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命的诱惑——“超女王贝事件”反思——如何认定医疗侵权

对美丽的大胆追求既带动了医疗美容行业的发展,也使医患纠纷大量增加。医疗活动作为特殊的业务活动,具有较强的风险性、复杂性和技术性。这使得医务人员的注意能力、注意义务、医疗行为损害后果以及责任的认定与责任的承担等,都必须加以特别判断。＂超女＂王贝因实施颌面骨整形手术导致死亡事件,引发社会各界对美容行业的广泛关注。本期热案聚焦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医疗活动中产生的有关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以期能对此类事件的处理提供借鉴。     

侵权法上“因果关系”的认定——从“两艘船舶同时碰撞第三艘船舶”案中看因果关系的判断标准

作为侵权责任认定的构成要件之一,几乎是所有赔偿责任构成要件的基础。本文以"两艘船舶同时碰撞第三艘船舶"案为例,通过比较英美法侵权理论中在处理类似案件所创设出来的侵权责任因果关系认定的"二分法"理论发现:"二分法"理论厘清了侵权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与哲学意义上因果关系的界限,在区分的基础上更有利于实现侵权法补偿性功能价值。因此,我国侵权责任理论中因果关系判断标准理论的完善需要借鉴英美侵权法的"二分法",并加以本土化,以期能够适应我国侵权领域司法实践,以更好地实现侵权法补偿性的功能价值。     

论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由“通钢事件”引发的思考

根据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职工是企业最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发达国家的公司治理经验表明,应当赋予职工以适当形式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本文认为,我国的公司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应当转变观念,加强职工在公司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防止＂通钢悲剧＂的重演。     

从“康菲漏油事件”谈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

2011年6月在中国上演了康菲漏油事件。此次事故发生后的索赔之难引起了环境法学界和社会的广泛关注。本文从康菲漏油事件的解决中介绍我国的环境侵权责任法律体系,指出我国环境侵权责任法律体系中存在的问题,并为解决相应的问题提出具体的立法建议。     

公共警告与“信息惩罚”之间的正义——“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折射的法律命题

"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缘自海口市工商局一则错误的公共警告,伤害了合法商家,造成了社会恐慌,又有损政府的公信力。"砒霜门"并非偶然事件,从法律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肇生事端的公共警告,可以看到它正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需求——既能满足风险社会里公众的安全信息需求,又能成为行政机关有效促进法律实施的惩罚(制裁)手段。公共警告像一切权力一样既可能为善又可能为恶,我国相关法制的疏漏造成了"砒霜门"式事件一再发生,需要强化法律治理以实现正义。     

由“三鹿”事件所引发的对完善公司社会责任的思考

"三鹿"事件的沉痛教训,再一次唤醒了人们对于公司社会责任的思考。正是由于三鹿公司社会责任的丧失,才导致了患儿死亡的恶劣后果。本文将从公司社会责任入手,分析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从而寻找到完善公司社会责任的最佳途径。     

论数字时代下著作权的保护问题——以百度文库事件为视角

百度文库事件一度成为网络乃至社会的热点事件，事件中作家们和百度公司各执一词，舆论也迅速分为两派，各方褒贬不一。百度公司的行为是否构成侵权、百度公司能否引用“避风港”规则进行免责是从法律上认定该事件的重中之重。本文拟通过对以上问题的分析，以百度文库事件为切入点探讨在数字时代下我国的著作权保护问题。     

“混淆之虞”,抑或“显著性受损之虞”?——对我国商标侵权认定标准的再思考

虽然目前学界提出的"混淆标准"与"显著性标准"均可在一定程度上为商标侵权的认定提供理论支撑,但却均存在对商标权人的利益保护不够周延的问题。鉴于商标功能是商标赖以存在的基础,对商标权利益边界的划定应当建立在对商标功能进行整体把握的基础上。为此,我国应在商标法中设置有关商标侵权认定的一般性条款,并在其中突显对商标功能的维护。     

论现场公证制度若干误区——反思“西安碑林假公证书事件”

一、公证制度问题的暴露近来,通过有关媒体和官方临时成立的调查机构对于“西安体育彩票丑闻”的一系列追踪调查,西安市“碑林区公证处假公证书事件”被迫浮出水面,于是,中国公证制度遭遇到了来自社会各界前所未有的各种质疑:公证机构为何会作虚假公证文书?公证员为何胆大妄为?     

由“安然事件”引发的对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业务的几点思考

"安然"破产案,引发了全球的诚信危机,我国的会计信息失真问题也使我国在对非审计服务对注册会计师的影响讨论日益激烈。对此,本文就注册会计师提供非审计服务的必要性和对审计的独立性的影响进行深入的分析,并对我国注册会计师(CPA)提供非审计服务管理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     

溃败的商业道德——蒙牛“诽谤门”思考——从民事侵权的角度看“蒙牛”事件

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秩序，一直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目标之一。现实申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法律权威的树立、公平公正市场规则的建立，不可能依赖市场主体的自觉遵守来实现。相反，通过外力强化各种规则的权威．确立有法必依的行动理念是建立规则意识的必有手段。蒙牛“诽谤门”事件的形成过程，不失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一个典型事例。“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从法治建设的角度认真审视该事件并进行多角度的解剖与分析．不是“亡羊补牢”而是“防惠于未然”。     

