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管理创新与公民社会培育:社会建设的路径与现实选择

社会管理是自上而下的社会建设,而公民社会则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建设。当前各级党政部门大力推进的社会管理创新与各个层面的社会组织蓬勃发展所形成的公民社会在实践中演绎出两条平行的社会建设路径。通过创新法制和塑造公民、改革体制和发育社会、改革党治和以民为本、创新政治和服务社会等路径,能够实现这两条社会建设路径的有效对接,从而在社会管理创新的改革潮流中,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建设之路。     

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

马克思社会历史观着重关注的是社会存在问题,即社会的本质是什么以及社会怎样存在和以什么形态存在更符合人的价值目标的问题。邓小平社会历史观的主题是社会发展问题,研究如何发展社会主义、如何发展中国的问题,研究传统农业社会如何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问题。从马克思的社会存在论到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观的跃迁,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邓小平的社会发展论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奠定了社会历史观基础。     

国际社会的社会性与非社会性

国际社会是国际关系英格兰学派的核心概念之一。通过与国际体系的比较,赫德利·布尔将国际社会界定为国家之间具有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的社会,从而完成了国际社会的概念化,并通过与国际秩序的联系加强了其社会性。另外,国际社会又是一个并非个人构成、没有中央政府、缺乏共同文化、存在普遍冲突的社会,这是其非社会性的表现。由此可见,国际社会是介于社会与非社会之间的半社会。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既要承认国际社会概念的有效性,又要关注其实质含义的特殊性,这样才不至于产生理解上的偏差。在国家外交实践中,既要通过共同利益、规则和制度促进相互合作,又要避免被国际社会的字面意思所误导而走进理想主义的外交泥潭。     

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与出路

伴随着中国的社会转型和社会变革,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大多数学者对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解读仅拘囿于历史的、国内的视阈。西方风险社会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解读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一个新的视角。西方风险社会理论语境下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困境在于:中国现行的社会管理制度本身成为当下中国矛盾凸显期的风险源,社会管理"内卷化"现象的愈益凸显将带来社会矛盾深层次的累积和爆发,风险责任主体的模糊和缺失使社会管理中"有组织的不负责任"成为常态。中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出路在于:重塑社会管理创新的价值取向,构建新型的社会管理体制,创建新型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完善社会管理的运行机制,真正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创新之路。     

综合治理思路的转变

加强社会管理要达到的稳定绝不是要退回到一元社会结构下采用政治或行政手段,压制社会力量发育,禁止社会组织发展,最后造成社会缺乏活力甚至"死水一潭"。虽然那样的社会也相对稳定,但却是僵化的、停滞的。     

社会治理改革的原则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要推进社会治理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改进社会治理方式,激发社会组织活力。"社会治理"这一新概念第一次出现在党和国家重要文献中,取代了过去的社会管理创新的提法,它的提出意味着中国社会改革有了全新的理念。社会管理偏重于强     

21世纪以来党和政府的社会组织建设理论创新述略

21世纪以来,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的实际,在社会组织建设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理论与实践创新:首次提出了"社会组织"的新概念;创新管理模式,建立现代化社会组织体制,社会管理以及社会组织自治都要在法治的轨道上进行;更新党建内容,在社会组织设立党组、发挥党的核心作用、增强党的工作辐射力度、加强党组织的制度保障;激发社会组织活力,鼓励支持社会组织全方位参与社会治理,实现政府与社会组织的良性互动。总之,对社会组织管理实现由"管理"到"治理"的理念转变,加强党委领导、明确社会组织目标,依法参与社会治理,为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强大动力支持。     

瑞典、德国民主模式新解读

社会民主包含两个部分,一是社会民主运动,二是社会民主化。这两者都超越了社民党是否执政的问题,而代表着社会民主政治在社会、经济和政治范围内的全面结构化。     

东亚市民社会与国家的统治

20世纪 80年代以来 ,伴随着全球大规模的民主化运动 ,市民社会理论重新兴盛起来 ,市民社会运动也更多地出现并成为建立和重新整合现代民主社会的主要力量。然而 ,在东亚地区 ,由于其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欧国家社会结构 ,因此其市民社会的出现与发展及其与政府的关系也不同于西欧社会典型意义上的市民社会 ,即不是市民社会导致了民主化 ,而很大程度上恰恰相反 ,是民主化或政治上的相对自由宽松导致了市民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并且 ,东亚市民社会与其政府的关系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相互协调的关系 ,这种关系显然有助于东亚国家社会的安定和逐步实现或完善其民主制度。     

