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关系的四个角度

可以从四个角度研究中国共产党与文化的关系:其一,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传统文化;其二,中国共产党与20世纪中国文化;其三,中国共产党的文化思想理论政策及其实践;其四,中国共产党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     

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的科学观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的科学观,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关于科学的社会功能的重要理论,在认识上强调了真理与实践的关系,促进了科学技术与当时社会生产实践和革命实践的结合.这一思想的形成,体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的继承和近代以来科学在中国传播的历史结果.从历史和社会的角度来看,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中的科学现与所谓"唯科学主义"的指认存在着异质性的区别,对于如何认识科学在当代社会运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重要的意义.     

"用人疑人,疑人用人"之辩--学习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决定》

本文以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精神为指导,从历史与逻辑统一的角度指出了传统用人观--"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的理论缺失,在此基础上,进一步阐释了"用人疑人,疑人用人"的当代理论张力与现实法则.     

深刻理解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

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对传统文化的深刻理解。只有挖掘出传统文化中"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内容,才能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才能增强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和话语权,更好构筑中国精神、中国价值、中国力量,为人民提供精神指引,由此真正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是宏观、系统、辩证的思维方式,即"天人合一"的宇宙系统观。从这个角度梳理中华传统文化,可以从中提炼出在当代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并有可能争取世界各民族共同接受的三个理念,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天人合一";人与社会的关系:"和而不同";人与自我的关系:"内求自省"。     

文化自觉与中国认同笔谈

正文化自觉与中国认同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者致力于探讨的重要问题。打破学科壁垒,从文学、史学、哲学、艺术学等多重角度探究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在水乳交融的学术对话中认识中国文化、促进中国文化认同,以历史眼光和主体意识反思社会发展的价值目标,考察20世纪以来中国文化研究之得失,探究现代中国文化的建构方式与中国人的文化面貌,体现了这组文章作者的共同努力。徐楠博士解读了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的内在理路与当代意义,他认为古代文论乃至整个古代文化传统与当代中国血脉相连的特性已经为越来越多的国人所自觉,古代文论基本观念研究将为"传统文化当代转化"这一热点话     

试论中国近代科学技术落后的哲学原因

对传统文化进行深刻反思的潮流正席卷着我们的时代: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猛烈冲突不能不促使当代中国人再次深入思考传统文化的功过得失与发展前景。其中为什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在近代落后了?文化背景与科学之间有什么内在联系?作为文化核心的哲学对科学技术产生了什么影响等问题正日益引起人们的兴趣。本文将从哲学史的角度,分析我国所以不能产生近代科学的本体论、方法论原因,讨论传统价值观对科技发展的消极影响,期望得到指教。     

论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

实证主义的量化研究在公共行政学领域一度占据着主导地位。量化研究对于公共行政学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价值,它有助于精确描述行政现象,有助于获得新的行政信息,有助于深化质的分析与完善其他研究方法,有助于提高公共行政研究水平。但是,量化研究不能解决公共行政学中的所有问题,其实施运作比较艰难,其研究结论存在信度与效度问题。量化研究有其相应的运用区间,适用于行政宏观层面、行政现象、行政改革、行政绩效评估、描述和预测性研究等领域。因此,为整体提高公共行政学的研究水平,公共行政学量化研究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要服务于行政现实问题,要与质化研究进行有机结合,并需要得到进一步强化。     

合之则双美：经济学制度分析方法的反思

当代经济学出于对主流经济学研究方法论的反思 ,日益重视对制度及其经济绩效的研究。本文从方法论与史的角度考察不同时期制度分析的方法与内容 ,并设想将传统制度分析的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融为一体 ,以促进制度分析的进一步发展。     

公共政策执行“中梗阻”产生的上行原因及破解之策

公共政策执行"中梗阻"病发于中层,但其产生的深层原因却是多层面的。从"上行"干扰的角度来看,其产生执行"中梗阻"的原因主要在于公共政策本身的缺陷、政策目标的模糊性、上级执行态度不坚决以及责任转移的官场潜规则等等,必须从科学制定公共政策、明晰政策目标及实施步骤、加大执行及追责力度等方面着手进行解决。     

