国际法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国际法内涵,国际法与人权关系出现了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论国际法之“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

国际法的"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obligations erga omnis)是现代国际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是国家对其某些行为承担国际责任的基础。国家责任的实践和国家责任的编纂中对于"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的研究贯穿始终。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反映了国际法价值论的变化,国际体系是由并存的主权国家组成的,但是国际法的价值不应仅仅是国家价值,在国家价值之上,应有所有国家都对其享有利益的价值,即国际社会基本价值和国际社会共同利益,这主要表现为强行法对基本人权的保护。由之,国际社会之一切国家应有"对一切"的义务。同时,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应促使我们对国际法体系结构和国际法效力根据的再审视,对国际社会整体的义务昭示出国际法中自然法的应有地位。     

奥运反恐与国际法

奥运反恐不仅是东道国和国际奥委会优先考虑的问题,也是国际社会根据国际法应进行合作的事情.在奥运反恐问题上需要东道国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但是合作需要在尊重东道国主权以及遵守国际法的基础上来进行.东道国为反恐而采取的某些国内行为也要有法律上的依据.     

全球化进程中主权权力的让渡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进程必然和国家主权发生冲突,各主权国家为了共享经济全球化的成果,不得不在经济管理、政治决策和国家管辖权等方面让渡部分主权权力。但是,让渡主权权力不是无原则的,主权权力的让渡必须符合国家利益、人类共同利益和国家主权原则。     

浅谈"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理论的实践意义

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的互动关系为研究对象,探讨其理论依据,回溯其演化历史,演绎其内在体系,展望其发展趋向,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全球化背景下国际正义面临的挑战及其维护

国际正义具有相对性和复杂性。国际法在制衡民族国家权力与利益、维护国际秩序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面对全球化浪潮的冲击,要建构国际正义,就需要克服国际法自身的局限性,克服主权原则的挑战,并不断完善和充分发挥国际法的功能和作用。     

经济全球化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

本文从历史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经济现实出发,阐述了经济全球化并不完全是由发达国家发动和倡导的一场运动,而是由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发展推动的一种客观趋势.由于和资本主义相生相伴,经济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性质,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受益最多,但同样也面临一些冲击和挑战.各国只有不断地进行调整和变革,才能适应全球化的发展趋势.随着参与经济全球化国家类型的增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并不必然是资本主义化.     

全球化与我国的国家安全

全球化一方面促进了世界的和平与稳定,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国家、民族之间的鸿沟与矛盾,冲击着世界的安全,对我国也不例外。全球化使我国拥有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我国的国家实力将随之不断加强,但也对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安全提出了挑战。加大维护我国国家安全的力度,确保国家的利益已成为我们今后工作的重要内容。     

全球化、逆全球化与恐怖主义新浪潮

全球化时代的恐怖主义,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提供的各种便利,另一方面以反对或抵制全球化为目标,阻碍全球化发展。自19世纪70年代产生以来,现代恐怖主义就具有重要的国际化维度,不过,直到全球化时代,恐怖主义的国际化才达到新的高度。受全球化的影响,当前国际社会遭遇的第四波恐怖主义,即宗教恐怖主义,在恐怖袭击数量、致死率、攻击地域、组织结构、意识形态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特征。全球化至少通过五种机制影响了恐怖主义浪潮的存续,包括治理恐怖主义的必要性与国际社会治理能力之间的差距、全球化时代民族国家权力的流散导致国际社会与特定地区或国家的权威不足、全球化带来的迅速变迁导致民众产生强烈的本体不安全感、恐怖组织构建以反全球化为目的且能缓解目标群体本体不安全感的话语体系,以及全球化为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提供了网络等能够进行有效动员的工具。从长时段来看,作为一股反全球化或逆全球化力量,恐怖主义不足以彻底逆转全球化进程,但如何走出越反越恐的怪圈,推动全球化朝良性的方向发展,是国际社会需要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矛盾与冲突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新技术革命和市场经济的共同推动下,全球化的触角逐步伸向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为国与国之间的经济关系勾勒出了一幅深层渗透、广泛合作又相互制约的图景。本文着重分析全球化时代国际经济关系的特征与规律,揭示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的主要矛盾与冲突及其产生的根源。     

经济全球化与国家职能

国家职能是指国家为实现其基本目的和根本任务而具有的社会功能,它表示国家活动的基本方向,是国家权力的内在表现。国家职能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国内外阶级力量对比和经济、文化宏观环境的改变而改变。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正在席卷整个世界,给世界各国的主权都带来了深刻冲     

