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湄公河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探析

随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深入,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渐形成。目前,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主体实现多元化,治理范围不断扩展,治理机制框架基本完善,治理成就显著。但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仍面临着众多挑战,如：各国对中国存有戒心,政治经济差异和安全治理协调机制不健全等。未来的次区域非传统安全治理要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在加强政治互信,促进经济合作与完善沟通机制等方面采取有效对策。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国内外研究：回顾与分析

1992年,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驻亚洲开发银行的倡导下正式启动。同时,国内外关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研究也逐渐兴起。目前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国内研究以经济路径为主,涵盖诸多议题。国外研究则主要围绕大湄公河次区域的水资源安全、生态环境保护、区域治理3个议题开展。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国内研究需要“取长补短,拓展视野”,在研究路径和议题选择上有所突破和推进。     

中国和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

大湄公河次区域是中国与东盟部分国家合作的重要平台。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存在着较为接近的合作目标,符合双方及次区域国家的共同利益。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主要机制有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计划、东盟—湄公河流域发展合作计划与湄公河委员会。中国与东盟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合作对促进次区域经贸发展、构建东盟共同体与东亚一体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与跨境安全治理

跨境安全问题是影响中国与缅甸、泰国、老挝、柬埔寨、越南5个下湄公河国家政治经济合作的关键因素,同时也是关系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水平能否冲破瓶颈的重要条件。现有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东盟—湄公河流域开发合作机制、湄公河委员会等多边机制对于跨境安全问题捉襟见肘、应对不力。2015年11月中国提出的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建立,其合作内容涵盖政治安全、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社会人文3个重点领域。因此,该机制的建立为解决次区域内跨界安全问题、深化区域合作提供了新的机遇,也为中国展现其国际秩序建设能力提供了新的平台和渠道。本文先就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下跨境安全治理的相关概念、研究现状进行分析,接着探讨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内的跨境安全问题、根源与影响,最后指出通过夯实中国与下湄公河国家的互信基础,构建跨境安全治理的合作平台,发挥中国在跨境安全治理中的建设性作用,发挥次国家政府的能动作用,处理好与域外国家和其他合作机制的竞合关系,开展跨境安全治理的早期收获等路径来发挥澜沧江—湄公河机制的跨境安全治理作用,有效应对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的跨境安全问题。     

在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中的柬埔寨

2002年11月3日,首次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领导人会议在柬埔寨首都金边开幕。这次会议是湄公河流域开发史上一次最高级别的会议。会议主题是“通过区域一体化实现大湄公河次区域的增长、公平和繁荣”。会议议程包括评估过去10年湄公河区域合作取得的成果,展望未来10年的合作前景和确认合作承诺,并讨论如何加快发展伙伴关系。这次首脑会议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方面取得的一项重大进展,对湄公河流域内各国(即中国、泰国、越南、缅甸、老挝、柬埔寨)经济合作的全面展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复杂的合作机制和中国的参与

自90年代初由亚行牵头与澜沧江—湄公河沿岸的柬、中、老、缅、泰、越六国共同建立起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在国际上一般称为“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即把“大湄公河”作为澜沧江(中国境内云南段)和湄公河(流经中南半岛段)的统称。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开展以来,合作范围日趋扩大,机制也越来越多样复杂。本文拟对此作一个简要的分析,并提出中国及云南省的参与对策。     

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参与大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现状与对策

2005年7月在昆明召开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二次领导人会议通过的《领导人宣言》,批准了《大湄公河次区域(GMS)贸易投资便利化战略行动框架》(以下简称《行动框架》),并要求切实执行。该《行动框架》确定了海关制度、检验检疫措施、贸易物流和商务人员流动四个优先合作领域,是指导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未来10年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件,标志着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由此进入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为总体掌握目前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参与GMS合作的现状,衡量中国现状与《行动框架》之间的差距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中国在未来5～10年实…     

大湄公河次区域产业协作机制探析

自1992年以来,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以下简称GMS)已经走过了16年的历程.虽然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已经取得许多重要进展,而且合作潜力巨大,前景为外界所普遍看好,但GMS合作毕竟启动时间不长,而且是在差异性比较突出的发展中国家之间展开,受外界因素影响较深.     