关于国有企业协同社会管理的思考

国有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必须强化责任意识,积极协同做好社会管理。党的十八大提出：＂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体制＂。国有企业既是经济组织,又是社会组织,在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伟大事业中,必须强化责任意识,积极协同做好社会管理。     

社会资本视野下的青少年犯罪原因及控制对策分析

用社会资本理论解释青少年犯罪问题有着重要的方法论意义。青少年社会资本存量源于他们与家庭、学校和同伴之间的联系程度。在我国当前社会转型过程中,青少年社会资本缺失已成为一个不争事实。青少年社会资本缺失主要表现为社会纽带联系弱化或异化。社会资本缺失已成为当前青少年犯罪生成的一类重要社会因素。增加青少年社会资本存量,是提高社会控制能力,实现青少年犯罪预防的重要途径。     

社会建设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社会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要求转变社会建设理念。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要推进社会建设模式创新,建立适应全面小康社会需要的全新的社会建设模式。其基本内容包括:(1)树立和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统筹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2)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实现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统一;(3)统筹政府社会管理与社会自治,实现社会的安定有序。     

虚拟社会管理法律问题研究

虚拟社会是相对于现实社会而言的,随着社会信息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都逐步受到网络虚拟社会的影响而产生改变。而我国的网络立法相对比较欠缺,以致在虚拟社会管理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因此我国有必要加强对虚拟社会管理法制建设,以切实提高虚拟社会管理服务能力。     

正确处理利益矛盾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在人类社会中,利益是促使人们产生各种社会行为的出发点。在社会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们对利益追求的无限性必然产生出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影响社会的和谐与进步。因此,正确处理利益矛盾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不仅是建设公平社会的重要前提和建设合作与宽容社会的重要条件,也是建设民主、善治社会的基本要求和建设可持续发展社会的重要基础。     

网络化时代的社会分化与社会表象

快速发展的社会生活网络化,不仅有效地推进了经济社会的全球化进程,而且也日益明显地加快了社会生活的个体化趋势。如何明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生活个体化的产生原因、运行机制和引发矛盾,借鉴古典社会学从集体表象着眼整合社会分化或促进社会团结的理论思考,充分认识社会表象依托网络信息技术整合价值信念和引领社会行动的重要作用,     

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原因探析

苏联剧变是苏联经济、政治、社会等多个子系统深刻变化并最终瓦解的结果。在强国家—弱社会格局下,苏联的社会与国家高度同构,社会整合与政治整合高度重合。长期以来,苏联由于对整合对象的作用认识不够,整合中心单一,特别是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后,社会分化加剧,社会整合机制逐渐失效。社会整合失效既伴随着政治整合失败而发生,同时也是剧变发生的社会性因素,并且社会解体加剧了政治剧变的负面影响。通过探究戈尔巴乔夫时期苏联社会整合失败的原因,可以得到一些教训与启示。     

西方国家社会管理理论的脉络与话语分析

近年来,随着中央把加强社会建设与创新社会管理联系起来提高到党的最高政治议程,学界对社会管理的理解由过去被动的社会稳定维护转为主动的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建构。围绕社会有效运转机制的构建,西方国家在屡遭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危机之后,不断进行了理论创新和制度调整,产生了福利国家理论、"第三条道路"理论、公民社会理论和多中心治理与政策网络治理理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面对相似的社会主题和不同的国情条件,对这些理论进行历史话语分析,厘清其理论表现、社会背景和政策后果的基础,对于我们立足现实,有效借鉴西方的理论成果,理性建构中国社会管理体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视野下的社会冲突治理

我国正处于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也是社会冲突的凸显期和多发期。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正是在承认和正视现实社会冲突的基础上提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提出意味着在社会冲突的治理方式上,要走一条非暴力、非对抗的治理道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个不断治理和化解社会冲突的持续过程,是在发展的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     

学习构建宪政政府的技艺

宪政政府的政体模式,即有效政府和分权政府,既不是小政府大社会,也不是威权政府一元化社会,而是政府与社会的法治化的两分,政府的归政府,社会的归社会。     

智利"民主联盟"应对社会矛盾的主要做法

1990年“民主联盟”执政后,智利的社会矛盾相当尖锐,政府面临一系列政治和社会难题。“民主联盟”政府采取了许多措施应对社会矛盾,如积极推动全国和解;适时调整社会政策;寻求最广泛的社会共识,保证政府政策的可持续性;实施持续的扶贫政策,积极拓展就业途径,推进社会和谐;推进廉洁和有效政府的建设;妥善处理少数民族问题。由于“民主联盟”积极并合理应对了各种社会矛盾,智利实现了近20年的经济持续增长,政治和社会相对稳定,成为拉美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样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