再论“信息定位服务提供者”间接侵权的认定——兼比较“百度案”与“雅虎案”的判决

提供链接并非"网络传播权行为"、不可能构成对"信息网络传播权"的"直接侵权"。因此"七大唱片公司诉百度案"中原告败诉的原因是其错误地起诉被告"直接侵权"。"红旗标准"应适用于判断链接提供者是否"应知"被链接的内容侵权的情形。对于包含大量流行歌曲链接的"榜单"而言,唱片公司只要在"通知书"中列出旗下歌手姓名与歌曲名称,就足以使链接提供者知晓哪些被链接的对象是侵权的。"十一大唱片公司诉雅虎案"的一审判决是对"红旗标准"的正确适用,反映了法院对"间接侵权"规则的运用已日趋成熟。     

我国非常规突发事件国家救助标准制度之完善——以美国“9.11事件”的救助经验为借鉴

一般情况下,政府对突发事件受害者实施救助的标准由政府财力、居民消费水平、救助对象的数量和救助需求所决定;但对非常规突发事件受害者实施的救助则经常构成例外,表现为救助标准较高且与政府财力、居民消费水平、救助对象的数量无关。这种特殊政策的正当性虽然能够得到论证,却面临着一系列实施的法律难题。美国在"9.11事件"中的救助经验被认为是处理此类事件的一个成功案例。"9.11事件"之后,美国国会通过立法授权设立补偿基金,凭借具有超司法功能的特殊程序,采用个案听证的方式,较好地达成了救助政策目标。我国可以借鉴这一经验并有所变通地进行制度架构,在提供特殊标准的救助时也进行专门立法,并主要凭借行政程序而非司法程序来实施救助,对人际差别的解决借助公众参与而非采用个案听证。     

对当前“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的法律对策

随着我国社会进入了全面转型时期,由各种矛盾引发的＂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也日益增多。所谓＂无直接利益冲突＂事件是指社会冲突的众多参与者与冲突事件本身并没有直接的利益诉求,而是因曾经遭受过不公平对待,长期积累下不满情绪,感觉到自己是显在或潜在的被权力侵害者,于是借机表达、发泄不满情绪而参与冲突事件,致使小规模的利益冲突迅速转化为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     

迫在眉睫的反思——从“毒土”案看我国环境侵权救济

随着近年来经济的快速发展,环境问题也愈发的突出。而现实的尴尬却是,当环境侵权行为发生,污染结果已然造成之后,相关的救济手段却无法弥补侵权行为所造成的损失。本文试以厦门市集美区的"毒土"案为切入点,剖析当前环境侵权案件救济制度存在的缺陷,并提出应对之策。     

“非典”专利热中的冷思考——由“非典”事件看专利法中的利益平衡

“非典”给我国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带来极大影响。全国各方面的力量积极投入到“非典”的防治工作中,知识产权部门也不例外。国家知识产权局和上海、重庆、湖北、广东、江苏、安徽等地方的知识产权局,纷纷采取提供相关专利检索信息、减免专利申请费用、加快专利申请程序等措施,鼓励与防治“非典”相关的医疗器械、药品的发明创造的产生。除我国外,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其他国家也都在针对“非典”全力进行科研攻关,力争尽早制服这一病魔。在这一背景下,相关科研成果的权利归属问题也很快引起人们的关注。从有关新闻报道来看,一股专利申请…     

“环境群体性事件”对政治稳定的影响及应对分析

近年来,日渐攀升的环境群体性事件愈演愈烈给我国的政治环境蒙上了一层阴影,影响了我国的政治稳定。对此,本文认为应,完善利益表达机制;加强政府公信力建设;转变政绩观,实施绿色政权;加强环境监测及风险排查、评价;加强和完善环境立法工作。     

关于“提单是物权凭证”的反思——兼论提单的法律性质

一、引言长期以来，在阐述或介绍提单的性质或作用时，人们除了把提单说成是承运人出具的货物收据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以外，往往还习惯成自然地将提单说成是货物的物权凭证（有的甚至把提单说成是所有权凭证）。然而，将提单说成是物权凭证，在法律上到底有什么依据？在实务中到底有什么必要？却始终没有引起人们的充分重视和深入思考。更加不幸的是，基于这一“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又引出了许多似是而非的说法，如：谁合法地持有提单，谁就是提单项下货物的所有人或物权人，云云。笔者希望本文能引起人们对此问题的反思。谬误之…     

著作权法中认定传播行为的“新公众标准”批判——兼论“新传播源标准”

欧盟法院为认定向公众传播行为而提出的新公众标准是误读《伯尔尼公约》和《伯尔尼公约指南》的结果,虽经欧盟法院的限缩性解释,也与国际条约不符。根据新公众标准为深层链接定性的做法,混淆了对传播权的保护和对技术措施的保护,也混淆了直接侵权与间接侵权的界限。我国不应移植和参考新公众标准,而应以相关行为是否产生了新的传播源为标准,对各类传播行为做出精准的判断,特别是正确认定提供深层链接行为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