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可行性探析

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与项目开发一直是次区域各项经济合作机制中的一个核心计划。本文从资源禀赋、经济效益、制度安排、融资渠道等多角度着眼,对正在提上议事日程的大湄公河次区域电力合作的可行性展开分析论证,以期对GMS在电力领域的合作有所裨益。     

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的理论与方法

进入90年代以来,尤其是亚洲开发银行1992年10月在马尼拉举办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第一次研讨会以及此后举行的次区域经济合作部长级会议以来,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问题在云南、在中国和东南亚、在一些欧美国家和重要的国际组织中,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在实践中取得进展,形成了所谓“澜沧江—湄公河流域热”。但是,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合作是一项跨世纪的巨大而又复杂的工程,这一工程的顺利推进和逐渐完成,将经历一个较长的时期。也正因为如此,更加需要从不同的角度、从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上,对这一关系到中国西南(特别是云南)与中南半岛各国、影响中国和整个东南亚的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问题,进行更为全面,更为深入的探讨,以推进这一合作进程。本文拟从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概念入手,分析影响澜沧江—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政治和经济因素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进而提出以功能方法为主的方法以及与之相应的战略,推进次区域合作。这些看法还不成熟,主要是提出一些需要研究的问题,意在抛砖引玉,引人深入探讨,对推进次区域合作切实起一点作用。     

试论非传统安全合作对东盟国家间关系的推动作用

冷战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兴起,促使区域层次开始凸显为国家间安全合作的主要平台,安全地区化态势使地区合作成为一种新的安全、发展和战略思维。东盟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进展以金融危机为分界线,随后一系列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爆发促使该领域的合作在地区层面展开。通过对非传统安全合作促进东盟国家合作的多层面分析,可以推断,非传统安全问题将在广泛领域内推动东盟国家间合作,而不仅仅局限在非传统安全领域。     

澜湄合作中的非传统安全治理:从碎片化到平台化

澜湄地区的安全问题以非传统安全为主,涉及跨境犯罪、社会公共卫生、水与环境安全、信息网络犯罪等广泛议题,呈现出明显的复合性与联动性的结构特征,深刻地影响着该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安全。自2016年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正式成立以来,国内外学术界对澜湄合作给予广泛关注和多视角研究,但对于该机制框架下的非传统安全研究还相对缺乏。长期以来,澜湄地区的非传统安全治理属于“碎片化”治理模式,机制拥堵,治理政策、资金、技术、人力和物力的投入分散,且缺乏持续性,导致安全问题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澜湄合作机制成立后,从合作治理内容、结构、参与主体等方面,推动了非传统安全治理逐步向“平台化”模式演进和发展,从根本上促进了澜湄地区国家之间的务实合作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解决。《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18~2022)》已将非传统安全合作列为重点合作内容,未来澜湄合作需要在治理范式创新、多层平台搭建、早期项目设计和收获等方面完善非传统安全治理机制,持续推动澜湄合作拓展和深化。     

亚丁湾海上非传统安全合作与机制建设

海盗活动的日益猖獗使海上航行安全问题再次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在20国海军40余艘军舰的巡航下,亚丁湾暂时风平浪静,索马里海盗活动大为收敛,但远未就此罢手,劫船事件仍时有发生.     

