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

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多发生在封闭性、秘密性较强的侦查程序中,因而往往难以证明和查实。如果不明确非法口供的证明对象、举证责任和证明标准,最终将导致排除规则形同虚设。因而,解决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中的证明问题,已是落实非法口供排除规则、遏制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的当务之急。     

论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

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的证明主要是指当被告方主张控诉方的证据系非法所得时由谁承担证明责任以及证明应达到何种程度。根据证明责任的分担原理,对非法实物证据的排除,一般应由被告方承担证明责任,其证明达到"优势证据"即可;对非法自白的排除则应由控方负证明责任,其证明应达到"排除合理怀疑"程度。     

论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侦查机关还在习惯性地依赖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在审判阶段不能得到有效排除，成为我国法治化的一大障碍。借刑事诉讼法修改之际，应当确立明确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并完善相关配套制度，以保障非法口供排除的实现。     

论我国非法口供的排除

非法口供是导致冤假错案的关键因素,但是毒树应开正义之花。两高司法解释不一致为实务带来一定的困扰。当前,立法和刑事政策导向、实证典例、域外参考、依法治国的具体要求都阐明了排除非法口供的必要性。排除非法口供之路径,可从保障律师参与、完善口供证据审查体系、落实不得自证其罪和无罪推定原则、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庭审实质化、明确范畴等方面予以研究。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

目前我国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完善。     

论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的完善——以非法口供证明力的阻断为视角

目前的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仅能从形式上排除非法口供,非法口供实质上已经通过庭前案卷移送预先进入审判者的视线,并最终对案件事实的认定发挥重要作用。同时非法口供排除规则对是否排除“重复自白”和以非法口供为线索取得的物证是否排除没有规定。这些问题都会影响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能否达到彻底排除的效果,因此有必要从证明力的角度对非法口供进行研究,并对我国非法口供排除规则进行再完善。     

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以非法口供排除为例

程序性制裁的实现,有赖于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而程序性裁判的实施,又有赖于相关程序及证明规则的完善。在我国,按照司法裁判的规律,建立和完善程序性裁判的实施规则,已成为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它既是落实我国已有的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的当务之急,也是建构我国程序性制裁制度的重要任务。     

侦查学视角下非法口供排除研究

《刑事诉讼法》的修订和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的改革,对于侦查机关的取证能力与规范程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作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核心内容,非法口供排除以制度的形式对于讯问工作进行了体系化的顶层设计。但实证研究表明,非法口供排除的实施效果不尽人意,主要面临法律规定存在不足、配套制度有待完善、侦查人员自身因素以及监督和奖惩机制尚未健全等问题。为规范讯问取证工作,将非法口供排除真正落到实处,可以采取澄清法律规定、明晰规则细节,完善配套制度建设,督促侦查人员转变理念、加强业务技能培训,建立健全监督和奖惩机制等策略。     

非法证据证明责任及标准的实践把握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有关非法口供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辩方提出-控方证明"总体上具有合理性。鉴于非法证据刑事证明责任分配及标准问题的复杂性,目前在实务操作中有两个问题需要明确,一是辩方履行非法口供争点建立责任的限度,二是控方完成非法口供证明责任的标准。     

关于我国构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调查研究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我国刑事证据规则研究的重要课题.调查表明,非法证据问题在我国刑事诉讼中仍然十分突出.结合司法实践,要构建科学合理的非法言词、实物证据排除规则.非法言词证据的排除范围,以侵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的手段收集证据为限;非法实物证据排除应设立轻微损害和利益保障两个例外原则;确立公诉机关对证据合法性的证明责任;非法证据的衍生证据则不予排除.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的若干重要问题

我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应当按照非法证据种类和多元利益衡量法的双重标准对非法证据进行排除;应当依照"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理分配非法证据排除的举证责任,但是要降低证明标准并建立相关的辅助制度;在非法证据排除程序中应当发挥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职能,在审查批捕、审查起诉、庭前审查和法庭审理四个阶段中建立起检察机关、法院依职权主动排除非法证据和依申请排除非法证据的程序.     

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之惑——对《非法证据排除规定》五大理论问题之解读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在对非法证据尤其是非法言词证据的界定、非法证据的证据能力之排除及证明责任的分配、证明标准的设计方面具有开创性的意义。但从该文本在非法实物证据及其排除方面的阙如、对非法言词证据排除在程序设计上的不彻底性等几个方面来看,它所设定的仍是一种对非法证据有保留地排除制度,遵循的其实是非法证据的有限排除主义,因而有进一步完善的必要。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理论误区与规则重构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忽视了诉讼结构加工信息的特有功能 ,证据具有的自在性、必然发现性以及公用性使得非法方法不能作为断送证据“前途”的合理理由 ,考虑到公民无权把隐私权和沉默权作为隐藏犯罪证据的手段 ,建议引入非法与合法事后证明规则以及收集证据人员的取证风险选择权     

对我国排除非法证据规定的几点思考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限制刑事诉讼中国家公权力滥用,保障公民基本权利的重要手段之一。我国已经出台了相关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定,然而纸面上的规则能否顺利转化为实践中的法则还有待时间的验证。只有对规则本身存在的问题进行相应完善,并辅以各方的共同努力才能充分的发挥其保障人权的重要作用。     

对构建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思考

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作为保障民事诉讼程序正义的重要诉讼法律规则,业已为学术界所重视,但遗憾的是我国现有的民事诉讼法律制度于该规则之规定尚有很大缺陷。文章将通过对大陆法系及英美法系关于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理论之比较及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的建构与发展两个方面对该规则进行分析论述并提出对我国非法民事证据排除规则立法的建议。     

我国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探析

非法证据排除是讼诉活动中一项重大的证据规则。在我国确立合理的证据排除规则 ,是社会主义法制的需要 ,体现了对人权的尊重 ,也有利于减少和遏制刑讯逼供和非法拘禁现象。设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要在形式上制定法律 ,在证据运用中仔细鉴别 ,排除非法证据     

论非法证据排除的程序规制

新刑诉法关于非法证据排除的创新规定所体现的中国特色,在具有较为强大的制度、实践优势的同时,也存在因难以满足排除机制的内在要求而可能发生的刑事程序失灵风险。规避风险的有效路径,在于足量掺入确保诉讼功能平衡、增强排除诉讼特性的要素,以规避潜在的任意排除、关门排除、自我排除、差异排除风险。具体设置上,一是可对应非法证据排除的两种不同排除模式,分别采用排除合理怀疑和优势证据的证明标准;二是应以确保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两大诉讼功能的适度动态平衡为设置标准,审慎、合理地拟制非法证据排除的操作程序。     

非法行医侵权案件中举证责任的分配

从法律范畴上讲,非法行医行为可细分为行政违法行为、犯罪行为、侵权行为。作为侵权行为,尽管非法行医是非法的,但其行为对象为病人,行为方式为医疗诊治,理应视为医疗行为。无论是惩治非法行医者还是对受害者进行积极救济,有必要对非法行医侵权案件推定适用举证责任倒置规则。     

论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

司法实践中,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运行面临困境,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排除在我国现行法律文本中始终未能确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规范目的:不得以侵害被追诉人的基本权利为手段取证。以此为中心判断派生证据的先天瑕疵是否为实质性瑕疵,再进行利益衡量确定是否排除非法证据的派生证据。构建庭前会议与庭审中心“阶层式”证据审查制度,将对非法证据的排除起到推进作用。非法言词证据的派生证据应绝对排除,非法实物证据的派生证据采取绝对排除与相对排除并行的方式。