浅析国际经济法与经济法、国际法、国际私法的关系

直到20世纪80年代,我国才正式出现国际经济法,大致比国际上晚50年。在此之前有一些论文就国际经济法的概念、对象、范围、渊源、内容体系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和研究,一些学者还编写了国际经济法讲义。中国国际法学会先后举办了海商法、国际经济法研讨会,极大地推动了国际经济法学的研究与发展。特别是在90年代以后,国际经济法学在我国获得了迅速的发展。一些院校相继成立了国际经济法教研室或国际经济法系。     

经济全球化、人的安全与治理

人的安全是人的发展之重要条件,它包括经济安全、食品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社区安全和政治安全等七个方面的内容。目前的经济全球化加剧了人的不安全性,具体表现在全球性生产、人口迁徙、生产的新模式、传统领土安全与人的安全之间的资源竞争、相互依赖与领土主权原则之间的冲突,对人的安全带来了负面影响。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难以单独有效地应对人的安全的难题,在人的安全治理上不仅需要国家的治理结构,还需要一个以人的发展为原则的全球治理结构。面对人的安全,全球治理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以合作姿态来帮助相关国家解决人的安全问题,而不是作为超国家主体干预发展中国家;它是一种经济、社会的全面治理结构,而不是一种单纯的安全结构;治理的原则应该是以人为本。但是,目前由于全球治理中的民主赤字使得在全球范围内的治理效果不彰。要改善人的安全的治理结构必须首先在世界范围内减少民主赤字。     

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与社会主义的关系

一认识和处理全球化问题,首先应搞清楚全球化的含义,对全球化的概念作出界定.国内学术界对全球化有各种不同的理解,大体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全球化就是人类生活的一体化过程,是超越地区、尤其是民族国家主权的一种全球整体性发展趋势.有的学者则进一步将全球化解释为人类不断地跨越空间障碍和制度、文化障碍而在全球范围内达成更多的共识.     

通过法律推动发展——全球化时代与中国经验

法律是由国家颁布和实施的规则，其主要“功能（law—job）”是改变行为。通过改变法律，一国可以改变有问题的行为，从而改变有问题的制度。除非法律引导行为服从法律规定，且行为确实有利于改善该法律规定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否则一切都是空谈。我们应该将“以法律推动发展”的努力聚焦于研究并制定详细的立法措施，来扶助贫穷和弱势的群体——并使之真正发挥作用。     

全球化与"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

当今世界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并存,两者虽有矛盾,但在法律领域则意味着不同法系、不同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程度的融合,全球法治化与法律全球化的趋势俨然存在.在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实因素交替作用下形成的"中国法治的民间化障碍"正成为对抗"法治全球化"的巨大阻力.调和这种矛盾的最佳选择是运用"和"的哲学思维和方法论构建强调"和谐"的现代化法治社会,这既是中国文化的传统价值理念在当代的回归,也是融合异种文化后的创新,为中国的法治化建设提供了方向和途径.     

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开放性全球化观与中国法律哲学建构论纲

世界结构构成了当下中国法律哲学的历史性条件。于是，我们在审视“中国问题”时必须建构一种“关系性视角”。以此视角观之，中国被“裹挟”进的“世界结构”，对其未来发展有着一种并非依赖“共谋”而是根据承诺的“强制性”支配。全球化时代的“世界结构”，不只是对此前西方现代性的简单延续，而是具有双重性。这就使得中国的问题不再是“发展中世界”、     

反思国际法效力根据"协调意志"的意识形态性

国际法的效力根据在于所谓各国意志之间的协议,即"协调意志"说.但是,"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与现代国际法理论及发展趋势存在冲突,与国际社会和国际法的发展存在不和谐之处,"协调意志"说的意识形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国际法发展的推动力受到削弱,损害了国际法作为一个学科体系的生命力.因此,我们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国际法,不应局限在某一狭隘的、群体的范围内,使其更有利于国际社会和全人类的发展.     

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权——国家使命是否终结?

全球化与国家自主权之间的紧张关系是全球化辩论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尝试从国内政治反应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虽然民族国家的政策可以给国际市场一体化设置壁垒和迟滞其发展,但是民族国家也同样能够通过提供稳定的国内环境和缓和市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方式来促进全球化进程.全球化削弱了国家自主权,减小了民族国家政府给全球经济活动设置壁垒的能力,但同时也使民族国家支持全球化平稳发展的能力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