挑战与机遇:东亚一体化视野中的非传统安全合作

当前,传统安全威胁较冷战时期大为减弱,而形形色色的非传统安全威胁成为危害国家和地区安全甚至全球稳定的主要因素。东亚非传统安全合作较为成功,在实践中取得了明显成效,但客观上还存在一些不足之处。非传统安全合作增强了东亚国家的相互了解与互信,培育了地区认同意识和归属意识,促进了东亚合作机制向深度和广度拓展,为一体化深入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结构支撑。另一方面,东亚特殊的安全格局和错综复杂的历史与现实矛盾使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面临诸多挑战,同时也蕴涵了重要机遇。     

东南亚地区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架构与中国的策略思考

在东南亚地区的非传统安全合作中,存在3个层次的合作机制。东盟主导下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深化缓慢,执行乏力,主要扮演着合作的倡导者和规划者的角色;成员国间的双边或多边小范围合作机制是东盟合作计划的实施者,但合作领域单一,能力有限;区外西方大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合作机制,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合作相结合,发展迅速。这3个层次的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既相互支持,又相互竞争。面对东南亚非传统安全合作机制的独特架构,中国需进行策略思考。     

因势利导:化解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东盟路径

非传统安全困境存在吗?这种安全困境为何产生?以东盟为中心的东亚区域合作能否将其化解?既往研究通常一分为二地看待国家在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议题中的行为逻辑,用安全困境的理论解释前者,安全化与和合主义等概念描述后者,认为后者更易导向国际合作。新冠肺炎疫情是一次非传统安全危机,然而世界各国却在应对过程中合作乏力、对立加深,这是一种非传统安全困境,各国政策和行为意图的不确定性是其主要原因。冷战后,以东盟为中心的区域合作架构在非传统安全议题上因势利导,增强各国对安全威胁的共同认识,依托既有地区合作机制凝聚共同利益,形成了增强政策和行为意图确定性的“威胁—利益”转化机制,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这种非传统安全困境。2020年4月,为应对疫情而召开的“10+3”特别峰会即为例证。东盟国家与中日韩三国对安全利益的共识虽有待增强,但对安全威胁的预估已趋于一致,是化解当下全球性非传统安全困境的一个地区性积极表征。     

非传统安全与南海地区国家的策略性互动

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是南海地区人与社会经济、自然发展关系扭曲的结果。它与南海传统安全交织出现,给地区国家安全与海上航行安全带来了巨大冲击。但相比之下,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学界太多的关注。南海非传统安全威胁由来已久,20世纪60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且在九一一事件后主导南海地区安全形态。其后,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引起了地区国家的重视,虽在地区国家加强合作下有所好转,但并未得到根本性解决。由于地区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间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及现有的民族、宗教矛盾,未得到实质性改善,未来南海非传统安全形势仍不容乐观。南海地区国家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策略性互动还存在着一系列不足与问题,而这些不足和问题使地区国家在南海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效果不彰。不仅如此,针对地区内存在的发展不平衡问题,中国需要和东盟国家找准方向,为解决南海非传统安全问题探索有效途径,进而实现共同维护南海稳定与和平的目标。     

印度-澳大利亚海洋合作:动力与制约

印度和澳大利亚近年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这主要表现在举行联合海军演习、建立海洋对话机制、推动地区海洋治理等方面。两国之所以不断加强海洋合作,主要因为双方都调整了海洋战略、均希望制衡中国、促进经贸合作以及应对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另一方面,由于双方全球外交战略存在差异、对中国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印度不满澳大利亚发展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以及印澳距离较远和经济关系不密切,两国在进行海洋合作时会受到一定制约。不过,由于双方不存在根本性矛盾,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两国未来还会进一步加强海洋合作。     

非传统安全视野下中国与东盟警务合作机制研究

一、中国与东盟各国所面临的非传统安全挑战 近年来，中国积极与东盟各国加强对外合作关系建设。通过“10＋1”与“10＋3”会议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形式，中国与东盟各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与发展。但是，中国与东盟同样也共同面临着非传统安全的严峻挑战。     

后冷战时期日本与东盟安全合作的演变

冷战时期日本和东盟间的经济合作为后冷战时代双方的安全合作奠定了物质基础。日本为了成为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在安全上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并制衡迅速崛起的中国,在冷战后积极加强与东盟的安全合作。双方在传统和非传统安全方面都展开了深入的合作。而日美同盟及东盟对日防范心理则是双方安全合作的主要制约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