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下的中央苏区文化研究

科学对待传统文化始终是文化发展与变迁的核心问题.中共处理传统文化问题有何历史经验?在不少学者看来,中共对于传统文化的态度是"左"与极左,这似乎是不证自明的道理.对于这种观点,学术界长时间没有进行过认真的回驳或考证.本文选取中央苏区时期这段中共革命史上最激进的时间段,详细地考证了中共的传统文化政策与实践,从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关系角度,清晰地证明了中央苏区的文化建设一方面极力反对旧文化,反对传统礼教,倡导妇女解放,反对迷信旧俗,另一方面对于民间文艺进行了大力传承与利用.因此,笼统地认为中共全盘反传统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即使是在最革命的时期,中共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论与实践也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启示.     

鲁迅与当代文化建设

鲁迅思想和文学创作的独创性对当代先进文化建设仍是一面旗帜;鲁迅的“立人“与“立国“思想,仍是当代文化建设的根本使命:鲁迅的“业余性“昭示我们,当代知识分子应积极关注整个民族和世界的发展;鲁迅的“拿来主义“思想,仍是当代先进文化建设最重要的方针和方法.     

政策执行研究中的理论模型探讨

在西方持续20多年的政策执行研究中,大量学者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政策执行方案和模型,最有代表性的是"自上而下"模型和"自下而上"模型,以及后来的整合式模型。围绕三种模型所展开的争论,大大丰富和发展了政策科学的理论内涵,推动了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向着更加科学和民主的方向前进。     

社会科学成果评价中的问题及应遵循的原则

在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中,“形势需要”、“名人名言”、“非法即彼”、“指标分配”、“发表级别”、“字数多少”等方法都存在着严重的非科学因素。正确评价社会科学成果,应遵循基础理论和应用科学并重、学术价值和社会价值相统一、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多方面比较、重视创新等原则。     

墨学的文化特色和当代文化价值

诸子文化中墨学之为“显学”,必有过于和异于诸学之处。文章从文化视角探讨了墨学的主要特色,即“爱无差等的平民性质”、“独树一帜的科学精神”和“非攻备御的军事思想”、“折服古今的人格魅力”;并阐述了墨学“追求平等”、“主张互利”、“重视自然”、“崇尚创新”、“向往和平”等思想的当代价值。     

论技术和技术的历史划分

本文以技术的“社会化”程度以及技术与科学的关系作为划分技术历史阶段的基础,把技术发展主要划分为四个阶段:古代技术、近代技术、现代技术(科学时代)、现代技术(技术创新时代)。     

以素质教育为主题推进教育事业的全面发展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对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作了重要部署。为了保证人才强国战略的实施,《建议》重申了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方针。为了贯彻这一方针,必须落实科学发展观,以素质教育为主题,着力完成“普及、发展、提高”三大任务,推进教育事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深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

深化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首先要正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是怎样科学论证“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以及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论述的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贡献和发展。其次要全面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新变化。从中可以认识到这些变化并没有根本改变资本主义世界的基本矛盾,因而也决不会改变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     

论江泽民对科技生产力认识的深化

学习江泽民科学技术思想,研究江泽民如何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的科技生产力思想,对加快我国科技进步和科技创新,实现跨越式发展有着重要意义。江泽民科学技术生产力理论是当代先进生产力的集中体现和主要标志;科技创新理论是当今社会生产力解放和发展的重要标志;科技动力观是可持续发展的理论依据。     

论科学精神与决策素质

决策素质与科学精神紧密相连。决策素质是科学精神的外在表现,科学精神是决策素质的前提和内涵。科学精神决定着决策素质的高下,决策素质决定着重大决策的成败。只有自觉地运用科学精神提高决策素质,才算真正到达了科学决策的殿堂。     

论江泽民的“三农”思想

中国的国情决定了“三农”问题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功和今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江泽民关于解决“三农”问题的思想是我们党制定新时期“三农”政策的理论基础,其中关于“三农”的地位与作用、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农业保护、科教兴农、农业可持续发展等主要内容,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